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地區薄胎醬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
栗建安
1982年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獲學士學位，同年分配至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工作至今。此外，還於1985年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第二期）結業，1990年國家文物局首屆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結業。現為副研究館員。
曾參加過莊邊山、殼丘頭、墓林山等新石器、商周時代遺址的發掘；惠安槐山窯、建窯、南平茶洋窯、晉江磁灶窯、平和花仔樓與大壟、二壟、廈門同安窯、德化明代甲杯山窯等窯址發掘；以及連江定海、遼寧綏中等水下考古工作。至今已發表考古簡報、報告及論文六十餘篇，代表作有《福建古瓷窯考古概述》、《漳州窯》、《從水下考古的發現看福建古代陶瓷的外銷》、《福建古窯址考古五十年》等。
摘 要
薄胎醬釉器是一種高溫細泥施釉陶器，器壁（腹部）厚1-2毫米；胎色褐、灰褐色，釉色有醬褐、醬黑色；釉層多厚薄不定。器身是用拉坯成型，多數為平底、少數為餅狀實足或圈足。
部分器物的器底用線切割、留有多道同心圓痕跡；部分底面較粗糙，可能是間隔物痕跡，未修整。
器物的造型都較規整。大多數素面，一部分裝飾凹、凸弦紋或連珠狀附加堆紋，還有的花口、鏤孔。多數罐、壺類的口沿下、腹中線刻一道寬約1毫米左右的凹弦紋。使用浸（蘸）釉、蕩釉、澆釉或刷釉等多種施釉方法，部分器物的下腹有手指印痕，有的肩、腹部有流釉，部分器物釉面呈藍色、銀灰色的不規則“窯變”斑。使用泥團支釘支燒，也有用套燒。
器形有罐、缽、盆、水注、執壺、水澆、急須、香薰、燈盞、器蓋等。罐的數量最多、形式多樣。
考古調查發現薄胎醬釉器大部分出自福州洪塘窯，年代為南宋至元，即12世紀至14世紀前半。薄胎醬釉器是一種常見但不大量使用的精製陶器。小罐是用於存放如藥材、香料、茶葉等。其他如水注、執壺、急須等可能也是茶器。日本的“唐物茶入”與薄胎醬釉器是同類器物，可能出自同一窯口。早期傳入日本的薄胎醬釉器，大部分可能是從福州直接輸出的，其它可能是在宋元以後陸續傳入的。
前 言
本文所謂的薄胎醬釉器，是特指一種細泥胎質、施釉、高溫燒成的陶器，與一般的陶器相比，此類器物的胎體要薄得多，表面一般施醬褐色或黑色釉，個別也有施青釉的。根據我們現已掌握的資料來看，或早在二十世紀60年代，這類器物就已在福州地區被發現、個別博物館也有收集（例如連江縣博物館就收藏有二件薄胎醬釉小罐）。
但是在當時以及後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人們僅僅將薄胎醬釉器作為一種普通的古代陶器收存，而未對其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這類薄胎醬釉器的發現數量還很少，作為一種造型簡單、品相質樸的醬釉陶器，人們可能認為它們僅僅是一種很普通的古代社會平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對其用途、性質和意義都不曾多加注意和考證；同時大多數的陶瓷研究者們似乎更多地青睞外觀較精美的瓷器。
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在學術研究方面的閉關鎖國狀況，使得我們對這類薄胎醬釉器一直處於一種“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境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活動的日益擴大和深入，長期困擾中外學術界的許多學術疑難和懸案正逐一得到澄清和解答。也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1994年秋，福建省博物館與日本裏千家茶道資料館在日本古城京都聯合舉辦了《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窯出土天目與日本傳世天目》的展覽會。
在此期間，隨展的福建省博物館研究人員在熱心的茶道資料館同行陪同下參觀、考察了日本的多處博物館和美術館。由於茶道資料館是專門研究茶道的，因此他們特意介紹了幾種中國古代輸出至日本，後來在日本茶道中佔有十分重要地位的茶道具，其中就有被稱為“唐物茶入”的薄胎醬釉器，並且他們認為這些器物當時是存放茶葉（末茶）的器皿。這自然引起福建省博物館方面的極大興趣和注意，從此揭開了對這類薄胎醬釉器調查和研究的序幕。
其後幾年，通過福建省博物館與日本茶道界以及雙方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這類曾經在日本茶道世界的茶道具中佔有重要地位，並被稱為“唐物茶入”的薄胎醬釉器，才逐漸撩開了它們的歷史面紗，展現出它們在古代社會民眾物質生活中的作用和在傳播中華文明、溝通中日茶文化方面的地位及影響。
在《唐物天目》展覽會結束後不久，福建省博物館的業務人員從福州市考古隊於1992年發掘的福州屏山石圈遺跡的出土品中發現了二件（1件殘）與日本傳世的“大海茶入”（日本對“唐物茶入”中的一個品種所起的名稱，下同）相同的薄胎醬釉小罐[1]。隨著福州城市考古工作的進展，越來越多的薄胎醬釉器標本在福州市城區內的古遺址出土。隨後開展的尋找薄胎醬釉器窯址的調查，也取得了重要的發現。對此，我們已經發表過兩篇文章，對上述福州地區考古發現的薄胎醬釉器的基本情況作過報導和分析[2]。
近年來作為保存文物的重要途徑之一的民間收藏，也顯示出它的特殊作用：在福州地區的民間收藏界，作為傳世品或收藏品的薄胎醬釉器也逐一現身。這些珍貴的古代文物陸續地發現，使我們得以在更加豐富的資料基礎上，對福州地區的薄胎醬釉器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即是試圖對目前為止在福州及其周邊地區發現的薄胎醬釉器所作的階段性綜合分析與研究。
一、福州及其周邊地區薄胎醬釉器發現概況。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會，原轄五區（即鼓樓區、台江區、倉山區、晉安區、馬尾 區），現轄區擴大至閩侯、福清、長樂、連江、羅源、閩清、永泰、平潭等八縣。福州又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早在2200多年前的西漢初期，當時的閩越國即以福州為都，以今福州市鼓樓區的屏山為中心，建築城池、宮殿。其後，這一帶便一直是福建歷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古文化積澱，在福州老城區的地底留下了豐厚的古代文化堆積，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歷史遺跡和遺物。
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福州市開始了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工程，其他基本建設也不斷擴大。因此，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也不斷加強，並取得了較大的成果。
在這些考古工作中，反映福州城市歷史和文化的遺跡逐一揭露、遺物陸續出土。在出土遺物中占大多數的仍然是作為日常生活用品的陶瓷器，其中就有一批薄胎醬釉器。
