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史诗
从改编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下简称一句）开始，牟森把这类作品称之为叫长篇小说戏剧——还不是文学戏剧，因为文学还要根据诗歌和短篇改编。世界戏剧史上有一类专门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戏剧，这是一个源流。
“可能我是长度控和规模控。”柳比莫夫导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莫斯科艺术剧院根据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改编的《白卫军》，还有朵金的《兄弟姐妹》等，都是牟森爱的款。
这一次，他改编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岗位依然是三个：总叙事、编剧和导演。牟森是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和叙事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叙事工程”也是核心课程，有空间和时间两个面向。
“总叙事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是从美剧里借过来的，它是一个承担两头责任的岗位。”
最重要的问题，已经有了经典的电影、电视剧版本，话剧版如何做出不同？
1985年秋，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30岁的莫言和几个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主题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3个多月后，他拿出了一部抗日题材小说——《红高粱》。
抗日战争文学的表达有没有新的可能？莫言自己说，他破了“五老”：老故事、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而牟森的办法，是回到莫言的“老”：围读小说，一切回到小说。
1987年5月，以《红高粱》为首篇的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经常说的“红高粱”其实是这一系列小说的第一篇，一开始，他不是按照一个长篇小说来构思，而是五个中篇。
在第一部出版前，1986年夏天，张艺谋找到莫言，提出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1987年，电影《红高粱》完成拍摄并开始上映。它反过来又扩大了小说《红高粱》文本的影响。后续的四部也出来了：《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一系列作品放在一起，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成就了莫言“高密东北乡”传奇抗战故事。
也就是说，张艺谋在改编时，只看到了前两篇《红高粱》和《高粱酒》，后边三篇还没出来。而电视剧版，郑晓龙走了另一个方向，一个民间传奇。
牟森的定位是什么？他把电影定位为诗歌、诗电影，或者散文电影。而电视剧是传奇，长篇传奇。而他从一开始，觉得《红高粱家族》具有史诗性——人民史诗。
莫言有一点好奇，他觉得自己这个作品还不是史诗。
史诗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是规模，指容量。第二个就是时间，这是编年史。第三个就是精神性。《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讲的是社会进程、战争进程、历史进程中，不管苦难也好，磨难也好，人会呈现出某种精神品格。美国作家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中，妻子去世了，一家人要把她运回到老家。跋山涉水，又遭遇火灾，一路上各种怨言秽语，这是一趟“苦难历程”。但用福克纳的话讲，它表现了美国南方农民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面貌。而人类就是这样——他生发了第二个定位：人类图景，也就是精神性，人的精神是超越具体的时代和地域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叫人类图景，男人和女人经历过劫难后，要活下去的那种意志。”
因为疫情，他和主创团队在线上一字一句围读小说，第一次读了3天，分成6个时间单元。
