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一部《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字母》在南京出版发行。
可不久，这本书便在学术界、文化圈引起山崩地震般的海啸。学者们各执一词，或有批评，或有赞扬，真是吵翻了屋顶。
可不管如何，其作者瞿秋白都被当成了汉字拉丁化的先驱，深受青年们的追捧。
实际上，中国古汉字乃是繁体。在书写之时，笔画多，耗时长，非常不简便。对于汉语言的学习者，这则是增加了入门门槛，不方便中国文化的传播。
五四运动时期，一些新文化的持旗人便高喊：“汉字不灭，中华必亡。”
彼时的旧中国积弊累累，社会风气散漫，国家实力孱弱。人们越来越多开始了反思，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有些人把问题的根源放在了汉字上。
“只有废除汉字，中国才能迎来新生。”于是后，瞿秋白等人开始了大胆的改革，一批留洋归来的学者纷纷赞成。
可是，赵元任先生写的一篇96字小文章，却一下子打散了那些“汉字革命者”，这究竟为何？
借鉴苏联，汉字“拉丁化”
1917年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了俄国独立。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迅速展开。俄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可在沙皇封建统治下，多数人不识字、没文化。
为了提高生产力，国民的素质必须要快速提升。于是，苏维埃的高层也展开了另一场争论——对俄语进行拉丁化。
所谓拉丁化，其实便是把繁杂的笔画文字改造成拉丁字母拼写。由于拉丁语言都是表音文字，它的口语化非常方便，极大地提高了文字的传播性、便捷性。
1919年开始，苏联全境范围开始了正式的拉丁化俄语改造。不仅是本国人，连定居于此的中国侨民也被传授拉丁化俄语。令人惊奇的是，短短数年，十几万中国侨民都掌握了这门语言。
当时，中共党员瞿秋白同志来到苏联，他亲眼目睹了“拉丁化俄语”的巨大威力。只要熟悉二十几个拉丁字母，哪怕就是上了年纪的俄国老农民，他也能识字、说话。
伴随着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其国力迅速增长，各类人才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见此情况，瞿秋白大为震动，他心中暗暗思量：“汉字不也是可以拉丁化吗？”
于是，待在莫斯科的瞿秋白行动起来。他一手整理古汉字资料，一手对比拉丁语言，进行了初步的改良。
越是投入其中，瞿秋白越是兴奋。汉字笔画繁多，难于记忆，难于书写。作为一名历史专家，瞿秋白更是认识到“汉字乃是百分之三四中国人用的，这是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工具和文化武器。”
瞿秋白：废除汉字
汉字明明就是全体国人使用的语言，瞿秋白为什么讲是阶级工具？其实，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过去士大夫推崇“耕读传家”，而能够接受教育的人，本身便是少数。儒家学说传播过程中，那些深奥难懂的道理也伴随着晦涩拗口的古汉字。
因此，也就出现了“之乎者也”的孔乙己，这些深受毒害的读书人了。至于真正的劳动者，他们则成了口中“趴粪的、挑担的”。
瞿秋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先驱，他注重劳动者的权利，讲究平等与自由。
在见到列宁的时候，他直抒己见，并得到了列宁的赞赏：“拉丁化是东方语言的一个革命因素。”听了这番话，瞿秋白信心十足，更潜心投入钻研中去。
三个月过后，瞿秋白的成果终于问世了。从苏联归来，他借鉴了先进的拉丁化改造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瞿秋白推出了新的拉丁化汉字。
一方面，他引入了西方的拉丁字母，广泛与汉字进行匹配；另一方面，瞿秋白又创造性地发明了声母和韵母；最后，他最大的成就则是标定了声调。这也是被后来使用。
声调有多重要？当海外汉学者得知汉字被标定声调后，几乎所有人都赞赏。要知道，汉字只有一两个音节，这是和英语最大的不同。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只用几个音调去描述词汇，这让外国人颇为费解。在上千个汉字中，一个音便有着许多字。正是这样的语言逻辑，使得中国的诗歌独具魅力。
瞿秋白标定了四声音调，这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汉语的优美发音。通过不同的发音，我们也可以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词。
紧接着，瞿秋白发出“尽快推广拉丁化汉字，废除方块字”的倡议。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这样的呼吁也引起了热烈讨论。
各方言论，赞成者多
首先对瞿秋白的成果表示欢迎的，还是海外的华人、华侨。著名的文学家吴玉章先生也提出了《拉丁化汉字方案》，他和瞿秋白不谋而合，自然出来赞同。
彼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的思想极为活跃。
其中，“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让所有人都思想醒悟，年轻人自觉地看起《新青年》。知识文化分子们摆脱了“八股文”的束缚，用起了最直白的“白文”。
很显然，文化改革越来越重大，那些思想激烈之人也渴望“全盘西化”。
实际上，“废除汉字”的呼声由来已久，在使用上的不便利让人对其痛恨。可兹事体大，谁也不敢做第一个发声人。
当瞿秋白跳出来后，年轻人便前赴后继地跟随，时髦、体面、流行也被冠在了“拉丁化汉字”头上。
瞿秋白的初心是好的，可他的做法却过于激进。汉字乃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这样的象形文如何能够轻易放弃？可以说，放弃汉字便是放弃中华自我。
在一片高歌赞赏声中，赵元任先生站了出来。这位留洋多年的大学问家，他以96字奇文进行了有力反驳。这便是流传开来的《施氏食狮史》。
全文迅速被各大报纸刊登：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失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古文记载了一个姓施的人，他爱好吃狮子。有空之时，他跑到集市逛街，恰好看到了十头狮子。可由于害怕，直到狮子死了，他才敢靠近，并买回家去。在家里的石室内，他让人擦拭清洗狮子。可真正准备吃的时候，他才发现不过是十头石狮，于是写下了这篇日记。
