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矿大楼”是家乡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镇人早年间的一句口语，耳熟能详一说就明白，丝毫不用解释。
一 矿大楼的位置
说起来也巧，镇公社道北我家这栋红砖房也可谓是汇聚“矿大楼”的群英，总共住有六户家庭其中有五户人家有干部人员在矿大楼任职，他们凭借着本事和实力占据着各关键科室的重要位置。各位“known how”分别是住在房东头的保卫科长甄友、财务科会计汤喜合、安全科李益民科长、房西头的肖作舟夫人曲桂兰会计，以及在地质测量科任科长的我父亲陈辅民。这一趟房子的孩子也很出息，上世纪恢复高考后，大中专院校的录取率那么低，李家、陈家、汤家、肖家各有子女相继金榜题名。恰如老邻居李沛成小哥总结的那样：这是达连河的文脉所在……
尽管“矿大楼”的地理位置不好刻画，可是，历史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尊重，那我还是入乡随俗吧，就采用具有小镇特色的语言来执拗地说说它吧，也别管外乡人能不能听得懂，反正他们今生今世也不见得有空闲到小镇游历。
（矿大楼的老照片）
下面，我郑重地用现代化的命名方式来介绍一下“矿大楼”的位置：该楼紧邻健康路，基督教堂通往北四队那条大道的交叉口偏北位置，即是矿大楼原本所在地，该楼没有涤荡过岁月的洗涤已经消逝在岁月的长河。
楼后东北角的那根混凝土烟囱应当是日伪时期的遗存，灰白色的“大烟筒”高耸直立在坡岗之上，颇为引人瞩目，从很远的地方就即可瞧见。
现在的那条由南及北从96户通往北四队的笔直道路，原本并非如此。50年前，这条路走到健康街就成了“丁”字路，它被高耸在坡岭之上呈“之”字形的二层建筑物——“矿大楼”当头截断，人流车流需要绕行“大楼”半圈方可通过。
印象中，矿大楼正门前有个果园，夏季时两棵高大的果树绿树成荫，四周采用不足一米高的白色栅栏围成了一个大圆圈。邻居李沛成小哥清晰地记得：他上一年级的夏季中午，放学走到矿大楼时，感觉身体极不舒服，就自己躺倒在果园树荫下，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走回家。
二 初识矿大楼
对于我来说，有关依兰煤矿的记忆是从矿大楼开始的，那些活生生的童年记忆深刻在脑海里如铁板一样结实，岁月的风雨再大也无法将它从我的生命中磨去。
1973年的元宵夜，我才有机缘堂而皇之地步入矿大楼。
因那晚矿机关一楼大会议室举办灯谜游艺晚会，父亲决定领着大哥和我去涨涨见识。进了会议室的大门，只见面前多根一人高的长绳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纸条，巴掌宽的纸面上用毛笔字写着各种谜语。
“一口咬断牛尾巴”这个谜语被我破解出了谜底。当我兴冲冲地拿着谜语条跑到领奖处，我大声地告诉工作人员：这个字是“告”！而有个工作人员却说错了，这个字是下午的“午”。我毫不犹豫地高声辩解道：不对，就是“告”字。“牛”字当中一竖的下半截就像一个尾巴，去掉后，加上一个口不就是告字吗？那个工作人员笑着说：别看这孩子小，说得有条有理的，还真是自己猜出来的“闷儿”啊！不像有些小孩是父母告诉的谜底。
（达连河镇公社）
打那以后，矿大楼也成了我童年常来常往的驻足地之一。在矿大楼内挨屋乱窜的过程中，大楼里安静的办公氛围，令我自觉地放慢放轻脚步不再随性地乱跑乱喊，老成持重气度如渊。
在我这个不经世事的孩子眼中机关部门的各色人很是不同。机关大楼的女性并不都是高冷的，有些阿姨自身带有的母性光辉，还是很能吸引我的。比如打字员孙凤仙阿姨、煤矿交换台的接线员卜宝玲、老刘阿姨等，她们似乎很欢迎我这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前来闲聊。
这里的男人也不全是友善的。有次我在一楼调度室内玩，门外进来一个姓赵的家伙莫名其妙地问我怕不怕他，听到我回答是“不怕”后，他就掐住我的小手使劲捏，直至我流出了眼泪。我高声哭闹起来也毫不犹豫地问候了赵某的母亲。调度员秦云听到我骂人后，很武断地斥责我没教养，还要站起来揍我，逃跑时我也不忘顺便问候了秦云的母亲。
地测科的电视机
