哲学家以探究生命的意义为己任，这也就给了他一个评判自己所处时代的根本标准。尼采据此来观察他的时代，他看到的是什么？最触目惊心的是一种没头脑的匆忙，它确证了生命意义的迷失。尼采对现代人的匆忙深恶痛疾，一再指出：“普遍的匆忙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一切悠闲和单纯的消失”，乃是“文化整个被连根拔起的征兆”。“……那种匆忙，那种令人不得喘息的分秒必争，那种不等成熟便采摘一切果实的急躁，那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它在人们脸上刻下了深沟……仿佛有一种药剂在他们体内作怪，使他们不再能平静地呼吸，他们心怀鬼胎地向前猛冲，就像烙着三M——Moment（即刻），Meinung（舆论），Moden（时尚）——印记的奴隶。”
匆忙的根源，则是信仰的丧失，各个阶层连同国家都“被极其卑鄙的金钱交易拖着走”。“世界从来不曾如此世俗化，如此缺乏爱和善良。”人们“忙碌而又专心地替自己打算……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惨淡经营，而追逐起幸福来绝不会像今天与明天之间所可见到的这样急切，因为到了后天，也许一切追逐的时机都将告终”。这种“充满焦虑的期待和贪婪的攫取引发了灵魂中的全部卑鄙和私欲”。
对于正在德国蔓延的急切追逐财富的趋势，常常有人向尼采辩解说：德国人一直太贫困也太自卑了，只要让我们的同胞变得富裕而自信，那时他们就会变得有文化的。想必我们对这种财富造就文化的论调也十分熟悉，而尼采对此回答道：“如果说信念有时能使人快乐，那么，这种信念却使我不快，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相信终会到来的那种德国文化——财产、虚荣和附庸风雅的文化——恰与我所信仰的德国文化截然相反。”很显然，在他看来，财富能够造就的那种所谓文化，只会是没有精神内涵的伪文化，与真正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
现代人之所以需要这种伪文化，恰恰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没文化。人们忙于逐利，内心空虚，彼此厌倦得要命，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于是浑身上下撒满了文化的作料，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当作诱人的美餐端上桌”了。匆忙使人的尊严和体面丧失殆尽，“因而非常需要一种骗人的优雅，用来掩盖那种斯文扫地的匆忙病”，“教养就意味着使自己对于人的可怜和卑劣、竞争的残忍、聚敛的贪婪、享乐的自私和无耻都视而不见”。
在当时的德国，向法国人学习美化生活的技艺和礼仪成为时尚，掀起了一股热中于“美的形式”的潮流。尼采指出，德国人诚然一向因晦涩、迟钝、沉闷、笨拙而遭人诟病，但这股潮流真正要掩饰的还不是这些旧弱点，而是一种新毛病：“现在最让人难受的是又加上了那种狂热的不安，那种对成功和获利的渴望，那种对当下时刻的过分看重，我们不由得要想，这一切疾病和弱点也许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只能不断地加以粉饰——就用这种‘令人觉得有趣的形式的文化’！”
粗俗而要装得优雅，空虚而要装得心满意足，在语言表达上就会虚伪和夸张。“现在人们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只要他们想说话、发表意见和据之行动时，他们便必然会不诚实。” “现代人在表达时显示了一种野蛮的任性和夸张”。时代的疾病必然会反映在语言上，而我们通过语言的品质也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一个时代的品质。在健康的时代，人们往往朴实地说话，相反，社会上流行的无论是意识形态式的套话，还是广告式的大话，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断定这是一个病态的时代。
最使尼采愤恨的是学者的堕落，学者不但没有承担起批评时代的责任，盛行的反而是“对时代的谄媚”。他评论说：“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它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懂得，哲学的严肃距一份报纸的严肃有多么遥远。”这样的学者把哲学和宗教的观念都丧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闻主义”，是“日常生活和日报的精神和精神之缺乏”。“学者阶层不再是这整个动荡不宁世俗化潮流中的灯塔或避难所；他们自己也一天天变得不安，越来越没有思想和爱心……有教养人士已经蜕化为教育的头号敌人，因为他们讳疾忌医。这些软弱可怜的无赖，一旦有人议论他们的弱点，反对他们那有害的自欺欺人，他们就暴跳如雷。”