根據對福州市近幾年考古發掘出土資料的調查，除了個別古墓葬之外，福州市老城區（主要在鼓樓區）內所有已發掘的遺址中， 幾乎都出土有這類薄胎醬釉器標本。
此外，在連江縣博物館的收藏品中有三件薄胎醬釉器；福清市東張鎮宋代少林院遺址 的考古發掘中，也出土有一批薄胎醬釉器。現以在2000年底以前福州地區經過考古發掘的遺址為單位(參見福州市區薄胎醬釉器出土分布圖)，將出土的薄胎醬釉器標本的概況分別介紹如下。
1、福州市區古遺址出土的薄胎醬釉器：
1）屏山石圈遺址：
標本19件，除2件為水注的口、腹片外，餘皆為小罐，其中完整器1件、小罐的 口沿片2、底片8、腹片6，推測（根據標本胎、釉、形制的不同而定，下同）其器物的個體有水注2、小罐10件。
2）北大路夾道遺址：
標本4件，分別為小罐1、盆1、香薰1（均可復原）以及瓜棱罐的腹片1。
3）柏林坊、水流灣遺址：標本7件，分別為口沿1、底片1、腹片5，推測器物的個體有5件。 [3]
4）屏山菜市場：
標本9件，分別為小罐2、罐1、瓶1、水注2、盒1、盆2，其中僅盆的標本有
一件為腹片，其餘皆為較完整或可復原的。
5）福建省建設銀行基建工地：
標本6件，為小罐4、罐1、香薰1（可復原）。
6）七星井：
標本3件，有水注1、盆1（均可復原）、小罐1。
7）北大路菜市場：
標本9件，都是小罐，其中口沿3、底片5、腹片1，推測其器物的個體有8件。
8）紅湖公寓工地：
標本20件，缽2件可復原，餘為小罐口沿2、腹片2、底片8，罐底片6。 [4]
9）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
出土標本105件，其中小罐標本36件（完整及可復原者10件），缽標本30件（完整及可復原的11件），水注標本14件（較完整者2件），執壺標本6件（較完整及可復原者2件），掛燈標本6件（較完整及可復原的2件）；其他標本還有盂1、小碟1、急須2、香薰2、燈1、瓶1、器蓋1、花盆2、豆形器1等。 [5]
2、福州地區其他古遺址出土的薄胎醬釉器：
1）1995-1997年的福清市東張少林院遺址發掘，出土薄胎醬釉器標本有9件，推測其器物個體分別為小罐5、罐1、壺1、缽1、急須1。 [6]
2）連江縣博物館收藏有三件薄胎醬釉器，皆完整，有小罐2、水注1。根據博物館的檔案登記資料，其中一件小罐出自南宋墓葬，其他二件出處不明。 [7]
上述標本合計近二百件，推測其個體的數量應有150件以上。
二、出土薄胎醬釉器的工藝特徵。
根據對福州地區出土的薄胎醬釉器之表面觀察，對其工藝特徵有如下的分析：
1、胎、釉的基本特徵。
薄胎醬釉器的胎體質地堅硬，扣之發聲清脆，是經高溫燒成。胎體一般較薄，器壁的厚度（以腹部為例）一般約在2毫米左右，有的薄僅1毫米！即使是較大的器物（如腹徑達20餘釐米的罐），器壁的厚度也是如此。
胎質皆細膩緻密，以肉眼觀察，很少有明顯的氣孔、砂眼等，顯然胎土是經過精細地淘洗的；胎色多數呈褐、淺褐、或灰褐色，少數呈灰色；胎表（器物表面露胎處）多為褐、灰褐或醬褐色。
大多數器物的表面都有施釉，釉色以醬褐色為多，還有黑、醬黑以及灰褐色等，個別的有見施青釉的（圖版一：1）。各器物所施的釉層多厚薄不定，有的釉層稍厚則釉面瑩亮、潤澤，有的釉層較薄則釉面晦澀無光，甚至使胎表的旋削紋以及其他加工遺痕都透出釉面，而使器表顯得較粗糙（圖版一：2）。
左：圖版一：1施青釉罐殘件
右：圖版一：22胎表面旋削紋及其他加工痕跡
2、器物的製作與裝飾。
薄胎醬釉器的製作，一般是拉坯成型的，因此多數器物的表裏，均留有或顯或淺的旋削痕。器底多數是平底或平底微凹，少數有餅狀實足或圈足的。
平底及餅狀實足的底面加工和處理方法一般有二種，即一部分器物的器底是用線切割，通常器底較平整或微凹、器底面留有或深或淺的多道同心圓線切痕跡（圖版一：3）；另一些器物的底面較粗糙，似未經任何加工、修整，從其表面的遺痕看，可能是在對器物的下半部進行修坯時，僅修整了下腹部分而未對底面再作加工，因而底面的粗糙遺痕則可能是當器物置於陶車上時墊有某種間隔物，從而在器物底面印下其痕跡（圖版一：4）。
左：圖版一：3器底同心圓線切痕
右：圖版一：4器底間隔物印痕
目前為止所見的薄胎醬釉器，大多數均造型規整，口、頸、肩、腹的轉接處線條處理恰當、流暢，毫無凝滯、粗澀之感。因此，從製作工藝看，如此薄胎的器物在陶車上拉坯成型且使其不變形，是需要有很高的技術水準和嫺熟的技巧手法。
薄胎醬釉器大多數是素面，一部分器物裝飾有凹、凸弦紋（如小罐和缽）或連珠狀附加堆紋（如花盆口沿）（圖版一：5），有的則作成花口（如花口盆）（圖版一：6）；有的腹部壓印瓜稜形（圖版一：7、8、9）；有的還在口沿上鏤孔（如香薰）（圖版一：10）。
（圖版一;4—10）
此外，在製作罐、壺一類的器物時，常在器物的外口沿下、頸下或腹中線處刻一道寬約1毫米左右的凹弦紋。腹中線凹弦紋的內側，並無上下對接所留的痕跡，因此這種凹弦紋可能是一種裝飾或有某種特定的用途（圖版二：1、2、3）。
圖版二1-3外口沿下、頸下、腹中線處刻寬約1毫米左右的凹弦紋
3、施釉方法。
薄胎醬釉器的施釉方法也有多種。從器物釉面的情況觀察，它們可能分別使用了浸(蘸）釉、蕩釉、澆釉或刷釉等多種施釉方法。常見的一般是用手指捉住器物的底部將其口向下浸入釉水中至近底處（底面不上釉），因此往往在器物的下腹部留下了較清晰的手指印痕（圖版二：4、5）。
圖版二：4、5器腹下施釉時留下的指印痕
上釉的情況多根據器物的不同，有的器物是器裏滿釉而外施半釉（如缽、盆等）、有的則是器裏無釉或裏釉僅至內口沿處（如壺、一部分小罐）、也有裏釉僅施於腹和底而口沿及外部均無釉的（如急須）（圖版二：6、7）。
圖版二：6-7施釉僅至外口沿或器裡無釉及僅施釉於腹和底
大部分器物的肩、腹部有流釉痕，一部分器物的釉面還呈現不規則的藍色、銀灰色的 “窯變” 斑塊（如罐、小罐等）（圖版二：2、8）。
圖版二：2
圖版二： 8
圖版二：2、8釉面呈現不規則藍灰色“窯變”斑塊
4、裝燒工藝。
薄胎醬釉器的裝燒，一般是用所謂的點泥支燒法，即將小泥塊或泥團製成的支釘，墊於器物的底部，置於窯具上支燒的。福州市發現的一件私人收藏的傳世品小罐，底部尚粘有支燒的泥點支釘，便是此種裝燒工藝的直接證據（圖版二：9）。有的器物底部雖無保留支釘，但卻留有明顯的可辨識支釘痕（圖版二：10）。
圖版二：9、10底部尚黏有支燒時的泥點支釘或支釘痕
此外，還發現有的器物內底面也粘有支釘痕，說明有些器物是用套燒的方法，即在一器物內再放置較小的器物，由大至小相疊而燒。
三、出土薄胎醬釉器的種類與型式。
目前福州地區已出土薄胎醬釉器的器形種類有罐、缽、盆、水注、執壺、水澆、急須、香薰、燈盞、器蓋等。
1、罐
出土標本的數量最多，形式也最複雜多樣，根據其形式的異同，將其分為四型：A型 此型的基本特徵為口沿外翻或外卷，矮直頸或斜頸、鼓腹，平底或平底微凹。
此類型的器物，其主要的器形變化在肩、腹部，據此可分為三式：
A1式：窄平肩或窄斜肩
標本1，98FSY:42 ，斜方唇、卷沿斂口、矮斜頸、窄平肩下折、鼓腹、平底，裏外施醬黑釉。口徑8.0、腹徑14.4、底徑7.5、高12釐米（線圖一:1，圖版三：1）。
線圖一:1(98FSY:42)
圖版三：1 A1式罐98FSY:42 (同圖版二：4)
標本2，98FSY:1 ，小圓唇、卷沿、斂口、矮斜頸、窄平肩稍弧、鼓腹、平底、底面線切痕。裏外施醬釉、釉面有藍灰色“窯變”斑塊。口徑5.8、底徑4.4、腹徑9.6、高6.4釐米（線圖一:2，圖版三：2）。
線圖一:2(98FSY:1)
圖版三：2 A1式罐98FSY:1
標本3，98FSY:22, 尖唇、卷沿、斂口、矮斜頸、窄斜肩、鼓腹、平底，頸部下方刻一道凹弦紋。裏外施黑釉。口徑10.6、腹徑15.8、底徑6.8、高10.6釐米（線圖一:3，圖版三：3）。
線圖一:3(98FSY:22)
圖版三3 A1式罐98FSY:22
標本4，97FPT01:1,斜方唇外卷、矮斜頸、窄斜肩、鼓腹、平底，頸、肩之間刻一道凹弦紋，內腹無釉、外施醬褐色釉不及底，肩腹部流釉處呈藍灰、灰褐色。口徑8.0、腹徑13.4、底徑6.9、高9.3釐米（線圖一:4，圖版三：4）。