小说第四章，余占鳌16岁，妈妈跟一个和尚好了，他把那和尚杀了，逃离家乡，20岁回来做杠夫，红白喜事，样样“抬杠”，抬棺材，也抬花轿。有一场抬棺材的戏，他吐了一口血。
读到这里，牟森喊停。5月18日，在给莫言做线上汇报的时候，他提高了音量：这是独一无二的开场，没办法有别的开场。
牟森正在给莫言做线上汇报
第三章。战争之后，村里死了很多人，来不及收拾，成百上千条野狗吃死人，余占鳌的儿子豆官跟一群小伙伴打狗，但是狗太多了，狗也要反抗，混战当中，豆官受了致命伤。
莫言塑造了从“土匪头”转变为“抗日英雄”的余占鳌形象，成为经典。余占鳌的人设是不要命，不怕死，但是上天不要他的命，给他的是更重的惩罚，让他绝后。医生说，令郎的命是保住了，他说，如果这都没有了，要命有什么用？
牟森一震，再喊停，这是独一无二的结尾——留种。
牟森要做的是一个线性叙事，闭合性的叙事，而莫言的原作是非线性、非闭合的，时空错综复杂，但史诗所需要有的情节人物语言都在里面。对于一个史诗来讲，有了开头，有了结尾，然后呢？
他的工具箱
牟森有一个工具箱。
这个工具叫“存在志”，是衡量空间的工具，“处理”变量中的不变量，比如情感力量，这是不变的。
时间的工具呢？
衡量时长，有分钟、小时，解决重量有斤、公斤。对牟森来说，编年史，就是度量衡意义上的工具，这在他的教学里，始终贯穿，是向面时间的关键词。比如，作为“叙事工程”之一的“家庭编年史”已经做了7年，100多个同学做了自己家庭的编年史，每位同学上溯三代的家庭家族家乡变迁，编织成绵延的社会进程图景。去年，他带了19个同学围绕“家庭、家族、家乡”又做了19个档案。“以家庭、家族和家乡为叙事对象，以场景、情景和图景为形式语言，以场景设定、场面调度和场次安排为教学路径。以“瞬间”的重建和重现为核心，模型创作和制作成为常规手段和基本形式。”
开头——1920年“抬棺”，结尾——1942年“留种”，去除开头和结尾，《红高粱家族》中间有20年左右，编年史结构出现了。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在高密东北乡地界上，一个叫余占鳌的人，从20岁到40岁，他跟别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紧接着，这是一组人的故事，余占鳌跟他生命中三个女人，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电影主要表现的大奶奶九儿，其实是三个，以及他的儿子和被日本人杀掉的闺女。而他跟三个女人之外，还包括跟别的土匪之间，爱恨、劳动、酿造、繁衍等等。在这20年之间，发生了抗日战争，这些男人和女人之间，不管有什么爱恨情仇，当面对异族入侵时，他们做出了本能的殊死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其实是关于一群人赴死，视死如归的故事。
最后，它是一个地方的故事。“高密东北乡”，莫言有着巨大的文学企图，他虚构了一个“文学共和国”。
一个人、一组人、一群人、一个地方——四个一，他又用了15个动词，抬棺、颠轿、留种……把20年间余占鳌的“四个一”组成了15个动作段落。
牟森用各种工具做出了一件精密仪器。
戏剧是可以精密计算的吗？
牟森甚至用了倒推法，计算巡演的时候有多少辆车，车有多少容积，装拆台多少天，按照这个倒推。剧本也同样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要做一个120分钟的演出。
100分钟、90分钟，都是标准时长，他用了标准时长里最长的，120分钟。“这个时长跟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有本能的冲突，通常人们一听是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还不得奔着三个小时。但我不想让它有中场休息，如果没有中场休息，就不能让观众憋尿。”
不是20个段落，也不是12个段落，是15个段落。他用交响乐章的方式，不均等的时长，分了4个部分：春夏秋冬，“这对观众没有意义，是工作的前提。”弄完之后，他又开始算黄金分割点在哪，74分钟左右，应该出现什么转折。
精打细算后，还剩下一个问题，他又细分，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最大限度的保留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另外一个，如何最大限度的保留莫言在原作里独特的语感？
音乐不是配乐
从《一句》到《辅德里》，歌队，在牟森的戏剧里几乎每次都会出现，已经成为标志。希腊戏剧的办法就是歌队。但这次，歌队是主体，却几乎不“歌”了。剧中所有的台词都来自原作，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小说独特的语言和语感，由歌队来承担，也就是说，叙事。
