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失败，消息传回延安后，在这种悲愤的情绪下，抗大的师生们自发掀起了一场对张国焘的批判运动。
3月下旬，在一次扩大会议中，中央重点讨论了张国焘在既往所犯下的一系列的错误，对张国焘进行了诚恳而宽大的批评，并希望他能及时改正错误。
此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为了照顾四方面军同志的感受，《决议》还专门指出：“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但是，在西路军失败的情绪下，抗大师生批评的锋芒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这就导致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批的四方面军干部倍感冤屈。
建国后，许世友曾在一份学习报告中如此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情：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好好消息，加上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
许世友的回忆中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当时有人谣传中央决定枪毙何畏，张国焘等人。作为四方面高级干部之一，许世友觉得自己可能也在其中。他南征北战半辈子，从来就没怕过死，但如此死法实在让他心有不甘。
许世友吐血住院后，很多四方面军老战友去探望他，很多人都哭了。他们和许世友有着同样的忧虑，却不知道这种忧虑完全是不必要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世友做出了带着大家回四川打游击的决定。他们私下联络了30多名愿意跟他们走的同志，其中就包括了许世友的副军长王建安。
应该说，是王建安将军挽救了这30多名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当发觉事情越来越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时，王建安将许世友等人的计划汇报给了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
莫文骅将军在1993年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得知消息后，立刻跑到凤凰山将此事汇报给了抗大校长林彪，林彪吩咐他先回学校，不要声张，留意最新情况，自己去向中央汇报。不久后参与策划此事的主要成员被保卫部门逮捕。
中央最初怀疑此事是张国焘在幕后捣鬼，但许世友一人做事一人当，坚称一切计划都是他作的，路线也是他规划的。董必武和李克农和这些同学一一谈话后，认定此事确实没有张国焘参与。
6月6日，边区最高法院公审了这个轰动一时的“拖枪逃跑案”，而审判的结果相较于“拖枪逃跑”这个在革命时期非常严重的罪名来说，无疑是非常宽大的。
自此之后，许世友彻底被毛主席折服了，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最后，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是，就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结束仅四个月后，延安又发生了著名的“黄克功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恋爱纠纷，开枪杀害女青年刘茜。
考虑到黄克功曾立功无数，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同志举棋不定，致信主席如何处理，主席亲笔回信说，革命功绩并非“免死符”，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
同样是犯了错误，为什么许世友能获得宽恕，黄克功却依法执行？
很多人都认为，中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出于维护团结大局的考虑。当时国民党已经大军压境，而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非常虚弱，若任由这种误解存在，只会为全局增添危险因素，甚至导致红军失败。
应该说，这种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绝非全部原因，也不是根本原因。
回看4个月前法院给许世友的判决书，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
判决书认为，依照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25号，关于红军逃跑问题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本应对涉案者判处死刑。
但考虑到“被告等革命斗争历史甚久，在革命战争中受伤多次，至少在四次伤以上，过去在四方面军长期工作中，缺乏政治教育……虽在军政大学训练了一个时期，但一时不易纠正过来。法虽不赦，情有可原；再查犯罪行为尚属未遂，例应减轻处罚；又被告等在羁押过程中迭次表示懊悔。
兹站在教育的观点，给被告等以自新的机会，予以极宽大的处置。”
从判决书我们不难看出，在革命岁月中有功劳并不是许世友获得宽大处理的唯一原因。“行为尚属未遂”和“缺乏教育”也是重要的原因。
假设许世友犯的是黄克功那样的罪行，尽管他是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法院也一定不会出于团结考虑而对他宽大处理的。他们二人的本质区别在于，许世友还是革命的，他并不是要背叛红军，而是想到四川找刘子才继续打游击，这是他革命初心并未改的证明。而黄克功在激烈情绪的左右下，杀害无辜的女学生，已经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立场。他的犯罪行为已经形成了不可挽回的事实，且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于理于法都是可能得到宽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