96字奇文，赵元任的反击
此文一出，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通篇上下都是一个音节“shi”。若是汉字，人们一看便了解其中趣事，读完更是不经意的会然一笑。这文荒诞、离奇，却又有着丰富的警世寓意。
可按照瞿秋白的拉丁化汉字，那么便会是一篇96字的“shi”了，谁还知道其中的含义了。一时之间，本来支持瞿秋白的人大为动摇，“拉丁化改造”也开始了质疑。
赵元任何许人也？他生长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父亲做过前清的举人，母亲也是有名的才女。从小到大，赵元任耳濡目染，学习了许多传统的经史子集。
18岁那年，凭借优异成绩，赵元任考入了游美学务处，并保送康奈尔大学深造。此后8年，他潜心攻读，先后拿到了文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的文凭。
1919年，他博士毕业，留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学。一年后，赵元任回国在清华任教，以博学多识受到学生赞扬。当罗素（英国哲学家）来华访问时，他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在清华园里，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四大导师”。而他更是精通数学、物理学、心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
这位大学问家的出现，人们也开始反思了“拉丁化汉字”的弊端。可是，一场大辩论并未停止。
1930年冬，国民政府在海参威举办了第一次中国汉字拉丁化大会。不过，因为许多原因，到场参加的只剩下了北方的文化人士。会上，瞿秋白赢得了不少的赞同。
文化名人胡愈之先生说：“秋白是拉丁化北方化方案的最早创造者，他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开山老祖。单就这—件事，就教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他。”
胡愈之自诩为革命知识主义者，他强调文化改造，愿意实行拉丁化汉字。
鲁迅先生也起初报以赞成：“这回的（拉丁化）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现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活路。”
不过，在众人看到了赵元任先生撰写的《施氏食狮史》后，大家都陷入了思考。一味提倡拉丁化汉字的好处，却也失去了汉字本身的精华，这样的做法自然是不对的。
与瞿秋白等激进分子相比，赵元任沉稳得许多。他不会渲染文字的阶级意识，而是注重汉字的优化方案上。可以说，赵元任既要保留汉字的精华，也要去除其弊端。
汉字改造的争议
当时，文化界人士（特别是留洋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识：图画文字与表意文字都是文字的低级阶段，文字的高级阶段只有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才是公认的先进的文字。
其中有人便提出：“文字要为科学生产力服务，而不是封建专权。”仅从历史发展上来看，这话说的一点不错。
秦汉之后，儒家学说登堂入室，腐儒流毒残害无穷。
中国人本有四大发明，科学技术也位列世界一流。可因为汉字难以被科技（特别是数学、物理）所运用，没有办法进行抽象地概括。这使得中国人只能描述事物、叙述外貌，难以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西方的数学、物理迅速发展，工业革命也随之浩浩荡荡地展开。唯有封建中国，千百年都循规蹈矩地过活，维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中国人比别人笨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知识分子们呼吁“汉字拉丁化”，这便是改良国民的逻辑思维，提升抽象思考的能力。
赵元任先生则提出了个人的深刻见解。在他看来，汉字有好有坏，决不能一言概括。
在96字奇文《施氏食狮史》问世后，他给汉字拼音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方向，展示了汉字的独有特征——汉字音节强于词。因此，汉字不一定进行拉丁化改造，却可以保留拼音注解。
新中国时期，汉字拼音化
赵元任留学多国，精通数国语言。他既是科学大师，又是音韵语言的先驱。有着中西教育的经验，他也成为了说话最具分量的“研究者”。在开始研究如何进行汉字改革时，这个大课题落在了赵元任身上。
赵元任和瞿秋白都是文字改革的先驱，他们做法不同，却又都希望汉字能够发展，国家能够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把改良后的语言称为“普通话”，赵元任则称为“国语”。翟主张用拉丁字母替代汉字，赵推崇汉字拼音化。
在统一语音的方面，赵元任认为要以北方语言（尤其是北京话）为正宗。而瞿秋白则提出平均主义，循序渐进，要让全国各省都能听从。可以说，二人各方面都不相同，都不肯退步。
后来，法国记者列文森采访赵元任时问：“你跟拉丁化的设计者们见过面并且讨论过它吗？那些人大多数都在苏联留过学，比方说瞿秋白”。
赵元任回答道：“没详谈过，我从来没跟他有过长时间的讨论。”列文森又问：“你跟他见面很难吗？”赵元任说：“我不记得了。”由此可见，两位文化大师的见解从未相融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汉字委员会成立。在诸多专家的一同考量下，赵元任先生的意见得到了赞同。
此后，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扫盲，我们的人口识字率迅速提升，民族文化也愈发自信。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孩子也开始普及外语（俄语、英语）。
在表音方面，拉丁字母有着天然优势，它们也并未离开语文课本。
总而言之，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我们既要保留它，也要改造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拉丁字母引入国内后，中国人的逻辑抽象能力确实提升不少，我们也培养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这都大大补充了国家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