歌队不唱了，但120分钟，观众的听觉却是满铺的，从头铺到尾，牟森始终认为，音乐是一种结构，而不是配乐的概念。
他不做音乐，作曲家才做音乐，但他一直用音乐的概念和方法在工作，与作曲家无缝链接。比如奏鸣曲式，《辅德里》的创作就是用的奏鸣曲式。
他最近在复盘这一类作为希腊戏剧的歌队形式，第一个特点，就是音乐性。“因为要触发情感，没有任何媒介，跟音乐相比，它是唯一的。”他不是要借助音乐，也不是要配乐，只是给音乐提供一个主导动机、一个结构，让戏剧和音乐长在一起，这是生死相依的关系。
他最近在想一个词：logue。
对白，是dialogue， monologue是独白，演出就三种白，再加上一种：旁白。
19世纪的戏剧主要是对话戏剧，没有旁白，易卜生全是对白戏剧。到了契诃夫、斯特林堡的时候就变成独白戏剧，契诃夫的戏剧主要是独白。这是战争对人的改变。
所谓旁白，就是歌队，发生了一个车祸，我讲给你听。而对白戏剧就是我演给你看怎么撞的。从《一句》到《红高粱家族》，牟森认为自己做的是旁白戏剧，叙述体，“它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容量，长篇小说就是交代。”
但他最近开始不满足了。接下去，他想做一个没有旁白，也没有独白，全是对白的戏。他觉得，《红高粱家族》也完全可以由独白构成。
“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弥留之际，九儿有一段独白“问天”。一天，莫言的女儿笑笑给牟森发微信，建议加上这段独白，剧中叫《天问》。
他又说了一个概念：主导动机，这是作曲家、剧作家瓦格纳的概念。
还有一个戏剧的方法，那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概念：最高任务-贯穿行动。不太好理解对吧？他特别喜欢的一个美国导演伊利亚·卡赞，他把斯坦尼的这套转换成了一个词：脊柱。
牟森解释：脊柱，其实就是一个“最高任务”，或者说主题，也就是只能用一句话说的事情，围绕着它的东西叫“贯穿行动”，或者叫核心情感。
于是，《红高粱家族》的“主导动机”出来了，他称之为：大地雄心。“贯穿行动”也出来了：不屈。紧接着一系列概念性的关键词也出来了：家族、种族、民族。“这都不是附会，因为小说就叫《红高粱家族》。”
牟森坚持要叫《红高粱家族》，但这些年大家约定俗成《红高粱》，忘记了后边跟着的“家族”。他要呈现的，就是家族的故事，一个男人跟三个女人以及后代的故事。至于“种族”和“民族”，作为土匪头的“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余占鳌率领一支由二十多个村民组成的民间抗击力量，领导了一场悲壮的墨水河伏击战，力战到最后一刻。《红高粱》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
“不需要拔高，这些词都在原作中。”
他给作曲李京键三个关键词：颂歌、赞歌和挽歌。颂歌，比如说劳动、酿造、男欢女爱。自由是赞歌，无畏生死。挽歌，对应的就是牺牲。
舞台设计的“主导动机”，也是两个词：顶天立地、迎风招展。
牟森从一开始就确定不用影像。舞台上出现了巨型的高粱景观。高粱，植物感，但到最后是钢铁感，它像刺刀一样顶天立地。
鼓风机与扬起的绸带——熟悉牟森的人一看，太熟悉了。
风扇，是牟森“先锋戏剧”的一个标签——他很不喜欢这个标签，从来不认为自己先锋，也不认为自己在戏剧圈。但他的代表作《零档案》里的一个标志，就是风扇吹绸子，《大神布朗》也用。
“因为它准确。我不是故意为了要用风扇，它有装置感，用到《红高粱家族》里边，没有更准确了。”
几个月后，莫言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寄语青年，题目就叫《不被大风吹倒》。
风始终有力量，不管微风，还是暴风。答案也在风中。
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
牟森的眼镜腿不架在耳朵上，而是上推，卡在太阳穴附近，或者说，是脑袋戴着眼镜。
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这是他多年来对自己的定位，他是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老师，“我也不在那个圈里”，指戏剧圈。做《一句》，不是要做戏剧，是为了和刘震云的缘分。“没想到这几年接二连三的，也没回来。但后面的几部戏也都是缘分。”
“我做这几件事，出发点都不是作为一个戏剧圈的什么导演，要表达什么之类的，我早已不是，要是因为这些，我不会回来，那不是我的出发点。”
他的出发点，或者叫企图心是什么？他经常讲一句话：伟大产品都是伟大目标的副产品。
伟大目标是什么？