線圖一:4(97FPT01:1)
圖版三：4 A1式罐97FPT01:1
標本5，97FPT01:2，尖唇、斂口、矮斜頸、窄斜肩、鼓腹、平底，腹中線刻一道凹弦紋。裏外施釉、外底露胎，肩腹部流釉處有藍灰色、灰褐色釉斑。口徑5.9、腹徑10.1、底徑4.8、高8.15釐米（線圖一:5，圖版三：5）。
線圖一:5(97PT01:2)
圖版三：5 A1式罐97FPT01:2(同圖版二：2)
標本6，92FPH1:1，尖唇稍外卷、矮直頸、窄斜肩、鼓腹、平底，腹中線刻一道凹弦紋。器表釉層已腐蝕剝落，但仍留有較清晰的施釉和流釉痕。口徑6.7、腹徑11.1、底徑5.6、高7.6釐米（線圖一:6，圖版三：6）。
線圖一:6(92PH1:1)
圖版三：6 A1式罐92FPH1:1 (同圖版二：3)
A2式：圓肩或溜肩
標本1，98FSY:41,尖唇外翻、矮斜頸、溜肩、鼓腹、平底內凹，頸、肩相交處和腹中線各刻有一道凹弦紋，上腹部淺刻六道瓜棱痕。裏外施醬紅色釉、外釉不及底，肩部流釉處呈黑色。口徑8.2、腹徑17.2、底徑8.4、高14.3釐米（線圖一:7）。
線圖一:7(98FSY:41)
標本2，連江縣博物館4-14，尖唇外卷、斂口、矮斜頸、圓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裏外施醬黑色釉，外底及內口沿局部無釉，外腹流釉至底。口徑4.4、腹徑8.0、底徑3.2、高5.9釐米（線圖一:8，圖版四：1）。
線圖一:8( 連江縣博物館 4-14)
圖版四：1 A2式罐 連江縣博物館4-14
A3式：口、肩同A2式，腹部作瓜棱狀
標本1，連江縣博物館4-8，圓唇外卷、矮直頸、圓肩、鼓腹、腹部壓印六瓣瓜棱型，腹中線刻一道凹弦紋，底面有氣泡、不甚平整，留有線割痕。裏外施醬褐色釉，外釉不及底，下腹有一清晰的指印痕。口徑5.3、腹徑9.4、底徑5.1、高8.3釐米（線圖一:9，圖版四：2）。
線圖一:9( 連江縣博物館 4-8)
圖版四：2A3式罐
連江縣博物館4-8 (同圖版一：8)
標本2，93FBG2:345,口部殘，僅存腹、底部。鼓腹、腹部壓印六瓣瓜棱形，平底微凹。腹裏滿施褐色釉，外施醬黑色釉不及底，局部有銀灰色釉斑。腹徑14.6、底徑8.1、殘高9.8釐米（圖版四：4）。
圖版四：4 左上B1式罐98FSY:4 左下B1式罐98FSY:5 中B1式罐98FSY:7
B型：口沿部分與A型基本相同，一般為窄斜肩或窄平肩，肩、腹相交處稍折，深弧腹，可能為平底或平底微凹。可分為二式。
B1式：折肩、深弧腹。
標本1，98FSY:5，為口沿殘片。尖唇、口微敞、矮斜頸、窄斜肩下折、腹微弧，下腹及底殘。施醬釉。口徑7.0、殘高4.3釐米（線圖二:1，圖版四：4左下）。
線圖二:1(98FSY:5)
標本2，98FSY:7，圓唇外翻、矮頸、窄斜肩下折、深腹微弧、腹部有壓印的瓜棱紋，底殘。頸下和腹中線各淺刻一道凹弦紋。裏外施醬褐色釉、外腹的釉面有藍灰色的釉斑。口徑5.0、腹徑9.6、殘高9.3釐米（線圖二:2，圖版四：4中）。
線圖二:1(98FSY:9)
標本3，98FSY:4，方唇卷沿、矮頸、窄平肩下折、斜直腹底殘。施醬釉，但大部分釉面泛乳白色。口徑2.7、腹徑5.4、殘高3.2釐米（線圖二:3，圖版四：4左上）。
線圖二:3(98FSY:4)
B2式：弧肩
標本97FPT01:4 ,尖唇、敞口、矮頸、窄平肩微弧、斜直腹、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和用泥團貼補的痕跡。裏外施深褐色釉，裏滿釉、外釉不及底，胎表留有清晰的旋削痕，肩、腹部流釉處有黃褐色和灰褐色的釉斑，外腹部還有二處窯粘痕。口徑4.0、腹徑9.4、底徑5.8、高12.3釐米（線圖二:4，圖版五：1）。
線圖二:4(97FPT01:4)
圖版五：11 B2式罐97FPT01:4
C型：基本特徵為卷沿、縮頸、深腹、平底。分為二式。
C1式：卷沿、縮頸、窄弧肩、平底。
標本1，98FSY：45，方唇、窄弧肩稍折、直腹微弧，平底微凹。裏外施醬釉，釉面有藍灰色和銀色斑點。口徑5.4、腹徑7.0、底徑3.2、高5.8釐米（線圖二:5，圖版五：2）。
線圖二:5(97PT01:2)
圖版五：2 C1式罐98FSY:45
標本2，98FSY：11，圓唇外卷、小敞口、縮頸、溜肩、弧腹，腹以下殘缺。裏外施醬釉、釉面有藍灰色斑點。口徑9.8、腹徑11.6、殘高4.3釐米（線圖二:6，圖版五：3）。
線圖二:6(98FSY:11)
圖版五：3 C1式罐98FSY:11
C2式：小敞口、縮頸、鼓腹、平底。
標本1，98FSY:12，厚唇、圓肩、鼓腹、平底，底面有線割痕。施醬釉，裏滿釉、外釉僅至口沿下、其餘部分露胎。口徑7.2、腹徑7.6、底徑3.4、高3.2釐米（圖版五：4）。
圖版五：4 C2式罐98FSY:12
標本2，93FBG4：642，小圓唇、直口（外直內斜）、縮頸、溜肩、扁圓腹，平底內凹，底面有線割痕。裏外施醬褐色釉，裏滿釉、外釉不及底，下腹處有一指印痕。口徑6.2、腹徑10.8、底徑6.2、高5.4釐米（線圖二:7，圖版五：5）。
線圖二:7(93BG4:642)
圖版五：5 C2式罐93FBG4:642
D型：目前僅發現一件。
標本93FST001：30，為一口沿至腹部的殘片，形制呈方唇、斂口、直頸、圓肩、斜弧腹，下腹以下殘缺。頸中線處有一道凹弦紋。裏外施醬褐色釉，裏釉僅施於口、頸部，外釉施於口、腹部，頸中線與腹部之間卻無釉、露胎，裏外均流釉明顯。口徑6.2、腹徑11.0、殘高6.8釐米（線圖二:8，圖版五：6）。
線圖二:8(93FST001:30)
圖版五：6D型罐93FST001:30
2、缽：分A、B、C三型。
A型，基本特徵為直口、斜直腹、平底、餅狀實足。此型目前僅有一式。
A1式：直口或稍斂，斜直腹、平底、餅狀實足，外腹飾一道凸弦紋。
標本1，98FSY：23，斜方唇、斂口、斜直腹微弧、平底、餅狀實足。裏外施醬釉，外底無釉露胎。口徑10.0、足徑7.0、高4.2釐米（線圖三:1）。
線圖三:1(98FSY:23)
標本2，98FSY：24，尖唇斜沿、直口、斜弧腹、平底、餅足微凹，內底殘留三枚支釘痕。裏外施醬釉，外底無釉露胎。口徑14.0、足徑9.0、高6.0釐米（線圖三:2）。
線圖三:1(98FSY:24)
標本3，98FSY：25，平沿、直口微斂、直腹稍弧、平底、餅足微凹。裏外施醬釉，釉面有藍灰色釉斑。口徑13.2、足徑9.4、高6.6釐米（線圖三:3）。
線圖三:3(98FSY:25)
B型，基本特徵為斂口、鼓腹、平底。僅一式。
B1式：斂口、鼓腹、平底微凹。
標本1，98FSY：13，斜方唇、斂口、鼓腹、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外口沿下和腹中線處各刻一道凹弦紋。裏外施醬釉、釉面有藍灰色釉斑。口徑7.2、腹徑9.4、底徑4.2、高5.0釐米（線圖三:4，圖版五：7）。
線圖三:4(98FSY:13)
圖版五：7 B1式缽98FSY:13
標本2，98FSY：61，圓唇、斂口、外口沿下刻一道凹弦紋，鼓腹，腹部以下殘缺。裏外施醬釉、釉面有藍灰色釉斑。口徑5.4、腹徑7.3、殘高3.0釐米（線圖三:5）。
線圖三:5(98FSY:61)
標本3，98FSY：33 ，圓唇、斂口、斜弧腹，底殘缺。裏外施醬釉。口徑16.0、殘高4.9釐米（線圖三:３）。
C型，基本特徵為束口、鼓腹、平底微凹。僅一式。
標本98FSY：40，束口、沿唇外折，鼓腹，平底微凹。施醬黑色釉，裡滿釉，外半釉。口徑7.2、底徑4.4、高4.2釐米（線圖八:4）。
線圖八:4洪塘窯址採集標本
3、盆：分為A、B二型。
A型，基本特徵為斂口、弧腹、平底。僅一式。
A1式：斂口、淺弧腹、平底微凹。
標本1，98FSY:31，圓唇、斂口、淺弧腹、平底微凹，外口沿下一道淺凹槽。裏外施醬釉，流釉處有黑斑。口徑25.0、底徑10.8、高5.1釐米（線圖四:1）。
線圖四:1(98FSY:31)
