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此时列强各国政府，此时对在中国山东发生的民、教冲突并不十分感兴趣，它们的注意力在于地缘政治的争斗。
1、1899年英国的反应
英国政府对德国突然发兵占领胶州湾十分不满。法驻英大使坎朋在1899年5月报告德卡赛外长，说索尔兹伯里首相非常不快，曾问他：
“为何德国人有足够的时间，也不向我事先打招呼，便自行占领胶州？”
法国公使毕盛在北京注意到在德国公使海靖离任宴会上，英使窦纳乐借故未到。为了遏制德国在远东的势力，英国政府考虑与俄国达成一项合作的协定。
长期以来，列强在华的争夺是以英——俄矛盾为核心的。德国的入侵将英——俄矛盾暂时地淡化了。于是，英国试图与俄国达成互相承认势力范围的协议，但是俄国却乘机想把它的影响力从满洲扩张到华北和黄河流域，其中包括山西、河南和山东的一部分。
英国人大惊，坚决予以拒绝。俄国又要求英国明确界定“长江流域”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概念。然而英国实际上在考虑将“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长江盆地”，这样就要从上海延伸到四川。双方你来我往，经过几番移密谈判，于1899年5月达成《英俄协定》。
然而，此协定并无实际价值，因为俄方最终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一个关键条款，即俄国不支持任何列强在“长江盆地”内修建铁路。因此，协定中双方互相承认势力范围的条文形同虚设。
法国政府对《英俄协定》非常不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孤立法国。
德卡赛外长甚至以为英国有企图要将“长江盆地”变成另个马来半岛甚至印度殖民地。法国在“长江盆地”的利益已经很重要，1899年法国在此地区有3亿多法郎的投资。
《英俄协定》签订后，毕盛公使沮丧地报告外长：“瓜分中国已成了无法掩饰的事实。”
2、法国的“借口”
毕盛一贯主张法国积极参与瓜分，但是保罗·坎朋和驻俄大使蒙特贝洛对这个意见不愿苟同。这两位大使都认为英国突然重提“势力范围”问题，实际原因是为了防范德国。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与俄国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有冲突，英国意在引诱德国正式界定势力范围。德国工业界目前对华直接投资的兴趣并不大，对殖民活动也不热情。
因此，德国正式界定势力范围后，就不能再染指“长江盆地”。据他们分析，德国肯定对《英俄协定》不满。如果德国不愿上钩，则将给法国提供机会重新与英国修好，因为英国人骨子里还是赞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
所以，《英俄协定》反而成了法英和解的一种催化剂。
于是，德卡赛否决了毕盛要求与英国谈判正式界定在华势力范围的提议。到了1899年6月份，果然不出所料，德国政府对《英俄协定》大为光火，连法国驻德大使诺埃耶都对布洛大外交大行的强烈反应大吃一惊。
布洛夫认为《英俄协定》的结果是中国大部地区落入英国之手，对欧洲他国的利益是极大损害。到了1899年年底，法国政府欣慰地看到英国政府又何到支持中国“门户开放”的立场，由山东引发的列强地缘政治的斗争才暂告平息。然而，山东已群情激愤，仇洋烈火在熊熊燃烧，公使团不得不开始考虑对山东局势的共同立场。
山东反洋运动爆发之初，法使华盛曾希望将冲突控制在德国教区。然而，到了1898年底，暴力事件在法国护教区也大规模发生。
1898年7月间，巴黎海外布道会的两名神父在广西被杀。10月份，法国的沙奈神父与13名中国教徒在广东丧命。与此同时，余栋臣在四川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法国教士。
10月底，赵三多起义地区也发生在法国护教地区。1899年初，平原的法国教士大批逃离传教点，除了教堂和教民房屋被焚烧外，抢劫事件同样层出不穷。
反教活动有地方绅士支持，有的地方官也加以姑息，因而发展势头很大。尽管山东的形势严峻，毕盛公使仍坚持认为山东动乱的根源是德国入侵。
他在一份向巴黎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德国在山东的政策是暴乱根源，但德国还在继续为教案获取赔偿，山东地方官愤怒不已，因而故意放弃对教士教民的保护之责。
然而，法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地缘政治，对民、教冲突不大关心，所以对法国传教士在华遇难的事件并未作出过激的反应。
3、新教传教士何以成为焦点？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对山东的民、教冲突兴趣不大，因为问题的来源是德国和天主教。英国外交部从来没有把传教士看作是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1897年，著名的“中国通”、与康有为的“强学会”有密切关系的李提摩太牧师在伦敦要求与政府官员会谈，外交部无人对他感兴趣。
山东动乱的严重性只是在袁世凯主持山东之后，不少拳民进入直隶，才起英国公使的重视。英国新教传教士虽然不如天主教士那样为所欲为，但当地百姓对他们的存在也是心怀不满。
