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经快三年了，我们的抗疫也已经快三年了，这不是一句废话，因为疫情和抗疫从本质上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疫情，是自然界所发生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是自然界数万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发生的事，可以看作是自然轮回的一部分。
而抗疫，则是人类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对抗大自然的常态、为人类的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为事件。既然是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其中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勇敢、智慧、奋斗、耐心、感动；但人非圣贤，也必然会存在各种妥协、错误、躺平、焦躁与愤恨。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认知、逻辑、情绪、行动，都构成了我们人类社会本身。在如此复杂交织的状况中，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情绪中抽丝剥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第一，抗疫不能被简单的数据所衡量
抗疫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利益中进行取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曾提出过一个“铁轨与小孩”的道德困境问题：
在铁轨上行驶着一列刹车失灵的火车，前方铁轨上有五个孩子在玩耍，正好前方有一个岔道导向另一段铁轨，铁轨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
这时你正好在扳道机旁，你可以选择不动扳道机，那么火车会按照原先的路线行驶撞上那五个孩子；或者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去触动扳道机、把失控的火车引入另一条铁轨，那么只会撞上那一个孩子。
这时你该做怎样的选择？
如果单纯从数据上衡量，那五个的数量显然比一个孩子要多，那么如果让机器来进行判别，拥有极大的概率会把火车引入另一条的铁轨、撞上那一个孩子，一命换五命，机器会觉得划算。
但是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就会比机器多出了两重困境：
1) 责任困境。如果不去动扳道机，列车按照原定路线行驶撞上那五个孩子，责任在铁路方；如果你动了扳道机，在另一条轨道上被撞死的那个孩子责任就在你。
2) 道德困境。你不动扳道机，被撞死的是五个孩子，虽然你没了责任，但是你要承担五个孩子被撞死的精神压力；你动了扳道机，那么另一条铁轨上的那个孩子就是被你亲手杀死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五个孩子和一个孩子里选择，自己亲自动手杀死的那一个孩子让你压力更大，还是眼睁睁看着五个孩子要被撞死却见死不救让你压力更大？你的压力值真的能用5:1这个简单的数字去衡量么？
即使把问题简化到一个极其简单的“铁轨与小孩”的模型中，都会遇到如此复杂的困境，更别提抗疫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
在抗疫中，我们面临的是疫情直接对脆弱人群的冲击、以及抗疫措施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两条轨道。
如果放任疫情不管，疫情的火车就会奔驰在大自然预定的轨道上，让很多人感染、甚至无情地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如果抗疫了，疫情的火车就会被引入另一条轨道，让很多的人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甚至也会造成生命上的损失。
所以，我们该去如何权衡？是用简单的经济数据去权衡么，我们保住了经济数据、保住了感染数据、死亡数据，就一定是合理的么？
人活着需要幸福感和希望感，正是幸福感和希望感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动力，但是这些感性的成分是无法用数据去量化的。经济数据增长、感染数据、死亡数据下降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但是人类之所以称为人类，就是因为除了理性之外，还存在着很大的感性。
第二，保住生活的幸福与希望
幸福与希望是人类感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什么是幸福？买上二两猪头肉大快朵颐一番是幸福；和朋友们聚一起喝个小酒是幸福；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上一个周末也是幸福。
什么是希望？公司业绩不错要发年终奖给自己涨工资是希望；放小长假了要去出游体验诗与远方是希望；过年了从外地回家合家团聚也是希望。
但是因为抗疫的原因，我们在人类的感性方面，失去了太多。这里并不是说抗疫不好、我们就应该躺平，我们就不应该把火车引入另一条轨道。
正如我们不能用“铁轨与儿童”的道德困境去推测全部的复杂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够非黑即白两极化地去选择抗疫的政策。
抗疫问题更像是在疫情暴雨之中在山路上行驶的汽车。抗疫太猛、开太快了就容易掉下经济悬崖；抗疫不济、开太慢了就会被疫情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冲下经济的悬崖。
只有保持一个较高的、可以控制的匀速，才能够在尽量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冲出这一段暴雨山路。
整个社会就是坐在车里的乘客，都会有自己的情绪。现在乘客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看不到司机开出这段暴雨路段的希望，失去了回家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和好友们把酒言欢的幸福。
如果整个抗疫能形成一套可以被各方严格遵守的机制，那么在疫情的暴雨中开车也有了长期机制和经验的保护，能够更加的安全。
如果拥有了这套机制，但仅限于纸面上、各地还是视为儿戏、层层加码，原本开可以开到40公里时速的路段司机只跑到5公里的时速，谁都会急躁、都会丧失希望，最终也只能被疫情引发的泥石流无情地冲下经济的悬崖。
如果一个社会丧失了幸福和希望，就等同于丧失了消费的欲望，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必然会受到影响。
只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用经济数据、疫情数据是一种更简单的说服方式，因为数据毕竟是放那儿放着能看得见的，这就会形成一种懒政：你看从经济数据增长上看，社会是没有问题的；从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数据看，我们的抗疫方法也是合理的嘛。
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但数据的理性并不能完全支持人类的感性。人活着需要有幸福和希望，而这两者是无法被数据所完全衡量的。
我们不想有一旦某地出现一两个病例，就来大范围管控的恐惧；我们不想有一旦被管控起来，就会出现物资保障供应不足的风险；我们不想遇到每个地方视第九版防疫方案为儿戏，搞各自为政、层层加码的痛苦。
我们希望中央制定的抗疫方案能够合理地运行，从而在疫情的暴风雨中保留住我们能看到的幸福和希望。
第三，按照中央方案运行，杜绝不合适的加码
防控加码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搞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去看待。毕竟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殊的情况、按照历史和文化沿袭下来的治理方法、疫情的处境也有不同。
疫情严重的地方防控措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加码，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加码不能是无差别的加码，并且必须有严格的时间和空间区域限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人民在心中保有希望。
现在一些地方搞无差别、无时空限制的加码，就会打破当地群众心中的希望。毕竟看到明确的界限，就会有盼头；而把群众都关在家中，也不告诉他们解封的条件和界限，就很容易让人丧失幸福感、丧失对生活的希望。
在疫情处于上升期、或者疫情严重时，明确告知群众为什么要加码、加码的期限、解除的条件是什么，就会让人心中依然会有盼头，正是这点盼头，是疫情黑暗中的微弱的烛光，支撑了生活中的希望。
而一些地方为了抗疫简单了事、为了保证管理者自己事业的安全，把群众的仅有的盼头都给剥夺了，这显然不是正常抗疫应有的姿态。
中央制定的第九版防控方案就如同车道上的实心引导线，司机开车有时为了紧急避险、有时为了自己方便，难免会有压实线的时候。但压实线后最重要的就是情况处理完后，尽快回到正常的车道内、而不是长期压着实线开车。
对于长期压实线开车的行为，也必须有摄像头进行监控、有适当的惩罚机制。不能被发现长时间压实线开车，最后仅仅道歉了事、而司机不付出任何的成本代价。
总之，抗疫中管理者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数据上的问题，更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是对规则的敬畏，让人民群众心中有幸福、有盼头、有希望。
疫情上升期、严重时的管控措施群众大都可以理解，但是要及时告诉群众管控的原因、严格限制管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明确告知群众解除管控的标准，并且在管控过程中对群众的生活给予有温度、有余地的关怀，而不仅仅是提供物资了事、甚至是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到就把群众管控起来。
疫情管控的规则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所有人都需要深知这一点。所有规则都大不过人的性命，不能让之前的一些悲剧继续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