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牙齿的好坏是人类这个物种在丛林社会当中的“硬指标”：它往往意味着健康、嗜食，具有群体的竞争性。可是，一旦牙齿不灵了，那很可能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消化系统的衰退、社会地位的逐渐边缘化……当然，现代社会里，假牙或许是“甜”的隐喻，满嘴的金牙则具有某种狰狞而暴发的气质。但是，一旦想到在没有麻醉术发明之前的拔牙，整个面部神经都会不由自主地扭成一团……
1945年5月，柏林被苏军攻陷，德国法西斯宣告灭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至此结束。
对于此时的苏军而言，除了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外，还有一个重大任务摆在眼前：找到阿道夫·希特勒的下落。苏军侦察员对纳粹军官展开了审讯，有人告诉审讯者，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在柏林战事的最后几天里自杀，尸体在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被焚烧了。
面对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如何确定纳粹军官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呢？苏联情报机关需要决定性的证据来证实遗骸的身份，证明希特勒确实已死。此时，一截焚烧过的颌骨以及附于其上的黄金冠桥成了关键证物。
对于希特勒的冠桥乃至其牙齿状况，最熟悉的人莫过于他的牙医雨果·布拉什克（Hugo Blaschke），但当时他已经逃到了奥地利。苏联的情报人员找到了牙医的技工弗里茨·埃赫曼（Fritz Echtmann）和助手凯特·霍伊瑟曼（Käthe Heusermann），反复审问希特勒的牙齿状况。二人证实，那截颌骨和上面的黄金冠桥的确属于他们曾经的那位顾客。
雨果·布拉什克（1881-1959）。© Semantic Scholar
至于牙医布拉什克，最终被美军的情报机构寻获。在审问中，他画出了希特勒的牙列情况，并试图回忆他为其他纳粹高级军官治疗牙齿的情况。希特勒私人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尸骸，即是通过布拉什克提供的牙科信息确认身份的，这具尸骸于1972年柏林水管维修时被发现。
牙齿质硬而坚韧，哪怕在地下埋藏几个世纪，或是在最猛烈的火焰中焚烧过，依然能保持其原来的特征。因此，通过检查死者的牙齿，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以辨认其身份。在面对许多历史悬案时，牙科学都是拨开迷雾、揭示真相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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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在叶卡捷琳堡被革命者处死。此后，一家人的遗体去向成谜，成为人们争论与猜测的话题。1979年，人们在这座现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城市郊外发现了一座乱坟，直到1991年，这座坟才被重新发掘。一队美国法医科学家对其中的遗骸进行了初步评估，证实了尼古拉二世一家就埋葬在此处，而牙科信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挖掘出的遗骸中，皇后亚历山德拉的颌骨上固定着一排奢华的黄金和铂金义齿冠，她的女仆安娜则镶着便宜一些的黄金冠桥，而尼古拉本人却异常朴素，只有一口惨不忍睹的烂牙。这些遗留的牙齿不仅证明了尼古拉的身份，还告诉我们，这位野心勃勃、热衷战争的俄国末代沙皇，却没有勇气去看牙医。
尼古拉二世对牙医的恐惧，从古至今有太多人可以感同身受。牙科学的历史，可以说正是一部关于疼痛的编年史，牙齿疾病带来的痛苦折磨与牙科治疗带给人们的疼痛恐惧如影随形。在麻醉手段发明之前的漫长年代里（直到19世纪），牙科治疗几乎与酷刑无异。
J.M.布尔热里（JM Bourgery）《人体解剖学详著》（Complete Treatise of Human Anatomy）里的各种拔牙方法，1870年左右。© collectorsweekly
自人类诞生之初，牙齿疾病便产生了，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对于史前人类而言，大多数人的牙齿只有浅小的龋坏，但牙齿磨损的问题普遍存在，这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需要大量的研磨咀嚼。如果这些先祖能活到三四十岁，暴露的牙髓腔势必会成为他们难言的痛楚。