標本2，93FBT01G4:532，方唇、斂口、淺弧腹、平底微凹，底面較粗糙。裏施滿釉、較厚、釉色醬黑，外施醬褐釉，有流釉痕，口沿和外底無釉露胎。口徑24.1、底徑14.6、高4.3釐米（線圖四:2）。
線圖四:2(98FBT01G4:532)
B型，基本特徵為花口，平底。僅一式。
B1式：壓印花口，淺弧腹、平底。
標本97FPT03：1，平沿、口稍斂、口部壓印呈12瓣花口，淺弧腹、平底，底面不甚平整。外口沿下刻平行的八道凹弦紋。裏外施黑褐色釉，裏滿釉、外釉僅至腹下，底部無釉露胎。口徑13.8、腹徑14.7、底徑10.4、高5.1釐米（線圖四:3，圖版五：8）。
線圖四:3(97FPT03:1)
圖版五：8B1式盆97FPT03:1
4、水注：分為A、B二型。
A型，基本特徵為小口、矮頸、弧肩、鼓腹、平底、管狀流、寬帶把。可分三式。
A1式：盤口、矮頸、圓肩、鼓腹、平底，短直流、寬帶把。
標本1，98FSY：44，方唇、淺盤口、矮直頸，腹部壓印五瓣瓜棱形，腹中線一道凹弦紋。管狀短流，凹面寬帶把。裏外施醬釉。口徑3.2、腹徑9.6、底徑5.2、通高8.5釐米（線圖五:1，圖版六：1）。
線圖五:1(98FSY:44)
圖版六：1 A1式水注98FSY:44
標本2，92FPH1：3，殘片，流、把、底均缺。器形為盤口、矮束頸、溜肩、鼓腹，頸下、肩上各有一道凹弦紋。裏外滿釉，釉色醬褐、大部分已蝕落，有流釉痕。口徑4.1、腹徑13.8、殘高6.9釐米（線圖五:2，圖版六：2）。
線圖五:2(92FPH1:3)
圖版六：2 A1式水注92FPH1:3
A2式：折沿、縮頸、鼓腹、餅狀實足。
標本，連江縣博物館4-22，方唇、折沿、斂口、縮頸、鼓腹、腹中線刻一道凹弦紋，平底、餅狀實足，底面微凹、有線割痕。管狀短曲流，凹面扁平把。裏無釉，外施醬褐釉不及底，釉層較薄，流釉處有黃褐色和藍灰色的釉斑。器表還粘有少量海生貝類的遺痕。口徑3.1、腹徑7.0、底徑2.8、流徑1.1、通高5.9釐米（線圖五:3，圖版六：3）。
線圖五:3( 連江縣博物館 4-22)
圖版六：3 A2式水注 連江縣博物館4-22
B型，基本特徵為小敞口、矮頸、鼓腹、平底，短直流，無把。僅一式。
標本1，97FPT01:5,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器表有明顯的旋削痕。裏外施醬褐色釉，裏釉僅至頸部、外釉至下腹部、有流釉痕，並有三處指印痕。口徑2.8-3.2、腹徑6.2、底徑3.5、通高5.5釐米（線圖五:4，圖版六：4）。
線圖五:4(97FPT01:5)
圖版六：4 B型水注97FPT01:5
標本2，97FPT01:6, 小圓唇、敞口、矮頸、溜肩、鼓腹、平底，腹部壓印九瓣瓜棱形。器表有明顯的旋削痕。施醬褐色釉、裏釉僅至口沿、外釉也僅至肩下，流釉及底、積釉處呈黃褐色。口徑4.1、腹徑9.5、底徑5.0、通高8.7釐米（線圖五:5，圖版六：5）。
線圖五:5(97FPT01:6)
圖版六：5 B型水注97FPT01:6
5、水澆：僅一式。 斂口或直口、矮頸、鼓腹、餅狀足、寬帶狀把，口沿上壓製一流槽。
標本1，98FSY:26, 圓唇、折沿、斂口、矮直頸、溜肩、鼓腹、餅足微凹。施醬釉，裏釉僅至內口沿下，外釉不及底。口沿出一流槽。口徑4.0、腹徑10.0、足徑5.0、高11.3釐米（線圖五:6，圖版六：6）。
線圖五:6(98FSY:26)
圖版六：6 水澆98FSY:26
標本2，98FSY:43, 斜方唇、沿面微凹、斂口、矮頸、溜肩、鼓腹、餅足微凹、寬帶狀把、口沿出一流，裏釉僅至頸部、外釉不及底，有流釉痕。口徑4.7、腹徑10.4、底徑4.6、高11.3釐米（線圖五:7）。
線圖五:7(98FSY:43)
6、執壺：僅一型，分二式。
1式：淺盤口、束頸、溜肩、鼓腹、平底，寬帶狀把，彎管狀流。
標本98FSY:27, 僅存上半部，流、底均殘。頸中與腹中線均刻一道凹弦紋，曲形寬帶把。通體素胎無釉。口徑6.8、腹徑12.0、殘高13.4釐米（線圖五:8，圖版六：7）。
線圖五:8(98FSY:27)
圖版六：71式執壺98FSY:27
2式：平沿、直頸、溜肩、鼓腹、平底或餅足微凹、寬帶狀把、彎管狀流。
標本98FSY:29,直口、直頸、溜肩，腹、底、流、把均殘。裏外施醬釉。口徑5.9、殘高7.0釐米（線圖五:9）。
線圖五:9
7、急須：僅一型，可分二式。
1式：斂口、鼓腹、平底、管狀流、直管狀把。
標本1，98FSY:37,凹沿、尖唇、斂口、鼓腹、底殘缺，管狀短直流，與流相垂直的一側有一直管狀把、把上有二小孔。腹內及內底施醬釉，其餘部分無釉露胎。口徑14.6、腹徑5.7、殘高7.0釐米（線圖六:1）。
線圖六:1(98FSY:37)
標本2，少林院：01，尖唇、凹沿、斂口、直腹微弧，平底微凹，管狀短直流，直管狀把、把面上穿二小孔。器內口沿以下及流內施醬釉，其餘部分無釉露胎。口徑9.6、腹徑10.7、高7.6釐米（線圖六:2）。
線圖六:2( 少林院 01)
2式：形制為斂口、鼓腹、平底微凹，鳥喙狀流，直管狀把。
標本98FSY:38，斜方唇、斂口、鼓腹、平底微凹，口沿斜出一鳥喙狀流，把殘。施醬釉，裏滿釉、外釉僅至上腹部。口徑13.5、腹徑15.8、底徑5.8、高8.2釐米（線圖六:3，圖版七：1）。
線圖六:3(98FSY:38)
圖版七：1 2式急須98FSY:38 (同圖版二：7)
另一件標本98FSY:39，存口、流、把及底部(圖版七：2a,b)
圖版七：2a,b
8、香薰：僅一式。 形制為直口或敞口、束頸、弧腹、平底微凹，底面有一孔。
標本1，93FBG2:361，尖唇、直口稍斂、口部一周鏤刻豎長方形孔26個，口沿下向外出一周平沿，平沿下束頸，鼓腹、腹部刻三道凹弦紋，底呈餅狀實足、微內凹、穿一小孔，底面有線割痕。口沿內外和外腹部施醬黑色釉，其餘部分露胎。口徑11.0、腹徑12.0、底徑6.6、高14、底面孔徑0.3釐米（線圖六:4，圖版七：3）。
線圖六:4(93FBG2:361)
圖版七：3 香薰93FBG2:361(同圖版一：10)
標本2，98FSY:21 ,口沿殘缺，束頸、鼓腹、餅狀實足，底面微凹、穿一小孔、有線割痕，肩部二道、腹部一道凹弦紋。施醬釉，裏釉僅施於口沿處，外釉不及底。腹徑9.4、足徑5.6、殘高7.4釐米（線圖六:5，圖版七：4）。
線圖六:5(98FSY:21)
圖版七：4 香薰98FSY:21
9、燈：僅一式。
標本98FSY:46，燈盞部分為盤口、口沿上出一流槽，束頸、折腹、束腰，與托盤相連，托盤為敞口、淺斜腹、平底。在與流槽反向一側的托盤口沿上立一葉形扁平把，盞口沿與把之間有扁平寬帶相連，把上穿一圓孔、可掛於壁上。通體施醬釉，底面無釉露胎。燈盞口徑5.8─7.2、托盤口徑11.2、底徑5.7、盞高6.4、通高12.6釐米（線圖七:1，圖版七：5）。
線圖七:11(98FSY:46)
圖版七：5 燈98FSY:46
10、器蓋：僅一式。
標本98FSYG2:34,平沿、直口、弧面，鈕殘缺。口沿上方一道凹弦紋。裏外施醬釉，口沿內外露胎。口徑14.0、殘高5.4釐米（線圖七:2，圖版七：6）。
線圖七:2(98FSYG2:34)
圖版七：6器蓋98FSYG2:34
11、碟：僅一式 。
標本98FSY:51，斜方唇、束口、斜腹，平底微凹。施醬褐色釉，外釉不及底。口徑 4.2、底徑3.0、高1.4釐米（線圖七:3，圖版七：7）。
線圖七:3(98FSY:51)(1：1)
圖版七：7 碟98FSY:51
12、其他：除上述類型之外，還有一些殘片標本的形制難以辨認，故未分型式，現分別介紹於下。
a)圈足器。
標本98FSYG2:35，口沿殘缺，斜弧腹、淺凹底，外底接四花瓣須彌座式圈足，裏外施醬釉、足下部無釉露胎。足徑8.6、殘高6.6釐米（線圖七:4，圖版八：1）。
線圖七:4(98FSYG2:35)
圖版八：1 圈足器98FSYG2:35
b)燭臺（燈？）。
標本 98FSYG2:39,殘存管狀柄、中空，下端外弧似呈淺盤狀，其下連接的部分已殘、似喇叭形。上下兩部分的胎質有明顯不同，上者較細、下者較粗。表面施醬釉、內側無釉。柄徑3.4─4.0、殘高8.3釐米（線圖七:5，圖版八：2）。
