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至11月，因人民解放军在金门、舟山群岛两次海战失利，解放台湾的进程大受影响。
考虑到解放台湾的重要性，华东局决定派出一特派员到香港，负责与潜伏在敌营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取得联系，并从他手中获取情报。思来想去，华东局的领导同志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活动的地下党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
图|朱谌之
在接到上级赋予的任务时，朱谌之原本已经计划好，准备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投入到国家建设之中。
就在一个月前，朱谌之将儿子朱明送上了香港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的一艘船上，朱明很清楚地记得，就在分别的那天，妈妈抱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叫爸爸放心，妈妈用不了多久就回去了。”
彼时，朱谌之的丈夫朱晓光刚刚随东野大军一路南下，进入上海，并受党组织的委派筹建上海新华书店，而原本他的打算是，将儿子朱明连同侄子朱晖一起先送到北京去，等到朱谌之结束他的工作任务后，一家人在上海团聚。
可令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9个月后，因叛徒的出卖，朱谌之被捕牺牲，享年只有45岁。
朱明对母亲最终的印象，一直停留在49年9月离别的那一天，他记得妈妈那天穿了一身香云纱黑旗袍。他曾撰文向妈妈倾诉：
“您到了中年，却依然葆有着如此年轻、如此纯真的革命思想，这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江南才女
朱谌之的名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为人所知，但她另外一个名字，却时常被人所提起——朱枫。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朱枫是朱谌之参加革命以后的化名。
图|朱谌之故居
1905年，朱谌之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城区一处大宅内，可以说朱谌之从出生就是含着金汤匙的。
朱谌之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有名的渔业公会会长，母亲是渔业“报关行”富商之女。出生于名门世家的朱谌之自幼便受到很好的教育，精通诗词书画，她的书法更是师承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因为排行第四，所以朱谌之在外人称朱四小姐。
从个人出身来看，朱谌之本来可以无忧无虑地渡过一生，但无奈在这样一个社会时局下，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
尽管朱谌之可以有很多选择的道路，但他最终选择，走上革命一途，还在学生时期，朱谌之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要知道，朱谌之原名本来叫贻荫，小名桂凤，但她自觉这个名字过于陈旧，于是在请教了老师沙孟海先生后，改名朱谌之。
值得一提的是，朱谌之还有一位老同学——陈修良，解放前曾担任过中共南京市地下市委书记，两人一同参加过五卅运动，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朱谌之1931年嫁给了沈阳兵工厂下属炮厂工程师陈绶卿，九一八事变后，陈绶卿夫妇回到镇海，第二年陈绶卿因病去世。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谌之与家庭决裂，开始变卖家产支持抗战，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在丈夫的影响下，朱谌之也投入到地下工作中，
图|1923年朱枫就读于宁波女子学校
需要指出的是，朱谌之的两个哥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在武汉创办了新知书店，朱谌之参加革命后，也跟随一同到了武汉，并变卖家产支持新知书店的建设，后来新知书店的创始人，建国后担任对外贸易部部长的徐雪寒谈到朱谌之时坦言：
“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后来回忆母亲时也深情地说：
“妈妈从来不吝啬钱，把钱捐出来，给这个团体、给那个组织。但她自己是刻苦而朴素的，从来不大吃大喝。”
丈夫朱晓光被日寇逮捕后，朱谌之曾不顾危险，亲身入狱代表党组织探望，并在敌人眼皮子地下送信，时隔多年以后，朱晓光谈起当年妻子的贡献，依然记忆深刻：
“她的胆大心细，她的沉着坚定，以及她那居高临下折服敌人的高贵气质，我也都记忆犹新……”
图|1928年朱谌之
1944年，新知书店在上海创办的同丰商行被日寇破坏，朱谌之也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尽管如此，朱谌之却始终没有屈服过，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2月，经徐雪寒介绍，朱谌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朱谌之受华东局委派，赴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她的表面身份是香港合众公司的会计。
香港的同事对朱谌之一直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她年龄大，许多同事都管朱谌之叫“朱大姐”。
“我感觉她挺忙的，还挺有威信，人家都挺敬重她，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她请教事情。”
在最初的计划中，朱谌之原本没有赴台的想法。
朱谌之在香港的时候，曾接到台湾的一封信，信是她的前夫陈绶卿与原配之女陈莲芳（阿菊）写来的，陈莲芳的丈夫是军统特务王昌诚，她那时刚刚生下孩子，她希望继母能到台湾去照顾带孩子。