而随着人类的生活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等更加稳定的形式，人们的食物越来越丰富多样，寿命不断延长，牙齿疾病也在同步“进化”。龋齿、脓肿、牙釉质矿化、失牙，越来越多的疾病让人们饱受折磨。
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木乃伊牙齿上满是龋洞和脓肿，可见在当时的祭司和贵族们的生活中，牙齿护理也是一桩烦心事。这些牙齿疾病往往并不致命，在医学史上或许容易被人忽视，但是它们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疼痛，对个人的生活乃至精神状态的影响却是无法视而不见的，正所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那么，这种令人生无可恋的疼痛究竟从何而来？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的牙齿与其他哺乳动物有着相同的基础结构：生长在牙龈上方的硬质牙冠外层是透明釉质，它的弹性表面适于切割嚼磨。牙冠内层是一层牙本质，沿着牙本质向内，则是布满血管神经的柔软牙髓——引起人类诸多苦难的管线就在此处。
而在古代的人们看来，牙疼的原因则充满戏剧性。流传最广泛和久远的一种说法起源于中东，认为牙痛肇因于一种邪恶的蛀虫。
公元前7世纪，亚述巴尼拔王令人在尼尼微城图书馆的一块泥板上刻下了这个生动的传说：一条蛀虫蠕动着从泥沼中钻出，向天神讨要吃食，它叫嚣着：“让我钻进牙齿，将它们的躯体据为寓所。在牙齿外面，我可以吸吮血液，在龈肉之间嚼咬髓汁。让我钻进牙齿！”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细密画，描绘了牙齿的解剖结构和牙痛的根源。©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在一幅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细密画中，牙痛的根源被描绘为魔鬼作祟。而在另一件表现牙痛的象牙雕刻中，一颗正在疼痛的牙就是一座活地狱：赤身裸体挥舞大棒的人类正与邪恶的蛀虫殊死搏斗，四周燃着熊熊的地狱之火，火中是成堆的骷髅头。
对于这些邪恶的蛀虫，人们的应对策略有限：用天仙子等植物熏蒸口腔以赶走蛀虫，将腌制菊根直接敷于疼痛的牙齿上，用印度大麻以及针灸之类的疗法止痛，或将鼹鼠爪子作为护身符来对抗牙疼。倘若这些方法都无法缓解疼痛，剩下的选择便是拔除病牙，要么就是苦苦忍耐，直到牙齿自行脱落。
在中世纪直至近代早期的医生们眼中，从事手工劳动是一种耻辱和禁忌，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屈尊去关心牙齿的治疗。这一时期的医生对失牙不以为意，就像脱发和听力下降一样，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衰老过程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没什么可做的。
医生不肯屈尊去治疗牙齿，拔牙的重任便落在了一批江湖游医乃至铁匠身上，后者会将自己打铁用的钳子直接用来拔牙。牙科的守护神圣阿波罗尼亚（St Apollonia），即是在一场宗教迫害中被人用铁匠钳子拔去了牙齿，最终殉教。据说在葡萄牙的波尔图大教堂有一只圣髑盒，里面收藏着一颗从她颌骨上拔下来的牙齿。
这些拔牙匠还会使用“喙夹”（pelican）——一种看上去就很吓人的带钩手杆，起源于铁匠给箍桶铁环施力的一种装置。拔牙时病人坐在矮脚凳上，头部置于拔牙匠的双膝之间，后者则将喙夹卡紧在病牙上，将其拔除，有时甚至会连带部分颌骨一起拔下。
即使是服务于宫廷的“牙科从业者”，也不免造成这样的悲剧，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曾亲身领教。路易十四是一位资深牙病患者，40岁出头整口牙就已经掉了大半。1685年，路易十四47岁，他的首席御医安东尼·达奎因（Antoine Daquin）召来一位“牙外科手术员”，来拔除太阳王右上颌的几颗龋坏磨牙。等到拔牙结束时，病人的上颌骨被撕开了一个大缺口，通过腭部直穿鼻道。
创口最终虽然愈合了，但达奎因记录道：“王上每次一喝水或漱口，液体就会像喷泉般从鼻子里流出来。”国王的首席外科医生查尔斯-法兰科·菲利克斯（Charles-François Félix）被传入宫廷，路易十四给了他严正警告：“忘了我是国王，我想像农民一样被治好。”菲利克斯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治疗方法惨无人道，堪称酷刑：他用滚烫的烙铁把那个洞焊了起来。
