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人有良心树有根，吃水不忘挖井人，俗话说：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做人要有真良心。
大同是一座文化厚重的城市，它不仅仅是风俗多样化，大同民风亦是集仁义、淳朴、敦实务实、而又重感情为著称。故而，大同人好酒！亦是能喝！曾经每年的酒类消费容积量约为一个西湖。
近年来，大同的汉子们推出了一款好酒，亦是名酒。其酒‘有枝、有叶、亦有根。’堪称是文化与浓情的黏合，也是良心与情怀的衬映。
我们先从远古说起：可以肯定，人类决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人类的起源一定有其源头。
有关上古时代的历史溯源，众说纷纭，并未有一家独大的说法。曾经的几种流行假说。
其一说：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始祖为黄帝。
其二说：傅斯年主张，夷夏东西二源说。
其三说：徐旭东主张三到四个民族互动凝聚成华夏。
除了以上这些本土起源学说之外，还有主张华夏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来说：黄帝本来是一个巴比伦部落酋长，在西方战败后率民众跑到东方来。这后一种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许多中外一流学者附和。
然而，在考古学的实物证据被引入进关于华夏起源的研究之后，历史学家们逐渐对基于黄帝、神农、尧舜这些传说的假说失去信心，开始以考古发现为出发点，提出新的假说。
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是黄河流域中心说，80年代流行的是多源头说。张光直提出多中心互动说，是多源头说的一种。同时，基于各种考古证据的西来说，也偶尔会被学者提出来。注意，上段提到的西来说与这里的西来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传说和文献研究为基础，后者以考古物质发现为基础。
溯源研究者进行华夏溯源研究的基本前提有两个，首先，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的身体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不管他们如何迁徙繁衍，群体的特质稳定，简单来说，汉族永远为汉族。其次，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考古文物，如人类遗骸或他们制作的工具以及书写的文字，根据这些材料可发现该族群的体质、文化和语言特征，即可追溯该民族的源头。
然而，这些前提值得推敲。首先，从当今世界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和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的必要因素，也非充分条件。拿语言来说，很多民族并不只有一种语言，相反，说同一语言的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因此语言上就无法确定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民族溯源的意义也值得推敲。目前华夏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也有父母和祖先，假设考古学足够发达，人类的历史还可以再倒推几百万年，甚至推到进化论早期和人类的形成，那追寻民族的起源意义又何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献和考古文物进行研究，也不能避免我们陷入古人制造的“千古谎言”中。这种古人的谎言非常有欺骗性。比如，春秋时期的吴国，该国王室贵族仰慕汉族文明，在器物上和礼仪上模仿华夏风格。2000多年后，考古证据发现了这些与华夏类似的器物，如果我们就此认定吴国与华夏民族来自同一支祖先，就等于是配合了古人进行了一场“千古造假”，从而使民族溯源发生了歪曲。
不仅研究者会受到古人“谎言”的影响，更会受到自身族群认同的限制而导致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我们都对自身从哪里来这个哲学命题有天然的好奇，自身的认知难免受到环境的影响。
从历史去定义一个民族，除了从特性上进行定义，还可以从边缘上进行定义。华夏民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其边缘的变化。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居住在黄土农业边缘地带的人群，他们是华夏民族去其他民族的边缘。到了春秋时期，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成员，而东南方的吴国，又处在了华夏的边缘。之后，他们也从非华夏变成了华夏。
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变得干冷，华北和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开始从农耕变得更加牧业化和武装化。这些变得游牧和武装化的人群与陕、晋、冀一带仍然从事农业发的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农业人群在这种资源竞争过程中，逐渐自称华夏或诸夏，视这些游牧人群（戎、狄）为异族，从而设立了华夏边界，以维护华夏的共同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牧业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全面游牧化。