可朱谌之与丈夫分别多年，迫切渴望团聚，因此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这样写了一句话：
“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台湾，入口证也寄来了。我是不可能去的……”
就在这个时候，朱谌之接到了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的指示，要求他赴台去与吴石街头，并获取他手中的情报。
图|吴石将军
吴石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因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失望，于是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解放前夕提供各种军事机密情报，包括在渡江战役前夕的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部署图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吴石也有机会不去台湾，曾与吴石有过交情的中共华东局领导人，地下党员吴仲禧劝说他：
“去台湾是否有把握，如无把握，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吴石却摇头表示：
“我的决心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现在既然又这个机会，个人安危算得了什么……”
吴石到台湾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图|朱谌之手迹
诚然，尽管接到任务的朱谌之也很犹豫，但他还是毅然决然接受了组织交付的任务。在临去前，朱谌之给丈夫朱晓光又写了一封信：
“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1949年11月25日，朱谌之在香港登上了“风信子”号邮轮前往台湾。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家人也失去了与朱谌之的联系。
毛主席盛赞：一定要给他们记一功
朱谌之到台湾后，按照事先的计划，与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会合，一个星期以后，吴石在自己的寓所秘密与朱谌之会面。
作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掌握着很多军事情报，事实上他后来到了台湾以后，也一直想办法为传递情报，但由于他到台湾后，台湾的地下党组织破坏很严重，没办法传递情报，所以只能等到华东局派特派员来到，再将情报取回去。
一见面，吴石就交给朱谌之一个微缩胶卷。
图|朱谌之与女儿朱晓枫合影
这份情报的内容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
这批情报由朱谌之亲自从台湾送到香港，再通过香港的渠道，传递给中共华东局，经过甄选后，部分极为机密的军事情报被送到毛主席的桌案上。
也因为吴石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朱谌之不与台湾地下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的联系，她主要的联系对象，就是蔡孝乾与吴石。
毛主席在看到这批情报后，极为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还特别询问了情报来源，后来有人告诉毛主席：
“情报是由一位女特派员赴台后从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来的。”
事后毛主席特别嘱咐：
“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吴石后来几次欲朱谌之单独会面，并提供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
从1950年以后，台湾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蒋介石在加强台湾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台湾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
尽管国民党当局绞尽脑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十分活跃，一直到一个人被捕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
蔡孝乾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之际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蔡孝乾奉令回家乡筹建党组织，一直到1931年，因受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蔡孝乾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执委，后来还曾参加过长征。
可让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蔡孝乾被捕后，很快就叛变，并交待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据国民党前保密局少将谷正文回忆：
“蔡孝乾个性浮奢，组织发展过快，成员过于乐观，行踪暴露，各级组织基础与忠诚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局动摇，终至瓦解。”
谷正文认为，如果蔡孝乾稍有李克农的几分才气，历史或将被改写。
从1949年8月开始，国民党特务便在台湾破获了台湾省工委出版的刊物《光明报》，并破坏了基隆工委支部，顺藤摸瓜之下逮捕了蔡孝乾。
因受刑不过，蔡孝乾叛变，并供出了吴石的名字。
