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可能被质疑、被否认，同时也被信任、被感激……他们就是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河北医科大学遗体捐献中心靳玉川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用自己的坚守与努力，让遗体捐献工作越来越好，为医学发展贡献“特殊”的力量。
医者仁心，理想当个好大夫
1982年出生的靳玉川，本科学习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我原本是一名大夫，特别喜欢看病，理想是当个好大夫，治病救人。”靳玉川说。2011年，靳玉川在读研究生阶段开始接触遗体捐献工作，2014年毕业留校任教后，他正式成为河北省医科大学遗体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命运让我做了这项工作，本来我还有点不乐意，后来跟遗体捐献志愿者接触得多了，他们的言行和举动打动了我，他们为人类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捐献自己的遗体，我能做的就是完成他们最后的心愿。”靳玉川说。
刚开始，许多人不了解遗体捐献工作，也不知道去哪里进行志愿登记，所以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遗体捐献，捐献人数逐年增长，捐献工作开展地也越来越顺利。虽然处在疫情期间，但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接收57例遗体。”靳玉川说。
平时校内工作很忙，再加上捐献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他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所接电话中，不少是有遗体捐献意向的人，他们之间通话时间很长，靳玉川会耐心地为志愿者讲解捐献流程及所需要办理的手续，有不方便出门的，靳玉川还会赶到志愿者住院病房或家里，帮助他们完成志愿登记。
心怀感动，这也是在“治病救人”
每个遗体捐献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个遗体捐献登记的背后，都体现着志愿者无私的大爱。
工作8年时间，靳玉川收获最多的是感动。
“受到大体老师的感染，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踏着大体老师的足迹，签定遗体捐献书，他们都正处在青春年华，却心怀感恩，想为遗体捐献及医学发展贡献力量。”靳玉川说。还有的学生，会通过自己所学，为家人普及相关知识，号召家人完成遗体捐献登记，共同为医学发展贡献力量。
还有一群人，他们身患重病，现代医学尚不能解决，他们自愿捐献遗体，期望身故后，通过对自己遗体的研究，让他人减少病痛的折磨。
“仇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生前患有帕金森病，去世后，家属第一时间联系我，并将脑组织捐给中国脑组织库，希望进行深入研究，找到本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同时还捐献了角膜和遗体。”靳玉川说，“在仇老先生的影响下，他的老伴儿和女儿也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他们一家人的大爱精神时刻感染着我们，也让我更加认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受到捐献者们的感染，靳玉川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从接受咨询，志愿登记，到整理档案；从接受遗体，告别遗体，到保存遗体；从医学应用，骨灰安葬，到纪念缅怀。“每一份志愿书上都留有我的电话，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必须要让捐献者及家属随时都能联系到我。”靳玉川说。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做好遗体捐献工作其实也是在‘治病救人’。”靳玉川说。
满怀尊敬，我的责任很重大
“大体老师”用自己的身体照亮人类医学进步和发展前行的道路，值得敬佩！他们足够平凡，但也足够伟大。“遗体捐献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后续工作做好，满足捐献者和家属的需求是我的追求，彼此的感谢和感恩是我的工作目标。”靳玉川说。
接受遗体后，靳玉川总会细心地为捐献者组织告别仪式，“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捐献者的家属不能及时赶回来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我们会尽量在为他们举办小型的告别仪式，送别亲人，割舍伤痛。”靳玉川说。
纪念和追思是对捐献者及家属的尊重，缅怀和祭奠捐献者也能让家属的心灵得到慰藉。“现在，遗体捐献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好，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仅仅把这件事情当做工作做，而是用心照顾好捐献者和家属的情绪，以家属的意愿为主，让家属感知医大师生们的真情。”靳玉川说。
遗体捐献一般本着就近的原则，由附近的联盟学校进行接收。“如果有捐献者志愿捐献到我们学校，我们会尽量满足他的心愿，克服困难接收遗体。当然如果路途特别遥远，我们也会为捐献者及家属提供候选方案，让他们的捐献更顺利。”靳玉川说，他的工作总是围绕捐献者和家属进行，捐献者的家属从来没有后悔过。
“每当听到有的老人说，‘靳老师，我子女不在身边，我的后事都交给你了。’我都感觉肩上的责任很重大，我必须要好好干。”靳玉川说，“虽然这项工作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对待，关注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步，决不留下任何缺憾。”
最忙的时候，一天需要接受四例遗体，从凌晨四点到晚上九点，靳玉川一直在路上奔波，虽然很辛苦，但他内心里是温暖的。因为他知道，河北省的遗体捐献工作正在有序平稳开展，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和从事这项工作，为遗体捐献工作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靳玉川和他的同事们正在遗体捐献的道路上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