其次，由于多民族融合。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东进打败商。周人的部落是农业人口和牧业化的戎人的混合。姬姓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是其主要盟友，直到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姜姓与戎人的豪族之间累世通婚，以保证周王与周边部落能和平共处。有一个戎人部落首领的儿子“非子”，被周王赐予了“秦”这块土地，并赐了“嬴”这个姓氏。而赢本来是一个东方的古老姓氏，来自戎人的新赢氏就假借了东方赢氏的祖源记忆，以洗刷和遗忘他们戎人出身。从西周到战国期间，大量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通过再造历史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华夏祖先。在春秋时期，仍有部分华夏诸国不愿承认秦人为华夏，但到了战国时期，秦自身对于华夏祖先的宣传，加上他们开始对比他们更西方的人称为“氐羌”，从而划定了新的华夏边界。从战国到汉代，华夏边界又推进到了河湟地区。
依据历史，周人伐商的过程，就是一个将边疆民族带入华夏范畴的过程。虽然也有边疆部落归顺华夏，但打来打去、争夺资源的事情，不断发生。比如在汉朝，南越一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就与汉朝政府不断发生摩擦，最后越地被汉朝征服。汉朝政府认为越地崎岖多险阻，越人又强悍，因此将大量越人移民到江淮之间，强制将他们华夏化。
在东汉时期，华夏的扩张基本停止，边缘相对固定，因此华夏人群开始称自己为汉人。由于民族历史被不断再造，很多人也对本族历史失忆，经过汉朝400年的经营，过去的少数民族很多都成了“炎黄子孙”，华夏的边缘推至于今天汉族边缘大致重叠的地区，其核心区域即是山西。
山西的人文历史与古建筑在世界范围之内，亦称翘楚之列！故而山西的人文故事源远流长，可歌可泣，可叹又可颂。
最负盛名的近现代人物耿彦波同志，虽然退休已经多年，但是在民间闲谈中，或是在坊间有关对耿彦波同志的议论并未减弱，网络上也时不时的会出现有关耿彦波同志的视频，网友的评论更是一波连着一波，如似潮水般地涌而来，连绵不绝！都是赞扬其当政时期的作为！这在当今的官场当中，实不多见！
耿彦波同志眼光长远，勇于创新，他敢于大刀阔斧的去主持工作。1995年，37岁的耿彦波担任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县长，灵石县是个产煤县，煤炭以及以煤深加工产业独大。作为能源，煤炭产业具有不可再生性，总有挖完枯竭的那一天，随着煤炭的开采及进一步的深加工也会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
耿彦波当时认识到灵石仅依靠煤炭产业为主的发展路径不是长久之计。他熟知灵石县在近代史上也是著名的晋商兴盛之地，静升镇的王家先祖元末明初起从经营豆腐起家，经过数代人辛勤接力经营产业，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并且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庄园。清末民初，因为时代的原因，晋商趋于没落，王家自然也逃不脱这个历史宿命。
我们从历史来看，晋商毕竟创造过富可敌国的财富，其勤劳，节俭守信的经营理念与处世观在当今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耿彦波当时就认识到：如果把破败的王家大院修缮好，吸引四方游客来参观，那么就是既宣扬了晋商文化，又带来了旅游收入，也给灵石县开辟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
几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王家大院不仅是三晋大地一张绚丽多彩的旅游名片，每年也给灵石县带来不菲的旅游收入，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新文化产业。
2000年，耿彦波离开了他撒满汗水的灵石县调任榆次区委书记，他继续秉承文化新理念，开发修缮了常家庄园，榆次古城等晋商文化历史古迹。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为了旅游热点与影视基地，每年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耿彦波在大同市任职期间，他为重建大同，修复大同古城，日夜操劳，夙夜在公，常常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出家门赶往施工工地，他是不放心工程进度与质量！所以要亲自去检查。一个人穿着一双沾满灰尘的皮鞋走在街上，在街边早点摊随手买个烧饼，喝碗豆腐脑就算吃了早饭，然后继续去查看施工工地。
当时的大同市民常说，我们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多了！由于劳累过度，据说好几次晕倒在工地现场，有两次还有生命危险！耿市长常常每天都是一身灰尘，他现场办公，发现问题，当场解决。正是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才能让大同市的‘面貌’一日千里地变化与发展。
2013年，正当大同古城在耿彦波市长的领导下建设得如火如荼时，他接到上级一纸调令调任太原市代市长。大同市民闻听消息后，走上街头，打出横幅，请求上级留下这位好市长。
但是，作为一名政府人员，他必须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大同人民对耿彦波的离任，表现出了巨大失落与惋惜！耿彦波担任大同市长五年，让大同市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道整洁，居民住房条件改善，千年古城得到了很好的修缮与保护，他把一个‘全新’的大同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耿彦波离开了大同，但是大同人民却永远的把他放在了心中！耿彦波同志从政多年，孰是孰非自在民心。正所谓：昂俯观沉浮，不愧天和地、汉青书画志，但有春秋笔。
组稿/慕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