英国有位理论家叫雷蒙德·威廉斯，他有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讲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就是狄更斯那个时代，他把那种历经了10年以上的社会变迁，战争什么都算在内，还能够呈现出某种不变——剧烈变迁中不变的部分，比如人们相处的方式，人们生活的方式，人们的价值观，他把它叫情感结构。
牟森被这个东西打动了。
小说《一句》里的几个人物，心里不平提刀去杀人，又没杀，走了。拔刀，掖刀，一个人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对他来讲，这两个动作之间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他想把它转换出来，传给观众，“也希望能感动观众，但是现在观众的构成我真的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设定原作者是观众，我是要感动震云，感动莫言。”
“发生在中原，发生在西安，还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已经不重要，它最后会自动上升为一种中国式的经验，或者叫一种中国式的情感。”这是他的出发点。
看完《一句》，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说，刘震云写的是百姓的精神生活，是那些升斗小民尘埃里的生命史。他在今年春风悦读颁奖盛典上给刘震云颁奖时说，在刘震云幽默风格的背后，是大虚无、大寂寞、大悲哀、大同情。刘震云描述的这种状态，体现的是百年间中国人无所依傍的生活与命运。
什么叫百姓的精神生活？牟森说，就是杀心起，杀心动。什么叫百姓？按《水浒》里的说法，是区别于好汉来讲的，好汉就是拔刀，刀拔出来，就不会再掖回去。但《一句》里的人，“如你我，都是刀拔出来，最后都掖回去了。”
《一句》呈现的是百姓，《红高粱家族》是什么？是好汉。“他们遇到异族入侵的时候，想都不想，本能抵抗。”
牟森的团队都是美院的年轻人，他们怎么看这部小说，因为它实在离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太远了。
牟森跟他们探讨过，年代久远了，但核心是什么？其实是追求自由。他用了一个词：赴死。奔赴的赴。《红高粱家族》不光是赴死，也赴生，奔赴生命，高粱地里旺盛的生命力和原始欲望，“这些东西我不认为过时。”
首演后，莫言在公号里写了观后感，其中有这么一段：该作表演的是中华民族强大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现的是人追求自由幸福，而敢与一切黑暗势力抗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节操。虽因时代局限，剧中人物的某些行为显然已不符当今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但我们不应该脱离时代环境而苛求古人，这是我作为原作者应该向当今的年轻观众和读者特别说明的。
看到这里，牟森觉得自己一开始想做的人民史诗和人类图景，做到了。
【彩蛋】
首演时，很多人在剧场外还看了一个展览，这是话剧的有机部分，这也是中国美院师生的创作。
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联合出品和联合制作，媒介展演系担纲创作。媒介展演系的教学一直强调，以课题为导向，以产学研为手段，以产业链为结果，在展览、演出和放映领域之间寻求链接。
展览和演出互为整体，展和演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课题：华语文学经典如何进行视觉转换？有多少种可能性？
可能是你想不到的标本。
一个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柜，20个展柜，连在一起，描绘《红高粱家族》中的二十个场景和场面。这是媒介展演系33位师生，历时140天完成的展览：21米微缩场景模型《高密东北乡》。
牟森在展览前言里写道：标本是本次展览的核心理念。自然博物馆标本展柜，也称景箱。将《红高粱家族》中的场景和场面地质化、家族化，将“高密东北乡”的图景自然博物馆化、标本化。
来 源｜小时新闻
编 辑｜周之欣 周萱荻
责 编｜胡清盈
终 审｜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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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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