在当时欧洲的牙科从业队伍中，自然是民间的拔牙匠占据多数，他们随身携带着喙夹之类的工具，在城镇之间走街串巷，为人们拔除病牙。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是，这些拔牙匠的工作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他们深谙哗众取宠之道，穿着夸张的服装，戴着他们拔下的腐烂臼齿做成的项链，在热闹的集市上和舞者、滑稽演员以及猴子一起表演，俨然一道都市风景。他们在众人围观下展示自己的手艺，旁边常常有乐队演奏，淹没了病人的惨叫。
在众多拔牙匠之中，有一位鼎鼎大名，人称“伟大的托马斯”“神乎其技的游医”，此人便是让·托马斯（Jean Thomas）。从1710年到他去世的1757年间，托马斯是巴黎拔牙匠中最耀眼的明星。在各种添油加醋的民间传说中，他被塑造成一位拉伯雷讽刺画式的人物：据说他拥有常人的3倍体重、4倍食量，当他遇到一颗特别顽固难拔的牙齿时，他会用喙夹钳住它，顺势将病人整个拽离地面，利用他们自己的体重使牙齿脱落。
事实上，这位游医并非看起来这般浮夸无脑。在艳红色军大衣和羽毛装饰的帽子之下，托马斯乃是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外科组织之一——圣葛斯默医学院（College de St Cosme）的外科专家。同时，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一生兼具富足与名望。
不过，在当时的法国，却有另一个新兴的牙科从业群体，极力想要抹去托马斯的巨大影响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历史上第一个自称“牙医”（dentiste）的人——被誉为“现代牙科之父”的皮埃尔·福沙尔（Pierre Fauchard）。福沙尔本人也是走街串巷的拔牙匠出身，但为了给自己和同行确立新的职业定位和社会角色，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和那些“江湖骗子”划清界线。
他义愤填膺地控诉拔牙匠的斑斑劣迹，并且采取和他们截然不同的经营策略：他在接受过启蒙教育的巴黎精英中开展业务，穿着最时髦的服装，在私人诊所或顾客的豪宅内工作，举止优雅谨慎，摈弃了过去游医的夸张个性，代之以体察顾客焦虑和痛苦情绪的同理心，以及一双“轻柔、沉着而技艺精湛”的手。他会事先温热金属器具，避免刺激到病人娇弱的口腔组织，也会在病人经历了痛苦的治疗过程后给予他们整理情绪的时间。他不会强迫病人保持不舒服和有失体面的姿势，而是让病人躺在沙发上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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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层面而言，牙医这一职业的兴起主要是源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法国手术变革。外科医生试图超越他们既有的匠人形象和地位，进而与内科医生平起平坐。因此他们利用熟谙解剖学知识的优势，将自己重塑为饱学的专科医生。从传统上来讲，拔牙匠在外科学界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虽然牙科治疗被公认为外科实践的一部分，但拔牙匠却只能屈居“外科等级的最低阶层”。
18世纪初，在法国全新的外科学版图中，以福沙尔为代表的牙医崭露头角，他们宣称依靠全新理论知识和既有实践经验的结合，可以提供更少疼痛和更高效率的牙科治疗：他们会设法保留顾客的牙齿，而不是一拔了事；还会让牙齿变得更漂亮洁净，排齐存留牙齿，并用制作精良的义齿修复缺牙。
此外，福沙尔提出了在没有牙疼的时候就应拜访牙医的革新理念，并向那些没有急性牙痛的人提供咨询服务，使得牙科治疗从牙痛发作时的“急救”向一种日常护理转变。
在这位牙医祖师的巧妙辞令和明确的职业建构之下，健康牙齿与美丽、成功之间的联系变得理所当然，为了获得完美笑容，忍受牙科治疗并付出相应的代价是值得的。这一理念在后世可谓流传甚广，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然而，18世纪的人们若想摆脱牙齿疾病，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忍受的痛苦远非今日所能比拟。在当时的牙科学中，拔牙依然是骇人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牙医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拔牙利器：牙匙（toothkey）。牙匙像螺旋开瓶器和门钥匙的混合体一样，可以稳妥地固定在坏牙上，对牙龈造成的损伤比之前的喙夹要小，但在没有麻醉手段的情况下，还是令人胆寒。
在这幅讽刺漫画中，一位“施虐狂式的拔牙者”用一块滚烫的煤炭吓唬病人，令对方仰头后倒，以便他拔下牙齿。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1810年。© wellcome collection
