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算真正地活着?

也许在这本书中你能够找到答案。

《活着》这本书由余华创作,但从内容来看,它故事朴实很接地气,但是却是一部很有力量的书。

余华用一种农民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农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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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余华用一种尖锐狠厉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生命无常的同时,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坚忍如野草般强大的生命力。

正如他所说:“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是因为不得不走。”

短短一句话便走完了一个生命的轮回。

《活着》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豆瓣评分9.4,在豆瓣读书250排行榜上排名第二,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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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新版)》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10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1994年)、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2年)。

它除了获得上述奖项外,还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被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还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豆瓣评分9.3,在电影排行榜中排在第30名,被公认为张艺谋最好的一部作品。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可以说都相当成功。

在小说还没写完,余华仅仅拿了样稿给张艺谋看的情况下,就令他激动不已,于是决定了要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那么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能让一代大导如此动容?

02

余华《活着》持久畅销广受欢迎的关键,就是写中国人的“很苦很善良”。

《活着》的故事内容主要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

这部小说像一部当代中国故事的缩写,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地改革、“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的,作品中的“我”在刚遇到福贵时,他正在田地里赶一头老牛来耕地。

在福贵所讲述的经历中,我们了解到,在解放前的旧社会,福贵是一个地主家的败家子,他嗜赌成性,在小说的开始部分讲述了他的各种荒唐事,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人的一种劣根性,因而才有了他后面的一夜输光家产,变得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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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而他也因为在去为母亲买药的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

在解放战争后,他重回家乡,得知了自己的妻子含辛茹苦地养大儿女,而女儿在一次高烧中成为了聋哑人。

然而,之后的命运更加悲惨,儿子有庆是第一个去世的人,他是在给要生产的县长夫人输血的过程中,因为抽血过量而死。

之后他又接连遭受身边几个人的相继离世,妻子无法忍受儿女的去世,病死家中,女儿也因难产而死,女婿在干活的过程中被水泥板压得血肉模糊,唯一留下的外孙最后吃豆子被撑死,因为家里穷,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子。

在《活着》中,当我们刚感受到生活给予的一点温暖时,以为一切都要好起来的时候,下一刻便会感受到生活的冰冷刺骨。

余华以冰冷的笔触让自己手里的角色死去,毫无征兆,近乎残忍。

当有庆得了长跑第一名,凤霞嫁了人怀了孩子,我们经常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那种温情脉脉的简陋快乐。

但当厄运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物的默默忍受,没有无休止的喊叫,也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悲伤,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那种悲凄但不悲壮的情感。

“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福贵的一生最后只剩下了他自己,还有一头老牛为伴。

但他又表现得非常淡然,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就像作者所说:福贵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中,也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将故事的悲惨性减弱,转而以电影化的一些元素淡化了那种“苦”的味道。

但在服化道以及场景设计上,都堪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03

《活着》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之魂。

中国是农耕民族,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怀,因而和土地有着某种程度连接的作品才更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深埋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乡土之情,那种最原始的生命力。

无论是在电影《活着》,还是在前不久刚上映的《隐入尘埃》这部电影中,都让我们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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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入尘埃》由海清主演,李睿珺导演执导,聚焦的是两个在人群中像空气一样存在的人。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被人看到,他们的声音不被人听到,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耕种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真实的展示以及对人生的思考。

就像电影中的台词:

“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他们在被迫承受苦难的同时,却仍保持着最淳朴善良的本性。

马有铁和贵英虽然生活困苦,但他们对比他们更弱小的生命都怀有一颗悲悯、关怀之心。

余华在创作《活着》时明白,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也曾说过:“我们幸福的原因存在于我们的自身之内,而不是自身之外。”

在他看来,过度追求外在的物资财富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这些东西都只能让人获得短暂的快乐,只有内在的精神还有思想才可以让人获得一种长久的幸福感。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个住在楼上的富翁每天都能听到住在楼下地下室的修鞋匠传来的欢乐的歌声,他就很苦恼,他有那么多钱都不快乐,而他为什么那么快乐。然后,一天一个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只要拿出你财产中很少的一部分给他,他就不会再唱了。

之后他就拿出了100万给了那个鞋匠,这对他来说简直九牛一毛,但是那个修鞋匠果然就再也不唱歌了,因为他每天都在担心会有人来偷他的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凡事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

此外,在《活着》中还充满着生命的无常,福贵的悲惨经历我们不能单单归于命运的不公,就像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天对一切事物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人欲的干预。

一切事物都是按照一种自然规律以及他内在的原因而促成的。

福贵的命运和时代背景紧紧相连,也和他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

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我们却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的淡然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余华对生命的一种看法,只有活着本身才是真实存在的。

通过这部小说,以及其他的经典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一部好的文学影视作品只有在和本民族的精神相通的情况下才会长盛不衰,而这其中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

文化属性可以这样理解: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

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

而强势文化吞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的当下,国与国之间在考验经济实力的同时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因而文化自信可以富国也可以强国!

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在这方面可以说占据着足够的优势,

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

而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指出“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而在未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议题上,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内核也必然会在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福祉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的来说,多看好的文学作品既可以让我们丰富自身,也可以让我们为本民族在富强的路上添砖加瓦。只因为,我们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同时,还同属于集体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