線圖七:5(98FSYG2:39)
圖版八：2 燭臺(燈？)98FSYG2:39
c)盆口沿。
標本98FSYG2:40,厚唇、平沿、敞口、斜腹，腹以下殘缺。外口沿下一周飾連珠狀附加堆紋。施醬釉，裏釉僅施於口沿下，釉面有藍灰色釉斑。口徑13.0、殘高3.0釐米（線圖七:6，圖版八：3）。
線圖七:6(98FSYG2:40)
圖版八：3 盆口沿98FSYG2:40
四、薄胎醬釉器窯址的調查與發現
在福州地區的古遺址中出土如此頻繁、品種如此豐富的薄胎醬釉器，使得對其產地和窯址的調查，成為進一步開展研究的首要任務。在選擇調查的地點和對象（即窯址）時，我們對以往出土的薄胎醬釉器作了以下觀察與分析：
1、在福州市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的考古發掘中，與薄胎醬釉器一同出土的還有一批粗胎醬釉陶器；與薄胎器相比，其胎質粗鬆，胎體厚，但胎色、釉色基本相同，器形較粗大，多數是罐類，其他還有盆、缽、執壺、急須等。
其中的一些器物釉面潤澤、有流釉和藍灰色釉斑。粗胎醬釉器的部分器表特徵與某些薄胎醬釉器相同。這表明了二者的製釉、施釉和燒成等工藝是相同或相似的。
2、前述的薄胎醬釉器中，有的是用二種精、粗不同的胎土合於一器（如殘燭臺）；有的執壺器身是粗胎的而流與柄卻是與薄胎醬釉器相同的細泥胎；此外還發現有的器形既有細泥薄胎又有粗胎較厚的（如缽、盆、水注、執壺等）。 這些現象說明此二類器物是出自同一個窯址。
以上的觀察、分析以及結合對出土薄胎醬釉器的遺址、地層年代的判定，使我們得到以下的提示：
1、薄胎醬釉器的窯址應是一座宋元時代有生產醬釉陶器的窯址。
2、這一窯址當在福州地區或其附近。
3、這一窯址同時燒造粗、細兩類不同胎質的醬釉陶器。 其產品還有如下一些工藝特徵：即器物的底部有線切痕、腹中線刻凹弦紋、下腹部有施釉時留下的指印痕等。
根據以上的提示，我們首先選擇了位於福州市西郊的洪塘窯進行考古調查。洪塘窯址(參見洪塘窯址位置圖)因其所在地原屬洪塘村而得名。窯址位於福州市西部、南台島的西北部，在今福建省農業大學北山的西端，向西約300米即烏龍江，南、北面均是河灘地、已墾殖，東面相連的山嶺已植樹造林。
洪塘窯址早在二十世紀50年代就進行過調查，發現和採集有醬釉陶器，是一處宋代的陶窯。經過對當年的窯址採集品所作的觀察，確定它們與福州市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出土的部分醬釉陶器相同或相似。
並且與洪塘窯址相距不遠就是南朝至唐代的懷安窯址。懷安窯址出土的陶瓷器就有線切割的製作工藝（這已成為該窯製陶工藝的一個特徵），而與其相鄰的洪塘窯址，有可能繼承了懷安窯的傳統工藝或受其影響。
1999年3月，我們對洪塘窯址進行了二次考古調查。洪塘窯址的遺物堆積主要分佈於北山西端的北、西、南三面的山坡。由於目前該地已闢為大學的教工宿舍區，因此僅在樓舍之間和其邊緣的地表有陶片分佈，北面、南面山坡的斷崖上保存有少量的堆積。
整個窯址受破壞嚴重。調查採集了一批陶瓷器標本，其中大部分是陶器，僅有少量瓷器（如黑釉茶碗、青瓷碗、青瓷瓶底足等），並且初步確定這些瓷器標本不是此窯的產品。因此，我們認為洪塘窯是一處專燒陶器的窯址。這也與以往的調查、發現的情況相一致。
洪塘窯址採集的陶器標本，按胎質可分為粗、細二類。 粗胎陶器的胎質粗鬆、肉眼可見氣孔和白色的砂粒，多數標本的胎體較厚、胎表粗糙，胎色有灰、灰褐、灰黑等。大多數陶器施醬釉，少數施黑釉。粗胎陶器的器形一般較大，在窯址發現的數量多、占絕大多數。常見的器形有罐、甕、盆、缽、執壺、急須等。
細胎陶器則是一種細泥陶，胎質細膩、基本不見氣孔或砂粒，多數標本的胎體很薄，胎表較平整、光滑，胎色有褐、淺褐、灰褐等。採集的標本都是施醬釉，釉色有醬、醬紅、醬黑等，一般器內施薄釉或不施釉。細胎陶器多數器形較小，有的粗胎陶器的附件如執壺的流、柄等也是細胎的（圖版八：4a,b左下）。
圖版八：4a,b左下4a 左上、右為罐；左下執壺(洪塘窯址採集標本)
此二次調查採集的細胎陶器標本有：罐、小罐、缽、執壺等的殘片。現將這部分標本的情況介紹於下：
１、罐：腹部標本一件，形制為溜肩、鼓腹，頸下刻一道凹弦紋，施醬釉、裏釉薄且 不勻。殘高4.4釐米（線圖八:1，圖版八：4a,b左上）；罐底標本一件，斜腹、平底微凹、底面粗糙，施醬釉、外釉不及底、裏側無釉露胎。底徑7.4、殘高4釐米（線圖八:2，圖版八：4a,b右）。
２、小罐：罐底標本10件，器形多為弧腹、平底或平底微凹，底面均有明顯的同
心圓線割痕，有的底面粘有小泥團支釘。施醬釉，裏側無釉露胎，外釉不及底、有流釉痕。底徑在2.3~2.8釐米之間（線圖八:3-8，圖版八：5a,b）。
３、缽：口沿一件，形制為圓唇、斂口、斜腹，裏外均施醬釉。殘高2.7釐米（線圖八:9，圖版八：4a,b左中）。
此外，標本中還有弧面寬帶狀執壺柄一件（圖版八：4a,b左下）。
上述標本與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出土的同類器物相比較，在形制、胎質、釉色以及製作、施釉、裝燒等工藝方面的特徵都是相同的。因此，該工地出土的一部分醬釉陶器（包括粗、精兩類）應是洪塘窯的產品。又因為這些醬釉陶器與其他福州城市遺址出土的此類器物也大致相同，由此還可以推斷福州城市遺址出土的大部分醬釉陶器也是出自洪塘窯的。
五、福州市部分私人收藏的薄胎醬釉器
由於薄胎醬釉器在福州城市遺址中的出土較普遍 ，且已初步判明在福州市的附近就有生產此類器物的窯址，由此推測在福州地區應當有一部分薄胎醬釉器會作為傳世品或收藏品保留下來。於是我們又開始了對福州市文物市場的調查以及向一些文物收藏家作瞭解。
很快地就發現了一批傳世品或收藏品的薄胎醬釉器，其中就有與福州城市遺址考古發掘出土和洪塘窯址調查採集的標本相同和相似的器物（據瞭解，這些傳世品或收藏品中，有些也是從遺址和窯址出土的）。以下將一部分經收藏者本人同意而提供的薄胎醬釉器資料作一簡單介紹。
１、小罐，5件。
圖版九：1—5
罐1(HL01)，器形與福州城市遺址出土的A型小罐相同，器表滿佈醬褐色釉泡。口徑7.1、腹徑13.1、底徑7.6、高10.6釐米（圖版九：1）。
罐2(HL02)，器形可能與洪塘窯址採集和福州城市遺址出土的一些小罐底部的器形相同或相似。折沿、直口、矮直頸、圓腹、平底微凹，施醬黑色釉，腹中線刻一道凹弦紋，下腹有一處指印痕。口徑3.1、腹徑6.6、底徑3.1、高6.5釐米（圖版九：2）。
罐3(TMX02)，器型與罐2相似，但腹部更顯扁圓。高6.3釐米（圖版九：3）。
罐4(HY02)，方斜唇、外折沿、歛口、溜肩、斜腹微弧、下腹微鼓，腹中部刻一道凹弦紋，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灰褐胎，施醬褐色釉，裏釉不均，局部無釉，外釉不及底，底部露胎，釉面有少量砂眼和氣孔，上腹部有一處粘砂，口沿有一小缺口。口徑3.3、腹徑6.0、底徑3.2、高6.3釐米（線圖九:1，圖版九：4a,b,c）。
線圖九:1(HY02)
罐5(HY03)，器形為斜方唇、外折沿、歛口、溜肩、斜腹微弧、下腹鼓、腹中部刻一道凹弦紋，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胎色淺褐，施醬釉，裏滿釉，外釉不及底，底部露胎；口沿下一圈積釉，呈醬黑色，部分釉面較光亮，其餘則晦澀無光，似受腐蝕所致，上腹部有一處粘砂。口徑3.1、腹徑7.0、底徑3.5、高6.5釐米（線圖九:2，圖版九：5a,b,c）。
線圖九:2(HY03)
以上五件小罐分別與日本傳世的“唐物茶入”中同類器物相同，如罐1即“大海”茶入；罐2、罐3為“丸壺”茶入；罐4、罐5為“茄子”茶入。
２、小瓶，1件(HY01)。