直到19世纪，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创新——麻醉技术——终于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牙科学的面貌。牙医在开展新技术应用的同时，他们的营业场所也在发生变化，以迎合病人的需求和新兴工业城市的生活步调。大量新事物出现，其中许多被我们视为现代牙科的象征，例如牙科磨钻、牙科治疗椅、悬挂在墙上的证书或执照，以及最重要的——无痛充填和无痛拔牙的可能性。
1830年，化学家汉弗雷·戴维向皇家学院的一名妇女施用笑气的讽刺漫画。© The Public Domain Review
1799年夏天，英国布里斯托尔的托马斯·贝多思气动研究所（Thomas Beddoes’ Pneumatic Institution）内，年轻的实验室负责人汉弗雷·戴维（Humphry Davy）被来自阻生智齿的一阵剧痛拽离了实验。戴维的实验任务之一是判定吸入各种蒸汽和气体的效果，8月，在“炎症尤为严重的某一天”，他吸入了3倍于最大剂量的一氧化二氮（即“笑气”），“几分钟内，不适感就被快乐吞没”。这一实验或许是现代麻醉学的开端。
在19世纪上半叶，笑气的使用大多发生在巡回表演者和江湖游医们“闹剧”般的舞台上，被当成一种杂耍把戏。1844年12月，波士顿牙医贺拉斯·威尔斯（Horace Wells）观看了一场美国麻醉师加德纳·昆西·科尔顿（Gardner Quincy Colton）的笑气表演，表演者吸入气体后在舞台上来回蹦跳，撞到了家具，却完全没有感到疼痛的样子。
演出结束后，威尔斯邀请科尔顿“带一包笑气到他的牙科诊所来”。次日早晨，威尔斯本人接受了人类历史记录中第一例麻醉下的拔牙。他的牙毫不费力就被拔出来了，在恢复知觉的过程中他大叫道：“一个拔牙新时代！比针扎疼不了多少。”
威尔斯在笑气麻醉的辅助下又实施了几例拔牙，但在面向波士顿牙科学会（Dental Society of Boston）的一场说明会上，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担心药物过量，威尔斯只让他那强壮的学生病人吸入了少量气体，然后开始拔除一颗腐烂的牙齿。在拔牙的过程中，病人开始大喊并疯狂扭动，几乎将威尔斯医生撞到了地上。两名牙医试图稳住他，但病人太强壮了，他把椅子和器械推散了一地，并走向威尔斯，打算为这场戏弄他的闹剧实施报复。观众们也跟着起哄，称威尔斯是骗子，要将他赶出去。
这一幕彻底终结了威尔斯的牙医职业生涯，同时也展现了早期笑气实验者面临的主要困难，即很难确定使用剂量。而当威尔斯的学生威廉·托马斯·格林·莫顿（William Thomas Green Morton）采用另一种物质进行实验时，牙科麻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844年，莫顿参加了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Charles Thomas Jackson）医生在哈佛医学院的讲座。杰克逊说明了乙醚可以令人失去意识，同时也可作为减轻牙痛的滴剂。莫顿借此说服了一位病人，让他从丝绸手绢中嗅入乙醚，然后实施了拔牙手术。手术结束后，莫顿收到了病人的感谢信，病人忆起他仅在几分钟内就“睡着了”，但“不一会儿醒来时，就看见自己的牙齿掉在地板上，而且没有感到丝毫疼痛”。
莫顿迅速和杰克逊一起申请了乙醚麻醉技术的专利，并与牙医内森·库里·基普（Nathan Cooley Keep）合作，为波士顿市民提供无痛拔牙服务。1844年年末，莫顿收到了专利许可，并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这项专利却并未满足莫顿发家致富的愿望。许多外科医生反对他的专利权，拒绝支付专利费，致使他深陷诉讼，终年48岁，死时几近赤贫。
麻醉革命激起了关于优先权和利益的激烈斗争，折射出19世纪中期牙科学的剧变。一方面，牙科医生越来越成功，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但另一方面，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依然排斥麻醉技术，认为那只是牙科医生的事，这一态度反映出了牙科学的职业地位尚未稳固，那些精英医生们依然把牙医看作未经开化的生意人。莫顿开展乙醚麻醉的那些年，大西洋两岸的牙医都在为他们的正式职业地位而奔走。
与此同时，牙医队伍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1840年，美国的1200名牙医中黑人占比达到10%，尽管这个数字在之后的50年中仅有缓慢增长。一些牙医学校向黑人学生敞开了大门。1881 年，当时的传统黑人大学 ——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建立了牙科学院。想要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抗争。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性牙医名叫艾米琳·罗伯茨·琼斯（Emeline Roberts Jones），在她的牙医丈夫拒绝教授她牙科技术之后，她不得不悄悄地自学。后来丈夫被她的技艺震惊，最终将她视为工作伙伴。