说起来过去的童年时光，我感觉最大的改变是地测科有了台电视机，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逝世后的某个夏天。
当年，如果想要看到地测科的电视，门卫和办公室门这两道关口是必过无疑的，缺一不可。因我能软磨硬泡地拿到父亲办公室的门钥匙，又与晚上打更的师傅熟络，进入矿大楼还是畅通无阻的。
更多的小青年和小玩闹儿明显不具备我这等“优越”的条件，他们连矿大楼的门都进不了，只好万般无奈地徘徊在收发室的窗外狼哭鬼叫，发起对看门人的精神骚扰。
（全国劳模程会意在出车沟劳动）
地测科在矿大楼的东北角二楼紧邻锅炉房，还真有胆大泼天之人爬上锅炉房房脊边的地测科窗户，偷偷潜入室内，万一从房上失足落下，其后果不可想象……
暂停机关大楼内的地测科电视播放势在必行，除去门卫的不胜其扰不说，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绝对是头等大事，不能含糊。
墨菲定律是西方公认的神奇法则，隐患是无处不在的，令我青春破“防“的是一部电视剧。
中国人熟知的裸体日本电影《望乡》，我是在地测科的电视里看的。那天晚上，是哥哥的同学李准找我带他去二街找管电视机放映的宋雅孔，央求宋叔去放电视，因为科里的电视已停放多时。李准的日裔母亲带着弟弟三孩已然返国很长时间，他思亲的举止和恳切的哀求打动了宋叔，领着我们破例去了矿大楼。
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而言，影片当中史无前例的感官刺激和激情震撼，《望乡》格外深刻地触及到灵魂，世上饮食男女的情欲瓜葛被影片泄露了天机，少年的青春期提前来临，身体当中萌生了人生的初次野性。
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无限时间和空间面前，人类相当于朝生暮死的蜉蝣，再多的爱恨情仇又能如何？如若同我一样黔驴技穷，就不妨接着听我讲故事儿，说说那些矿大楼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人吧。
有次，在大楼里看完电视，随着几十人下楼后走在一楼漆黑的走廊里，突然有人在身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还凶巴巴地令我“快走”，他粗暴的举动令人猝不及防，我恼了转身冲他嚷道：“前面的人走得慢，我能走快吗？有能耐你飞过去呀！”见到一个小孩还敢理直气壮地顶嘴，那人赫然而怒用手揪着我的脖领子，扬言要把我关进保卫科的小黑屋。事后，我才知道这个横行霸道的恶人是保卫科干事朱国珍。
保卫人员在煤矿称霸一方早为人所共知。接下来，我不得不狠心将混在保卫人员中的“人渣”梁某德揪出来示众。
我上初二时，梁某德其子梁某文有意朝我的上衣泼墨水，无缘无故地辱骂于我并故意挑起事端，最后还用一把长长的折叠尖刀捅伤了我身体背后的心脏部位，如果再刺入几厘米，我十几岁的小命将休矣……
如此恶劣的“故意伤人案”发生后，梁家却不管不问，亲眼看到梁某文用刀子刺伤我的班主任朱建荣亦未对凶手严加管教，一经想起顿时寒心伤鼻。
得知详情的母亲愤愤不平地登门到梁家讨要说法，得到的却是梁某德毫无人性地胡说八道：小孩子打架，没轻重……梁某德口中吐出的每个字都泛出彻骨的寒气，瞬间化成锋利的匕首，将母亲捅的遍体鳞伤。
想必，儿子“被刺”这件大事，由父亲出头露面来伸张正义想来也是人之常情，可他却一直不闻不问淡然视之。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是父亲的软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骨子里有种不安全感，使得他不得不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为一家六口人的衣食奔命。就如那年在学校的清雪劳动中，我的铁锹无意中碰伤了党生同学的额头，面对党生父亲的上纲上线和12元（相当于现在1200元）的药费敲诈，认命的父亲宁愿赔付高额勒索也拒不承认这是阶级报复。惯性使然，他在晋升职称、涨工资和分福利房等方面，也同样是采用委曲求全的应激反应……