新教教堂一般有个尖顶，被普遍认为是破坏当地风水的象征。而新教强调的社会改革方案也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安，从清廷的角度看，新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危险，因为它在中国到处宣传改革。
通过办报、出书、建学校，新教向中国人灌输了不少危及中国体制的新思想、新概念。再者，很多新教传教士直接参与了康梁的变法，其中以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最为活跃。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一般百姓已无暇顾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别，只想将洋人统统赶出中国去。
然而，对在华新教活动保护最得力的不是英国而是正在崛起的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整个19世纪90年代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是防止中国被列强正式瓜分，中国的解体将危及美国在华的利益。
但是英、美政府都不想在教案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免与中国交恶。与法国相比，英国政府更加不愿意卷入民、教冲突，特别不愿意为了中国教徒的利益而与清廷发生冲突。英、美在华的领事对传教士向无好感，但德占胶州湾之举开创了以教案获割地赔款的新途径，英、美政府也开始关注教案问题。
英国是头等强国，需要维护全球的势力均衡，于是美国在英国的鼓励下担当起保护新教活动的非正式代表。
4、美国的护教主张
199年初，天主教士被总理衙门授予正式官衔，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旨在切断教案与割地赔款的直接联系，如果将传教士列入中国官僚体制的品秩，就能够减少列通外交官干涉教案的权力。这项政策与清廷在胶州湾事件后为了防范再一次割地的决心是一致的。法使毕盛一开始积极支持此项新政策，他和法国主教樊国梁都参与了此事的谈判。但不久他又开始意识到，接受这个方案将意味着法国护教权的终结，于是又开始反悔。
英、美政府一开始也有些糊涂，它们对此方案的初步反应是认为这是法国的阴谋。美国国务院指示康格公使为新教教士争取同样的权力，但因新教各会对此坚决反对而只好作罢。
英国政府一开始也担心此举会让新教教士失去保护，英国国教的领导人对天主教在华得到这样的地位非常不满。在上海召开的英国国教主教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天主教神父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干涉已达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
在武昌的浸礼会教堂在给窦纳乐公使的信中指出，传教士不是政府官员，对司法诉讼并无知识。而上海的新教联合会则要求给予新教教士同样的特权，但不要头衔和品秩。
其实，每个新教传教士都将自已看作是主教，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实践中争取到了与当地最高地方官见面商谈事宜的权利，表示不需要天主教主教所给的头衔。此外，在华的新教传教运动都有各自民族国家的背景，不像天主教有梵蒂冈这样的跨国权力中心。因此，很多新教教士本身是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利益和主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为郑重起见，就此事专门询问了国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教士头衔问题被搁置一旁。
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门户开放”的声明是英籍中国海关雇员希普斯利帮忙制定的，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对此表示欢迎，但其他列强和中国都对这次声明没有发表式意见。同时，山东的反洋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898年，新教在四川的内陆传教会有一名教士弗莱明被杀。
1899年初，山东沂州的抗教组织在打击天主教的同时，也攻击了新教教堂。1899年在华的美国人共有2335名属于传教组织，法国人中也是大部分与天主教传教活动有关。但此时法国护教权地位已在下降，而美国教权地位却在上升。
19世纪末，不少美国的重要人物都认为传教活动可以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就属于积极支持传教活动的一员。马汉在19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如果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没有进入夏威夷群岛，这些岛屿恐怕早已落入他国之手。
他认为：
“那些批评传教活动与和平发展与进步相矛盾的说法荒谬至极。”
巧合的是，美公使康格出生于西部的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对传教活动特别尊重。他对传教士的要求一般是有求必应，比如刚上任不久，为迎合教会的旨意，就有迫使毓贤解职之举，很多传教士写的书中都对他护教的努力表示欣慰。