斜方唇、口沿稍外折、直口、矮直頸、頸下部有多道凹弦紋，溜肩、鼓腹、餅狀實足，底面微凹，有線割痕(燒裂)及三點支釘痕，足、腹之間和足外側均有旋削痕，稍顯粗率。胎表細膩，呈深褐色，施醬褐色釉，裏滿釉，外釉不及底，有流釉痕及手指痕，釉面略粗澀，有銀灰色和淺褐色的窯變斑點。口徑2.8、腹徑5.8、底徑3.7、高7.1釐米（線圖九:3，圖版九：6a,b,c）。此件小瓶與“唐物茶入”中名為“鶴首”的器物相同。
:3(HY01)
圖版九：6a,b,c
３、水注，一件(HL03)。
器形與福州屏山市場出土的B型水注相似。口徑2.7、腹徑6.7、底徑3.6、高5.2釐米（圖版十：1）。
圖版十：1 水注HL03
4、水盂，一件(LJ01)。
器形與省社院工地出土的標本98FSY：1相似，為小圓唇、束口、窄溜肩、鼓腹、小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切割痕，施醬褐釉、釉層較薄，裏滿釉、局部釉層稍有脫落，外釉僅施至肩部與上腹部，施釉線邊緣有一處指印痕。口徑7.2、底徑約3.0、高3.5釐米（圖版十：2）。
圖版十：2 水盂LJ01
5、水澆，一件(TMX01)。
尖唇、歛口、溜肩、鼓腹、平底微凹、底面有線割痕，淺褐色釉、胎表不甚平整，施醬黑色釉，裏釉僅至口沿下，內腹有流釉，外釉不及底，亦有流釉；器表有氣孔，器身一側安一扁平寬帶曲形把。口徑4.2、腹徑8.0、底徑3.2、通高7.1釐米（線圖九:4，圖版十：3）。
線圖九:4(TMX01)
圖版十：3水澆
六、幾點初步認識
以上我們將福州地區城市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洪塘窯址調查採集的以及福州市私人收藏品中發現的部分薄胎醬釉器作了較全面的介紹，並對這些薄胎醬釉器的種類與型式以及它們的製作、燒成等工藝特徵作了初步的分析。綜合這些資料和分析的結果，目前有以下幾點初步認識：
洪塘窯址位置圖
福州市區薄胎醬釉器出土分布圖1、屏山石圈遺址 2、北大路夾道遺址 3、柏林坊、水流灣遺址 4、屏山菜市場5、福建省建設銀行基建工地 6、七星井 7、北大路菜市場 8、紅湖公寓工地9、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
1、關於薄胎醬釉器的年代。
作為確定薄胎醬釉器年代首要的依據，是這些薄胎醬釉器在福州城市遺址考古發掘時出土的地層層位，以及與其他可確定年代的遺跡其相互關係。根據已發表的一部分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薄胎醬釉器標本的出土地點及其地層層位和遺跡是：
1）福州屏山石圈遺址第4層下的H1；
2）福州北大路夾道遺址第4層下G2、G4；
3）福州市柏林坊、水流灣遺址第4層及第4層下的H1；
4）福州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遺址第3層。
上述遺址的地層和遺跡，均為宋元時代。在這些地層和遺跡中，與薄胎醬釉器一同出土的還有大量其他陶瓷器，它們多數是來自福建省的宋元時代窯址 ，如福州宦溪窯、連江浦口窯、福清東張窯、閩清義窯、莆田莊邊窯、南平茶洋窯、晉江磁灶窯、建陽建窯、德化窯等；少部分為外省的如龍泉窯、景德鎮窯、吉州窯等的產品。其中的一些器物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例如建窯的黑釉兔毫盞，同安窯系的青釉篦紋劃花碗，龍泉窯的梅子青、粉青釉瓷器等，皆為宋元時代的代表性器物。
在洪塘窯址的調查中，與薄胎醬釉器同時採集到的還有黑釉茶碗、青瓷碗（碗內刻蓮瓣、碗心印團花及一“福”字）、青瓷蓮瓣瓶底足等，它們的年代大致也是 南宋至元代 。
另有採集的“天禧通寶”銅錢一枚，應為北宋真宗時（1017─1021）所鑄。此外，連江縣博物館收藏的薄胎醬釉小罐（前述的連江博物館4-8）也出自南宋墓葬。
綜上所述，福州地區發現的薄胎醬釉器的年代應可以推定為南宋至元代，即12世紀至14世紀前半期。
2、關於薄胎醬釉器的性質與用途。
從薄胎醬釉器的工藝特徵來看，由於多數器物具有質地細、胎體薄、器型正、火候高的特點，在製作和燒成上應有較大的難度，因而不同於一般的陶器，而是一種精製的陶質器皿。從出土情況看，雖然它們的發現很普遍，在已作過考古發掘的福州城市遺址幾乎都有出土，但是數量都很少；這也與窯址的考古調查情況相同（前文已述，在洪塘窯址的考古調查中，薄胎醬釉器標本發現的數量是很少的）。
從薄胎醬釉器器形品種較多、大部分是體量較小的容器、在古遺址中又有普遍出土等情況來看，它們應是日常生活用具。因此，薄胎醬釉器是一種精製的、平時生活中常見但又不是大量使用的陶器。陶瓷器皿一般來說，大多可按其器形確定或推斷其用途(如罐類為存儲器；盆、缽多為食器；執壺、水注、急須為水器或茶器；香薰為陳設器等)。
在已知的薄胎醬釉器中，小罐是其中數量最多的，而且大部份的小罐，器形精緻小巧、釉面瑩潤亮澤，兼有實用和觀賞價值，因此可能還是一種較高檔的日常生活用品。
由於小罐的器內多數無釉或僅施薄釉，而陶胎的吸水性是較強的，因此推測小罐可能不是用於裝貯液體類的物品；此外多數小罐的口沿稍外翻或外卷，應是為了便於捆紮、密封；同時，它們胎薄易碎，也不可能是作為粗使器皿如置於灶台，貯放油鹽醬醋之用的。不過至目前為止的考古發掘資料中，也尚未見到其使用方法的直接證據。
若從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出土薄胎醬釉器的古遺存可分為三類，有居住遺址、寺廟遺址和墓葬。
１)居住遺址。
例如福州市區內的湖東路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工地、屏山菜市場以及其他的城市遺址均屬此類。從這些居住遺址出土的薄胎醬釉器種類較多，以小罐占多數；如果全面地去考察其作為容器的用途的話，它們可能是存貯多種物品（如飲食調味品、藥品、香料或茶等）的器皿。
２)寺院遺址。
如前文提到的屏山菜市場以及福清少林院等遺址。根據1997年福州市屏山菜市場工地發掘出土的情況看，在與薄胎醬釉小罐共出的陶瓷器中，有幾件青瓷和青白瓷碗，其圈足內有“茶”、“茶頭”（圖版十：4）以及“乾元方丈”、“天宮”、“藏院”（圖版十：5）等墨書字樣。
圖版十：4、5
據考證，發掘地點的附近，宋元時代確有乾元寺、天宮院、藏院等寺廟。這一帶原來可能是寺廟較集中的地區或寺廟遺址。 “茶頭”乃寺廟中掌管茶事的僧人，墨書“茶”、“茶頭”字樣之碗則說明其與寺院的茶事有關 [8] 。
福清少林院遺址也出土了幾件薄胎醬釉小罐，共出的陶瓷器還有黑釉茶碗等，有些茶碗的碗內有明顯的磨損痕跡，應是經長期或多次用於點茶而形成的。 由於寺院僧侶的生活儉樸、不沾葷腥，因此寺院遺址出土的薄胎醬釉小罐不大可能是盛放調味品的容器，而可能與茶事有關。
３)古墓葬。
如連江縣博物館的二件薄胎醬釉小罐，是出土於墓葬的。其他 還有福州市發現的一部份收藏品，據說也是墓葬出土的（如從武夷山收集的薄胎醬釉小罐，也是墓葬出土（圖版十：6、7）南平孫先生提供）。
圖版十：6、7
以實用器作為隨葬品，多數是墓主人隨身喜愛的或生前常用的物品。 因此，從墓葬出土的薄胎醬釉小罐也不可能是較粗俗的用品。此外，在海外的發現，例如從韓國新安沉船中打撈的薄胎醬釉小罐，內裝丁香，亦可證明貯放香料是其用途之一。
從以上出土薄胎醬釉小罐的三類古遺存所作的分析，推測這類器皿主要用於存放較常用且價值較高，並需要密封防潮及避免異味影響的生活物品（如藥材、香料、茶葉等）。
關於這類小罐，有中國學者作過研究，認為它們在古代是用於裝貯末茶的茶罐（薛翹、劉勁峰《略談贛州窯黑釉茶器》，《福建文博》1996年第二期）。這從與我國僅隔一衣帶水的日本也得到證實：日本茶道中將此類自中國傳來的薄胎醬釉小罐稱為“唐物茶入”，也是用於盛裝末茶。以宋元時期的飲茶習俗為背景來考察，由於當時以點茶為時尚，所用的主要是餅茶（或稱團茶），飲用前須將其搗碎、研成細末，然後用沸水沖點、攪拌成茶湯而飲。
因此，很自然地需要一種合適的容器來貯放這種末茶。當然，當時可能也有各種不同材質的容器可供使用(如瓷、竹、木、漆器或金屬器等) 。