图|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走上刑场前最后留影
1950年3月1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吴石将军，尽管在狱中受尽酷刑，可吴石将军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一丝一毫线索。
可遗憾的是，因为一点疏忽，本来已经逃过追捕的朱谌之却意外暴露。
蔡孝乾被捕后，吴石紧急联系了朱谌之，告诉她情况的同时，还为她签发了前往舟山的特别通信证。结果吴石将军被捕后，国民党特务从吴石住处搜出了他签发给朱谌之通信证的有关材料。
国民党特务大喜之余，立即出动。
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定海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被捕。
那时，朱谌之距离回家之路，仅有一步之遥。
据国民党保密局在事后报告中称：
“朱于被捕瞬间企图吞金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
可见朱谌之那时已经想到了，自己可能被捕的情况。
图|朱谌之最后留影
被捕入狱后，吴石、朱谌之、陈宝仓等均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下令将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6人处决。
尽管人生已至末途，或许仍有许多遗憾，但无论是吴石等将军，疑惑是朱谌之（她是遇难烈士中唯一的女性），脸上却显现出稍有的平静。
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六枪牺牲，牺牲前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妈妈，我终于等到你了！”
在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心里，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对母亲的印象就是模糊的。
朱明是出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自从出生10个月开始，他就被母亲朱谌之送到二伯父家暂住，在他的心目中，二伯母反而是他的母亲，所以他从小就叫二伯母叫“妈妈”。
一直到1948年夏，朱明才被母亲带去了香港，也就是在前往香港的船上，朱谌之告诉朱明：
“我是你母亲。”
可遗憾的是，他们母子相距的时间就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
图|朱谌之在香港与儿子朱明、侄子朱晖合影
朱谌之与前夫陈绶卿还有一个女儿朱晓枫，也是幼年时便与父母分离，早早就被朱谌之送到儿童抗日团体“台湾少年团”，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到1946年，才在母亲的安排下回到解放区。
在战争混乱的年代下，一家人四散分离，很少能享受亲情。
也正因为朱明在母亲身边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才感受到，母亲并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
就在新中国建立前两个月，朱谌之给家里写了十几封家信，一直到时隔多年以后，朱明才看到这些信。
1949年8月2日，朱谌之给丈夫朱晓光写信：
“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隙，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忘……真实的感情是很难勉强的，几年来，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那时朱谌之真的想过，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和美的日子。
可就在两个月后，朱谌之便接到了赴台执行任务的指示，尽管她心中也有过犹豫，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前往。
1949年10月7日，她用暗语给丈夫写了另外一封信：
“兄将外出经商。请与蒋兄约期晤谈，便知梗概……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那时朱谌之还满心期待着，等到几个月解放后，全家人一起团聚。
可惜这个日子却始终无法到来了。
就在被捕前一个月，朱谌之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
“凤将于月内返里。”
一直到朱谌之牺牲后，她的丈夫朱晓光才接到这封信。
1950年暑假，朱谌之原来的老领导徐雪寒冒昧上门，通知了朱晓光，家里人这才得知，朱谌之已经牺牲在台湾，朱晓光事后哭着抱着儿子：
“妈妈来不了了，已经在台湾牺牲了，牺牲的非常英勇。”
图|2011年7月12日，朱谌之骨灰被安放在浙江镇海
尽管时隔多年，每当回忆起这件往事，朱明的内心都很悲痛，甚至于他的内心深处，还不自觉地想到：
“假如妈妈在舟山早点上船，也许就脱险了”
“假如再有3个月，舟山就解放了”
1983年，朱明在南京东郊荒山上找了一个地方，为母亲竖起了一个衣冠冢。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在八十年代始终致力于寻找母亲的骨灰，后来辗转之下联系到了朱谌之在台湾的继女陈莲芳，陈莲芳一开始始终不愿意提及当年往事，生怕被牵连，一直到后来她才愿意提供线索，可遗憾的是，她并不清楚朱谌之骨灰的下落。
为了实现给母亲扫墓的心愿，朱晓枫始终往来于两岸，一直到2009年，有热心人在台湾发现了编号77的骨灰，上面的名字是“朱湛文”，考虑到名字相近，朱晓枫立即飞赴台湾验证，最终证实了骨灰坛上的名字是误写。
图|朱谌之
2010年12月19日，朱谌之的骨灰被送回祖国，被安放在八宝山公墓，第二年，朱谌之在浙江宁波镇海入土为安。朱明也将母亲的骨灰取出了一部分，安葬在南京东郊衣冠冢。
“这个妈妈，非常的纯洁，非常的伟大，她是伟大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