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未经完全证实的消息：
2-8a Rutland Gate，是紧邻伦敦海德公园的一处豪宅。
最新的FT中文网相关报道显示，这间房子的实际所有者极有可能是恒大的许家印。
2020年1月，沙特阿拉伯前王储苏尔苏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以破纪录的价格出售了这座俯瞰海德公园的有45个房间的豪宅。
当时，媒体报道，以2.1亿英镑收购这间豪宅的是中渝置地老板张松桥。
张松桥，是许家印在香港的“牌友”之一。
2008年恒大流动性紧张、谋求在港上市之际，新世界的郑裕彤、华人置业的刘銮雄、中渝置地张松桥等富豪都出过一臂之力。
从此开始，双方合作千丝万缕。
在房地产市场，“香港朋友圈”在内地的多宗开发项目最终被恒大地产接盘。
在资本市场上，恒大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名单中，总会看见香港朋友圈的身影。
在恒大上升时代，他们也挣到了溢价、股息和利息。
当然，在恒大的股债一泻千里的之后，他们多少都有些损失。公告显示，刘銮雄为最，张松桥的中渝置地、港通控股对恒大的投资损失至少也有数亿元港币。
张松桥，常被媒体称为“重庆李嘉诚”。因为从2015年之后，他步李嘉诚的后尘，抛售内地资产，连续将西南地区的几个大型项目出售给融创和恒大，而后抄底英国地产。
从2017年开始，中渝置地开始在海外尤其是英国进行大手笔的资产投资，包括沃达丰总部大楼、“奶酪刨”摩天楼等。
去年以来，因为陷入流动性危机，许家印一直在出售私人资产。
据英媒报道：
“几名知情人士表示，伦敦的这处房产也在出售之中，不过没有经过正式程序。”
这所豪宅是不是张松桥帮许家印代持的？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COVID19之前，恒大没有流动性问题，许家印当时已经财富自由很久了，买不买豪宅是个人权利。
现在危机来了，卖不卖豪宅则是个人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
令人感兴趣的是背后的三点：
第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爆出这个消息？
第二，这个消息是谁爆出来的？
第三，他们为什么都要去英国？
对于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有两句格言可作参考：
一句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关系最稳固。
一句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对第三个问题，因为2-8a Rutland Gate旁边就是海德公园，在初中政治和历史教材中，海德公园和卡尔·马克思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简单聊聊马克思以及“ 他们为什么都去英国”？
1
1984年12月，苏共二号人物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
期间，他在大英博物馆圆顶阅览室的“马克思专座”旁感叹：一切始于斯。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第一次阐述了他的“新思维”。
1855年，为了抗议《周日营业法案》（Sunday Trading Bill）——该法律限制劳动者在劳工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进行商业活动，海德公园发生聚会及暴动。这场事件被卡尔·马克思描述为在英国革命的开始。
马克思是在1849年来到伦敦的，此前，他已经被多国下达驱逐令。
来到伦敦之后，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海德公园和大英博物馆圆顶阅览室。
值得一提的，给马克思办理图书阅览证的也是一位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安东尼奥·帕齐尼。他此时正是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
在伦敦期间，马克思写就《资本论》，深刻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之后，对我们今日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另两位，也在圆顶阅览室待过。
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列宁。
1896年，孙中山流亡伦敦。在伦敦期间，他被清廷驻英使馆设计诱捕，囚禁十二天后获释。
此后，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读了10个月的书。
据清廷驻英使馆雇用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孙中山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大英博物馆的圆顶图书馆，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
清廷驻英使馆监视了他大半年，硬是没敢在这抓人。
几年之后，另一位俄国人来到伦敦。
1902年，为了躲避巴伐利亚警方，列宁和《火星报》总部在搬往伦敦，在这里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列夫·托洛茨基成为朋友。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中回忆：
“当1902年至1903年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有一半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里，那里有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备完善的图书馆。伊里奇还非常广泛地利用了伦敦的阅览室，从他1902年10月27日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列宁一生六次来伦敦，并在大英图书馆内度过许多时光，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
在伊斯灵顿的Clerkenwell有一家名为Crown Tavern的酒馆，据说，列宁在1905年和斯大林首次在这里相识。
列宁视伦敦为资本主义腐朽的象征，并希望摧毁这种体制。他经常带着友人走访伦敦东区的贫民窟，让他们亲眼观察伦敦的贫富差距。
历史学家海伦·拉波伯特（Helen Rappoport）说：
“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给了列宁阅读的途径，给了他行动的自由和资助，但也恰恰在这里，列宁写了摧毁资本主义的著作。”
从时间点上看，也许后来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早在20年前就在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留下了草蛇灰线。
2
上面三位都是去伦敦避难的，顺带“深造”了一番。
除了马克思、孙中山、列宁之外，“印度圣雄”甘地、“新加坡之父”李光耀青年时代在英国伦敦系统的学习过。
后面四位堪称四个亚洲国家的“国父”。
可能这种现象只是巧合，只是幸存者偏差。
毕竟作为当日的经济、科学、文化中心的伦敦具备太多吸引各种人才的条件。从几率角度来看，迟早会出现一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是去专门留学的。
比如，被大众熟悉的王思聪也在英国读的中学和大学。
王思聪去得早。
近日，一则有关南安普顿大学课堂的视频流传在网上，课堂上，几乎全部是中国留学生，甚至连老师也是中国人。
2022年1月份，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发布了一年一度的《英国高等教育大数据》：数据显示，在2020-2021学年，英国各大学留学生总数已超60万，达到605,130人；其中，中国留学生总数再一次超过14万（143,820），占非欧盟国际学生的32%，而在2016-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仅为95595人。增幅50%。
此外，申请留学人数也快速增加。
根据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于近期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6月30日，今年共有31400名中国学生申请去英国高校学习。相比于2013年，增长193%。
即便受到COVID19影响，中国留学生到来英国的人数，依旧逐年增长。
3
海德公园最闻名于世的是“演讲角”。
在此，除了不允许批评王室和颠覆英国政府之外，可以自由地对于其他的议题发表演说。
大英博物馆圆顶阅览室内有一块题为“阅览室与革命”的看板，看板上写道：
“这间阅览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筑，为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和精神的源泉。”
这两点背后的原因，或许是伦敦自19世纪以来伦敦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或许因此，19世纪的马克思可以在伦敦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或许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孙中山和列宁可以在伦敦流亡，而不担心其他。
或许因此，20世纪的哈耶克可以在伦敦说：
“只有金钱才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得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或许这些都是伦敦吸引力的部分原因。
最后
戈尔巴乔夫一定看过乔治·奥威尔在1949年写的小说《1984》。
乔治·奥威尔也是圆顶阅览室的常客。
虚构的《1984》中，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老大哥”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下层人民的人生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
现实中的1984年，正是戈氏访英首次阐述“新思维”的年份。
可惜，天不假年。
或许，历史这位自然神，早已把这一条草蛇灰线埋在了圆顶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