但是在福州地區，飲茶的人們從眾多的陶瓷器中選擇了這種薄胎醬釉小罐。因而，其他的一些薄胎醬釉器如水注、執壺、急須等則可能也被作為茶器或與茶事有關，以與其相配（如急須，在宋代黃裳的《龍鳳茶寄照覺禪師》詩中有： “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聲急須腹” 。自注：“ 急須，東南之茶器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演山集》卷41）。 [9]
地處東南的福建，是宋元時期中國飲茶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它不僅在歷史上一直是全國的茶葉重點產區 ，從五代至宋，位於福建北部的北苑還是專為朝廷製作貢茶的“官焙”所在地，北宋太平興國年間還被指定為“御焙”（遺址在今福建省建甌市東峰鎮焙前村，1995年福建省博物館對其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 [10] ），北宋徽宗在其《大觀茶論》中說道：“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
而同時期的福建建窯所燒的黑釉兔毫盞亦為點茶茶碗之最（建窯窯址在距北苑西北三十餘公里的建陽市水吉鎮後井村附近，至今已作過多次考古調查與發掘 [11] ）。
北宋蔡襄的《茶錄》云：“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最為要用。”宋徽宗亦將其寫入《大觀茶論》中加以評鑒：“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
以兔毫黑盞、龍團鳳餅“名冠天下”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之下，福建當時與茶業和茶事有關的其他陶瓷用品、器皿等的生產也會受其影響而得到較大的發展，這僅從宋元時期福建燒造黑釉茶碗的窯址遍佈于20餘個縣市就可略見一斑 [12] 。
因此，福州地區薄胎醬釉器的出現及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普遍使用，可以說正是這一時代背景影響下的結果。
如果我們再從福州城市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宋元時期以後的地層中，就基本上不再見有或極少見到這類薄胎醬釉器了；洪塘窯址的調查也未發現晚于宋元時期的遺物，說明在此之後，洪塘窯已停止生產了。而產生這些變化的根源之一，則是自明代開始的茶葉生產製作和社會飲茶方式的再次變革。
3、關於薄胎醬釉器與日本傳世“唐物茶入”的關係。
如本文前言部分所提到的，關於薄胎醬釉器的研究，就是起因於日本收藏著一批被稱為“唐物茶入”的文物。通過現有的發現和研究，以及經過多批日本陶瓷界、茶道界的學者來福州的考察及交流，已初步認定日本的“唐物茶入”與福州地區發現的薄胎醬釉器是同類器物。二者的共性首先表現在它們的質地和主要工藝特徵（如胎質、釉色、裝飾方法以及製作、施釉的遺痕等方面）的基本相同。
其次，從器形方面，可作以下的比較(以下凡加有“”即為日本收藏品之名稱)。如：薄胎醬釉器的A型罐與“唐物茶入”中的“大海”型茶入；B型罐與“肩衝”型茶入；
C型罐與“皆口”和“廣口”茶入；水澆與“弦付”茶入；水注與“水滴”、“驢蹄”茶入等；缽與“飯銅”茶入等都或者相同或有相似之處 [13] 。
此外，一些薄胎醬釉器小罐的底部殘片（從福州城市遺址出土和洪塘窯址調查採集的）以及福州市私人收藏品中的小壺等則與名為“茄子”、“丸壺”類的茶入也多相同或相似。
當然，也有一些福州地區薄胎醬釉器的器形在已知的“唐物茶入”中還未發現；同樣，日本傳世的“唐物茶入”中有一些品種也是福州地區目前為止還未見到的，其中有的已明確是來自我國其他地區的窯址（例如一種稱作”擂座”茶入的柳斗紋乳釘飾的小罐，就是江西贛州七裏鎮窯的產品。 [14] 。
但是最近在整理考古發掘資料中還發現福建晉江磁灶窯的宋元土尾庵窯址也出土類似的小罐，[15]因此不排除“擂座”茶入中可能也有土尾庵窯址的產品）。
中國的飲茶習俗是自唐代就開始傳入日本的。至宋代，中國飲茶方法的主流發生了變化，以“點茶“、“鬥茶”成為時尚，並且也較快地傳到日本，同時傳去了中國的茶葉和飲茶用具以及茶樹和植茶方法。應該說作為飲茶用具之一的一部分薄胎醬釉器，最初也大致是在這一時期傳到日本。一般來說，陶瓷器物的功能和用途皆與其形制相關。
因而這些傳入的不同器形的薄胎醬釉器也可能是作為配套的實用器皿而用於飲茶方面的，這可能也是日本“唐物茶入”中有多種器形的原因。但到了後來，其中的裝末茶小罐，在日本茶道中成為極珍貴的“名品”、有著很高的身價，這是由於日本茶道特殊的歷史和發展使然。
關於這一點，北京大學的滕軍博士在其《日本茶道文化概論》一書中指出：“濃茶小罐（即茶入，筆者注）原本不過是一種實用性的茶道具，但是由於茶人對茶道藝術捨身追求，以及在茶道的早期濃茶小罐又全靠少量進口的原因，此物便化身為一種昂貴的藝術品，一種財富與權力的象徵。” “…隨之濃茶小罐便成了茶道具中極受重視的王者。” [16]
日本博多在當時是作為與中國貿易主要的港口，在這一地區所作的考古發掘出土有一批薄胎醬釉小罐的殘片，雖然目前發現的數量不多，但它們與福州洪塘窯址採集的標本基本相同。（圖版十：8a,b）根據這些標本在博多遺址的出土地層和年代，較早的是在11世紀末─12世紀後半，大部分則是13、14世紀，應屬早期傳入日本的“唐物茶入”。 [17]
有日本學者認為：中國產的茶入（即唐物茶入）于13世紀初已傳入日本，為僧侶個人所持，當時吃茶風習尚未推廣。至14世紀，日本也盛行茶風，裝末茶的容器“茶入”的需要增多，因而從中國輸入。可是僅中國產的茶入供不應求，於是瀨戶開始模仿生產，14世紀末已能製造出與中國產茶入相媲美的產品了 [18] 。
中、日兩國的研究者都指出，當時輸出到日本的薄胎醬釉器的數量是很少的。這與日本博多的考古發現及福州城市遺址的出土資料和洪塘窯址的調查情況都是一致的。
目前日本現存的“唐物茶入”中的大多數器物，與福州地區發現的薄胎醬釉器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它們可能出自同一的窯口和產地。根據考古調查資料，已知在福州市西部的洪塘窯址有燒造此類器物，並且目前這還是唯一的發現。
但由於洪塘窯址受破壞較嚴重，殘存的部分尚未進行考古發掘，因此還無法對洪塘窯的窯業技術及產品種類和內涵有較全面的了解。洪塘窯地處福州市區近郊，宋元時代該窯的大部分產品以福州城市為主要的消費市場是很自然的。所以目前仍然可以將洪塘窯址確定為薄胎醬釉器及“唐物茶入”的主要生產窯口或窯口之一。
至於在福建其他地方發現的薄胎醬釉器，由於是個別的和少量的，並且沒有發現其他的燒造窯址，因此可以認為它們有可能是從福州地區傳去的。
薄胎醬釉器在中國國內的分佈地區較小（目前僅在福州地區的範圍內有少量的發現）而且歷史文獻、資料中均未見記載，沒有什麼大的影響。但在輸入和接受了薄胎醬釉器的日本，“唐物茶入”的地位和影響卻不斷增高。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薄胎醬釉器在中國的生產年代是在宋元時期。而當“唐物茶入”在日本茶道中的地位不斷升高之時，已是到了15世紀之後，這時的洪塘窯可能已停產或廢燒了。這便使得流傳到日本的薄胎醬釉器益發珍貴，促使十分看重它們的日本茶人更加熱心地去追求，其中包括到薄胎醬釉器生產地的中國來搜尋、徵集。（日本文獻《策彥和尚入明記》中記載了明代嘉靖年間日本和尚策彥兩次來中國的見聞，其中就有日本商人在浙江收購中國文物的記載。） 因此，一部分薄胎醬釉器還可能是在宋元以後陸續以各種方式傳入日本的。