5、俄国的担心
另外两个列强，即俄国和日本，在中国并无传教活动，所以山东的动乱对它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担心。
俄国仿效德国占领胶州湾，强行租借了旅顺口以后，引起列强的一系列租借活动，此举对李鸿章企图与俄国签定密约很有妨碍。戊戌政变后，两国关系由于亲俄派被贬而进一步恶化。1899年4月，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请求扩建满洲铁路的计划。维特试图重修中俄关系，但中国的反洋运动已经开始波及满洲。
尽管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民、教冲突中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抗俄行动仍然此起彼伏。1899年初，旅顺口发生大规模骚乱。俄国在旅顺口的军事当局决定在中俄管辖区的中间地带征收土地税，2000多农民在马承逵的率领下攻击俄国的税收站，造成流血事件。
1899年，俄国最担心的是山东的动乱向全国扩展，动乱将危及俄国在满洲的利益和铁路建设项目。同时，俄国还担心山东的动乱可能会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损及俄国在华北的利益。从1870年以后，俄国在华采取的是守势，意在保护既得利益，所以俄国在北京的外交官坚决反对公使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迫使中国就范。
6、另类的日本
日本的看法与俄国不同。日本政府对山东的动乱既有一定的亚洲人的同情心，又要考虑列强的地缘政治关系。日本的精英势力在甲午战后开始将中国问题视为白种人与黄种人在亚洲斗争的一部分，日本人对西方的“黄祸论”也是恨之入骨。
著名的政治家近卫公爵在1898年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白种人对中国的瓜分步伐在加快，使得中日的命运变得不可分离，认为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斗争即将到来。
近卫还组织了一个“共同文化社”，鼓吹中日“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的理论。很多政府要员与近卫的想法如出一辙。
1898年5月，农商大臣写道：
“如果我们要真心地保护我们在华的利益，必须要阻止中国被列强瓜分，然后才能争取和平，引导中国发展生产和增强实力。当日本与四方列强冲突开始时，我们就能在东亚保持均势。”
德国入侵山东时，日本参谋本部曾派人建议与中国结盟，但并非出于真心。然而，日本对中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的同情让清廷感到高兴，地方大员如张之洞也表感谢。所以，“百日维新”之后，尽管日本帮助梁启超出逃，两国关系并未急剧恶化。政变后的慈禧太后政权在国际上颇为孤立，因而也对日本伸出的橄榄枝乐于接受。
日本在华的关注重点是俄国，但与彼得堡政府一样，对山东民、教冲突漠不关心，日本知道山东问题乃是列强入侵所激起的。但到了1899年，山东的拳会运动的矛头开始指向所有的外国人，日本政府倒是感到措手不及。
日俄在华无传教事业，但中国的反洋浪潮有可能引起列强军事干涉。西方列强可以从海路进攻，而俄国则有优势直接从陆上派兵。所以列强在华的军事行动将是日本的最大恶梦，因此日本在1899和1900年上半年一直对民、教冲突保持低调，不想激化中外矛盾。
7、从各怀鬼胎到联合行动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到列强在华的外交官很难就山东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各自心怀鬼胎，互不信任。
即使是反洋运动开始带有某种绝对排外的特点时，还是很难协调共同立场。
然而，列强在华外交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对中国政府的统治能力不屑一倾。
他们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时，总是盛气凌入，以命令的口吻逼迫中国就范。中国政府在1899年为镇压拳会活动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但列强外交官对此总是嗤之以鼻，认为中国政府故意表现出无所作为。这样一种态度，不能不让慈禧太后感到列强政府对她采取的是一种直接的敌对的情绪。
然而，此刻列强外交官尚没有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因而慈禧太后还不用过分担心列强在密谋推翻她的政府。如果列强开始联手行动，这就必然会触及慈禧太后最敏感的神经——戊戌政变的合法性问题。
在这个重要当口，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在1899年2月被害的事件。在英使窦纳乐的领导下，公使团以此为契机开始了联合外交行动，于是历史在1900年初便以一场偶然的悲剧翻开了新的一页。
世界历史上，常常会发生一个危机触发另一个危机的连锁反应。当所有的引爆因素都合起来成为一个炸弹时，大危机的爆发便是指日可待了。这就是为什么公使团突然采取共同立场之日，便是清廷内部政治危机的爆发之时。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