19世纪末，有一位牙科从业者最鲜明地展现了牙科学的内在矛盾，同时象征着其闹剧般的过往和技术性未来。1896年，加拿大牙医埃德加·“无痛”·帕克（Edgar "Painless" Parker）如同“伟大的托马斯”再世，打出了这样的浮夸广告：“免费无痛拔牙，采用独家技术，有趣！好玩！滑稽！震惊！完美拔除城里最高贵最有教养的人腐坏的磨牙。”
帕克在上医学院之前是一名水手。从费城牙科学院毕业后，他回到加拿大，开了一家牙科诊所，在整整6个星期里只赚到75分钱。他对自己无以为生感到屈辱，遂走上了杂耍艺人的道路，在城镇游行队伍的前列表演杂耍、唱歌、喜剧和杂技，来娱乐当地居民。
尽管帕克会给病人开出威士忌和可卡因饮剂，但他的巡回拔牙表演也不总是像他宣称的那样无痛——所以他偏好有铜管乐队在一旁演奏。他还自称一天拔下了357颗牙齿，并把它们串起来挂在脖子上。他在布鲁克林租下一幢房子并开办诊所，外面张贴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广告标语：“无痛帕克，卓越、无与伦比的高超技术，完美无痛的操作，慈善救助般的低廉价格！”
埃德加·“无痛”·帕克和他用拨下来的牙齿做成的项链。© Atlas Obscura/Michelle Enemark
牙科医生们痛恨帕克，因为他肆无忌惮地破坏了美国牙科协会（ADA）的广告禁令，挤对同行，以病人的数量和治疗速度取胜。帕克承认自己被起诉的次数多到数不过来，不过他总是打赢官司的那一方。他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他们能负担起的牙科服务，并鼓励所有病人好好保护牙齿。当加州立法机关规定所有牙医都必须用真名执业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佩利斯”（painless，无痛），然后继续行医。20 世纪的牙科学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经验，不过大多数牙医都不打算承认这一点。
帕克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诊所，楼前绘有“我能保证无痛看牙”的字样。© Fairview Dentistry
20世纪的现代牙医提出了定期检查牙齿对于个人和国民健康的重要性。他们向国民宣讲牙科治疗的益处，使人们养成定期去看牙医的终身习惯，以此获得丰厚的报酬。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些工人阶级的女性会在她们21岁生日或是婚礼当天收到一副全口义齿作为礼物。
“高效与预防”，是“二战”后牙科技术的发展口号。而战后牙科最华丽的转变，要数英国历史学家柯林·琼斯（Colin Jones）所形容的“第二次微笑革命”——正畸技术的急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唇齿审美文化。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涌现出了第一波正畸专家。1900年，发明了丝弓托槽正畸支架的爱德华·H. 安格（Edward H. Angle）在圣路易斯建立了美国正畸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Orthodontists）。一直以来牙科治疗都带有美容性质，兼顾美观性与实用性，这一点在正畸技术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借助不断发展的牙科技术，牙医们一手打造了铮亮、昂贵、看似天然却实为人工的“成功者微笑”，成为时尚文化的有力塑造者。
玛丽莲·梦露的完美笑容，她曾接受正畸治疗，排齐了前牙。© Thomas & Thomas Dental
人们对牙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技术日益进步，牙医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不断演变，一部牙科学发展史乃至微观的人类文明史就蕴藏在其中。牙科学与我们的健康状况和个人形象息息相关，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医学领域之一。
文/myselves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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