早期傳入日本的薄胎醬釉器，可能大部分是從其產地即福州地區直接輸出的，這一方面是由於薄胎醬釉器的窯口（即洪塘窯）就在福州港的附近，窯址瀕江、水陸交通便利；
另一方面是洪塘窯窯址的所在地，即是著名的懷安窯遺址的範圍，而懷安窯早在唐代開始就已有陶瓷器經福州港輸往日本的博多地區 [19] 。早在唐、五代時期，福州港的海外交通和貿易就已十分繁榮。
根據福建省博物館陳叔侗先生對1958年于福州市出土的唐代元和八年（西元813年）《球場山亭記》殘碑的考辨，認為當時的福州是駐節重地和人口望州，海外來人“海夷”多常住福州，以經商者居多，其交通、貿易的繁榮要早于閩南的泉州 [20] 。
從考古發現來看，1982年對福州懷安窯遺址的考古發掘，從唐代窯址中出土了大批的青瓷器；後經過與日本博多研究會的日本學者們共同研究，證實這批青瓷器的一部分與日本著名的博多遺址群出土的一部分青瓷器(曾被日本學者稱為“越窯系粗製品”)相同，說明該窯的一部分產品曾銷往日本。
有的研究者還認為，當時“從福州港北抵日本、高麗、新羅，南達三佛齊、占城、西天國等及阿拉伯國家，已有相對固定的海上航線，相互往來非常頻繁。” [21]
宋元時期的福州城已是一個繁華的都會，不僅有一大批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而且有發達的海船製造業，有開往海外的航線，以東行居多。宋代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名著《荔枝譜》中就曾記載：“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22]；元代的《馬可波羅遊記》中也曾有這樣的描述：“…在這些建築物前面停泊著大批的船隻，滿載著商品…。許多商船從印度駛達這個港口…”。當時福州港已成為福建僅次於泉州的第二大海外貿易港口。這一時期懷安窯以及洪塘窯的陶瓷器仍然繼續生產並銷往日本。
從福州市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發現的資料表明，懷安窯和洪塘窯這時期外銷的陶瓷器中還有被日本學術界稱為“陶器C群”的一批醬釉陶器。 [23]
此外，還有海底沉船與水下考古的發現：1990年至2000年多次在福建連江定海灣的水下考古調查與發掘，在白礁發現一艘宋代沉船，打撈出一批可能是產自福州地區的黑釉茶碗和白瓷碗等，因此推斷該船是從福州港出發北上的 [24] 。
還有一部份海外學者認為，韓國新安沉船是從福州港出發 [25] ；但即使是從其它海港出發的(如多數認為是從明州港即寧波)，沉船中打撈的黑釉茶碗卻是福建南平茶洋窯的產品，而它們很可能也還是順閩江而下，出福州港轉往其它港口集散的 [26] 。
上述古代文獻和考古發現的資料充分說明，自唐代以來，從福州到日本之間有一條傳統的海上交通、貿易航線，陶瓷器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貿易商品。從唐、五代的部份“越窯系粗製品”（即懷安窯青瓷器）、與其同時並延續到宋元時期及以後的“陶器C群”（其中自然也包括有薄胎醬釉器）等福州地區生產的陶瓷器，同其他福建古代貿易陶瓷（即外銷瓷）一道，沿著這條“海上陶瓷之路”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不僅帶去了精美、實用的生活日用品，而且傳播了中國的科技與文化，維繫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傳統友誼。
隨著時光的流逝，那些在日本茶道史上曾經顯赫一時的“唐物茶入”，大多已不再使用而成為珍貴的古代工藝品進入博物館和美術館，作為人們研究茶道史和貿易陶瓷的實物資料和審美鑒賞的文物。可能是由於以往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關於薄胎醬釉器的考古資料的匱乏，以及長期以來雙方之間在這方面的學術交流幾近隔絕的狀態，因而即使在日本，對“唐物茶入”的研究也不多，對其產地和窯口就更是一無所知了。中國的情況亦是如此。
現在，福州地區薄胎醬釉器的發現和出土，對中日雙方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對這一課題的研究而言，更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也是一個重要的契機，使雙方的學者們得以在新的考古發現的基礎上，對薄胎醬釉器的生產工藝、對外輸出以及在中、日古代社會生活中的使用（消費）情況和影響以及所反映的時代背景等方面，重新進行研究和探討。
中國生產的陶瓷器曾經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使者，東渡日本，對日本的經濟政治、精神文化及社會生活都產生過重要的和深遠的影響。薄胎醬釉器正是為數不多的對日本的茶道、茶文化以及陶瓷器的生產起過這樣作用的陶瓷品種之一（其他的還有如龍泉窯、景德鎮窯、建窯等的陶瓷器）。因此，加強和深入對薄胎醬釉器的調查及研究，必將促進中日學術與文化的交流，同時也將充實和豐富我們對福建陶瓷史及中國陶瓷史、貿易陶瓷史的認識。
附記：本文所用的部分照片及線圖由福州市文物考古隊熱情提供，謹此致謝！
[1]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州屏山石圈遺跡清理簡報》《福建文博‧福州專輯》1994年第2期。
[2]栗建安、張勇：《福州地區發現的薄胎醬褐釉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輯，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1999年。栗建安：《福州湖東路出土的薄胎醬釉器及相關問題》《福建文博》1999年第1期。
[3]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州五代夾道遺址發掘簡報》；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州柏林坊、水流灣遺址發掘簡報》；均見於《福建文博‧福州專輯》1994年第2期。
[4]根據：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屏山菜市場（1997年）、七星井（1991年）、紅湖公寓（1998年），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北大路菜市場（1998年），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屏山省建行(1992年)等工地的考古發掘資料。
[5]栗建安：《福州湖東路出土的薄胎醬釉器及相關問題》，《福建文博》1999年第1期。
[6]栗建安、張勇：《福州地區發現的薄胎醬褐釉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輯，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1999年。
[7]福建省連江縣博物館館藏資料。
[8]張勇：《福州地區發現的宋元墨書》，《福建文博》1998年第2期。
[9]轉引自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鄲地區文物保管所：《觀台磁州窯址》P230註腳。
[10]福建省博物館：《福建建甌北苑遺址第一、二期發掘簡報》，《福建文博》1996年第1期。
[11]栗建安：《建窯考古研究之回顧》，《福建文博‧福建陶瓷專輯》1993年第1、2期合刊。
[12]栗建安：《福建古瓷窯考古概述》，福建省博物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