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矿挖煤的，每月54斤粮食。
釆石头、托砖坯的，每月52斤粮食。
伐木头拉大锯的，每月49斤粮食。
手工抡大锤打铁的，每月47斤粮食。
手工弹棉花、打马掌的，每月44斤粮食。
炼钢厂炼钢工人又脏又累又高温，每月不能超过60斤粮食。
难怪首钢炼钢工人马小六同志十大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想改名子。听起来土了巴唧，也许其中却蕴含着对那个时代粮票的记忆。
民间有“四大累”一说，和大泥、甩大匹、拔麦子、打溜须。却偏偏拔麦子的农民没有粮票，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旦被农转工、农转非，仿佛就跟上了天堂一样，大柿子喝了蜜了。
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定量是怎么定的？没人能说得清楚。有人曾问过文革前的北京财贸政治部主任崔绪龙，他也支支吾吾地搪塞：差不多就得了……
仅就北京地区就不下九条标准，主要是：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五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一斤。
五、大、中学生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七斤半。
…………
1970年，年近八旬的老祖秦吴氏长粮食了，从二十四斤长到了二十七斤。对这长了的三斤粮食念叨了足有一年，可她从没说过感谢谁感谢谁，她老人家特实际，这三斤粮票又能多换个鸡蛋，多换一根老玉米了。
有个邻居戴文海，北京京剧团的丑角演员，就是在张君秋主演的电影《望江亭》中演书僮的那位。他说：梅熹的《沙恭达罗》演得再好他也超不过演叼德一的马长礼，差着三斤粮食了。
梅熹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话剧演员，三十年代就是明星了，六十年代初红火至极。上小学时，动不动就拿他开玩笑，拉了吗？没稀。
计划经济时代文艺演出团体的粮食定量标准十分荒唐，比如话剧、歌剧演员三十三至三十五斤，其他地方戏演员三十四至三十六斤，京剧、杂技、舞蹈演员三十六至三十八斤。
为什么呀？大哥告诉我：京剧得唱，芭蕾得跳，杂技演员“叼花”离不开小脑袋瓜儿照壁翻跟斗。
就拿我家来说吧，七八口人粮食定量都是31斤以下，根本就不够吃。好歹国家政策还比较灵活，可以预先挪用寅吃卯粮。
那时北京是每月24日定时发放粮票，25日就可以提前用下月粮票购粮了。所以一到25号早上天还没亮，人们就会跑到粮店排起长长的大队。家里都快断粮了，很无奈。
別瞧我家老祖七老八十目不识丁，却是个形象思维的北京老太太，她比喻道：24号发粮票，每月25号咱们普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能过“开斋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