在对时代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之后，尼采问道：面对“今日人性的猥琐”，面对我们时代“人性所遭受的危险”，“谁将为了人性，为了由无数世代苦心积累的这神圣不可侵犯的庙堂珍宝，而奉献出他的卫士和骑士的忠诚呢？当所有人在自己身上只感觉到私欲的蠕动和卑劣的焦虑，就这样从人的形象堕落，堕落为禽兽甚至僵死的机械之时，谁将负着人的形象上升呢？”当然，这个守护人性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哲学家的肩上。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说法完全歪曲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追问生命整体的意义，所要寻求和坚持的是某些超越于个别时代的永恒的精神价值。因此，恰恰相反，哲学应该站得比时代精神高，立足于永恒，对时代精神进行审视和批判。
但是，当哲学家要履行这个职责时，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哲学家也是人，虽然心系永恒，却仍然不得不生活在某一个具体的时代，与这个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尼采所说：“这些逃到内心中寻求其自由的人也仍然必须在外部世界中生活，因而露其形迹，为人所见；由于出生、居留、教育、祖国、偶然性以及他人纠缠，他们身处无数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情况类似于耶稣所说的本乡人眼中无先知。因此，“当他们一心追求真理和真诚之时，误解之网包围着他们”。
比误解更严重的是，作为时代的一员，哲学家也会感染时代的疾患。比如说，尼采自己就为生命意义的迷失而痛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哲学家对时代的疾患有更强烈和敏锐的感受，因而更加痛苦。尼采描述这种情形说：“如果每一个伟人都宁愿被视为他的时代的嫡子，始终比一切普通人更加强烈和敏感地因时代的种种缺陷而痛苦，那么，这样一个伟人反对其时代的斗争似乎只是反对他自己的一场荒唐的自杀性斗争。”然而，他紧接着分析说：“不过，仅仅似乎如此；因为在时代之中，他反对的是那阻碍他成其伟大的东西，对他来说，成其伟大也就是自由地、完全地成为他自己。因此，他的矛头所指正是那种虽然在他身上、却并不真正属于他的东西，亦即那种把不可混同、永远不可统一的东西搀和在一起的做法，那种把时代特征错误地焊接到他的不合时宜的天性上去的做法；所谓时代之子终于显出原形，原来只是时代的养子。”时代的养子——这才是哲学家与时代的真实关系。哲学家仿佛是直接由天地精神所生，只是偶然地寄养在这个时代罢了。时代是他的养母，他反对这个养母的坏品性，反对这个养母在他身上造成的坏品性，乃是为了捍卫源自天地精神的他的纯洁的天性，亦即捍卫天地精神本身。
正因为此，哲学家不能就时代论时代，他必须站得更高，眼界更宽。“做事物之尺度、货币、重量的立法者，乃是一切伟大思想家的真正使命。”从何处寻找立法的参照？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不同时代进行比较，看哪个时代人们生活得真正有意义。哲学家“要给整个人类命运下一正确的判断，因而不只是平均的命运，而首先是个人或整个民族可能获得的最高命运。然而，现在种种现代事物近在眼前，影响和支配着眼睛，哪怕这位哲学家并不愿意；于是在算总账时，它们就被不由自主地高估了。所以，哲学家必须在与别的时代的区别中估价他的时代”。当然，在尼采看来，古希腊是最伟大的参照，证明了人性和生命价值所能达到的高度。当哲学家获得了对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坚定信念之后，他也就“在自己身上战胜了时代”，不再会依据身处的这个糟糕的时代来判断生命的价值。“他胸有成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并且实现比这种时行生活更高尚纯洁的生活，而凡是仅仅依据这种丑恶的形态认识和评价存在的人，都对存在做了极不公正的事。”于是，即使在一个糟糕的时代，他仍会百折不挠地为实现生命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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