出身的“原罪”使得父亲谨小慎微，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由于政治问题而导致家破人亡。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王维新（同音）曾是依兰煤矿的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斗，被刘瓜蛋子和杨歪鼻子两人揪着头发使劲朝着墙上的一个钉子撞去，闻听王维新发出的痛苦嚎叫，二人觉得王维新是故意装可怜的，便更加用力地将他的头在钉子上撞来撞去，前额颅骨被撞出二十多处破洞，肋条也被踢折两根，连八岁的女儿也要上台哈腰陪斗。当时他家有十口人，每个月只给十元生活费，穷到连粮食都买不起的地步。
当晚，矿长王维新又被造反派打穿了耳膜，他实在忍受不住折磨，乘上厕所之机在黑夜中逃离了造反派的魔爪，在张白毛子家躲了一夜，第二天跑回了方正县老家。
难忘的机关人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上了初中，尚未没想到过前途之类的问题，只是感觉以往停课闹革命的扭秧歌、打着红旗沿街宣传等活动逐渐在减少，我参加的学校鼓号队活动在初二学期后也停止了。这期间，生活单调乐事甚少，却有两件事让我刻骨铭心，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
“雷大学”和父亲同在一办公室工作，他是安徽南昌人名字叫雷有栋，是全国劳模程会意的女婿。我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时，雷叔喜欢让我在世界地图上找出他说出的国家位置，能够应对他的挑战，这种互动令我很是开心。1979年，他要报考的中国矿业学院露天开采专业研究生需要考英语，而雷叔学的却是俄语，他每天刻苦攻读英语的情形令我敬佩，更令人折服的是他当年如愿地考上了矿院，英语考了70多分。雷叔去上学读研究生后，望着他留下的空座位，也感悟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我家邻居李益民科长是依兰县老“国高”毕业的，文笔出众佳作频出，每个月都有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据说，在文革前他个别月份得到的稿费要比工资还高。出类拔萃的他，使得我感到人除了挣工资生存外，还有别的活法。
（新的机关大楼）
1985年我毕业分配到牡丹江市，这个因小说《林海雪原》而闻名全国的小城，并在这个第二故乡娶妻生子扎下了根。
有次回到故乡，四弟陈强带着我漫无目的地在家乡四处闲逛时，走到矿大楼的旁边，方知道矿机关早已搬迁到了江山路的老俱乐部东边，这里变成了独身宿舍。
那天，我缓缓地上了二楼，只见到大楼东北角的地测科大门四开，高低床铺上放置着各色被褥，地上的积水发出难闻的味道，房间依旧在可时过境迁矣……
下楼时，我同小时候一样，身体跨在厚厚的水磨石楼梯扶手上，从上向下缓缓滑落。
恍惚间，脑海浮现出了许多往事：煤矿名人“四个菜”在一楼楼道里贴的大字报《火烧保护伞，揪出小爬虫》，当年引起的巨大轰动；一楼大会议有段时间当成了拘留室，长椅上躺倒着以邢大拐为首的那群流氓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六人死亡的矿难那年，赵瘸子面对调查人员的滔滔不绝；矿长吴宝全斥责暑假打工的我给窗户刷油漆太慢，全然未见窗玻璃被擦拭得铮明瓦亮……
从水磨石楼梯扶手下来，我的脚重新回到了坚实的一楼地面，向前看在楼梯间和大门处间夹着很长的一段漆黑楼道，当我深一脚浅一脚缓行在黑暗之中，恍如重新回到地测科电视散场后曲终人散……
不知何时，原矿机关大楼连同后院的高耸的烟囱一起被拆除，大楼门前丁字路被打通成了十字街，经过“去产能”后众多家乡人远走他乡，物是人非的十字街显得异常空旷。今天我站在矿大楼的原址处，虽然这座老建筑不在了，而我还能依稀听到庆祝出车沟大会战的欢庆锣鼓，看到那些骑着自行车急匆匆上下班的矿工，还有打打闹闹上学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