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中国首都曾有一句有名的豪言：
此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模远近而已。
翻译过来是，中国若想本部安定就定都武昌（武汉三镇之一），想民族和谐就定都西安，若要雄踞亚洲则需定都伊犁，至于具体定都哪里，则要根据中国的实力而定。
在孙中山看来，首都不是从来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变化，而从武昌到西安再到伊犁，实际是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过程。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听后回答说“量其步武先后，至伊犁止，自武昌始。”
意思是考量定都的远近先后，开始时国力不强应定都武昌，但定都伊犁是最终的选择。他显然完全赞同孙中山的观点。
但到了现在，孙中山的这番话并不被人理解，包括他对未来中国的一系列构想，也总是遭到质疑和争议，有人说他空口放炮，虚头巴脑，有人说他见识广博，胸怀高远。
事实究竟如何呢？孙中山这番考虑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用意？本视频为你一一解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并没有定都他心仪的武汉，而是在南京就职。
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当时的武昌在黎元洪的掌控之下，定都此地就意味着要受黎元洪的控制乃至威胁。
可见，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别的，孙中山所说的定都武昌是指中国在无内忧外患的理想情况下。
按照孙中山原本的“一都四京”规划，武昌居中，为全国首都，再在东西南北给它配备四个“副手”，即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即南京），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北京古称）。
这个设想有很多值得细思的地方，第一个问题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什么不是孙中山理想中的首都？
孙中山曾说：“金陵不可宅”，意思是金陵并非定都之地。他认为，当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利，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南京建都，造成了偏安一隅难以控制远方的局面。
回顾历史，南京是“六朝古都”，是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的紧急避难所，但凡在这里建都的王朝，包括国民政府都难免有偏安的嫌疑，而且鲜有成功者。
而武昌“北望襄樊以镇河洛，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这话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武昌靠近襄樊，能控制河洛中原地区，铁路修好后，控制力可以抵达长城，乃至中国最北的地区。
也就是说，论控制北方的能力，南京实在和武昌比不了。而且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战略地位重要，所谓“武汉一呼，四方相应，天下大定。”
按照一都四京的配置，北京（也就是顺天）只是副都。到了第二阶段，孙中山也并没有把北京选为首都，而是选择了西安。应该说，这个选择和孙中山对未来世界局势的判断有很大的关系。
毫无疑问，孙中山非常重视北京的地位，在他一都四京的构想中，北京也是唯一一个北方城市。
北京和西安的区别在于，坐镇北京可以更好地控制华北、东北、渤海湾等地。北京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也不言而喻，它向南背靠广阔平坦的汉文化区域，具有战略大纵深，北视苏俄，东抗东夷，雄视太平洋，所谓“一墙之外，一海之外，逼近大虏”，是中国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前站，地位无可替代。
而孙中山之所以选择西安，是因为他认为坐镇西安可能更好地管理蒙疆及更远的地方，也就是他所说的“谋藩服”。
应该说，孙中山定都西安也是一种消除了内忧外患后理想状态下的设想。
在他看来，武汉比南京更好，是因为武汉能更好地控制北方，同理，西安比北京好则是因为西安能更好地控制西北。
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极力强调发展西北的重要性，强调移民蒙疆和修建11200公里的西北铁路系统对于发展中国的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孙中山认为西北是发展的大方向，他才选择了以西安和伊犁为都。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孙中山先生身上那种强烈的亚洲主义意识。
他一生都希望能以中国革命来“雪亚东黄种之屈辱”，“阻遏西势东渐”。这种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895年他就曾说：“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
如果不了解孙中山和亚洲主义的关系，定都西安和伊犁看起来自然是个可笑的观点。在孙中山的长远规划中，中国并非只谋求自己进入强国行列，而是要代表整个亚洲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定都伊犁也有很多经济上的考虑。孙中山在规划西北铁路系统时曾说：今天的铁路修建，大都在人口繁盛的地区之间，但这些地区本来就可以自给自足，彼此间的供给需求不大，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利，所以这只是小利。
而如果把铁路从人多的地方修到人少的地方，便可造成人口迁移流转的局面，而这些新开辟的地方的物资供给可以全部由繁荣地区供给，而新开辟之地所产出的原材料和粮食，也是繁荣地区所必须的。这种两地之间的交流贸易，才是真正的巨利。
而发挥西北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正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思路。更不用说2000年后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也是出自这一理念。
不得不说，孙中山多年前的这些设想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在今天看来也很有借鉴意义。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
此书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
也就是说，孙中山只是提出了一个大方向，并不完全要求后人一成不变地照搬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出于一片赤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当年许下的很多宏图壮志都已经一一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