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旬的高连福师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十七岁去陕北插队落户，娶了陕北婆姨，成了留守在陕北的北京知青。但高连福师傅不愿意让旁人称呼他是北京知青，他说他只有小学文化，当时也算不上知识青年，他只能算是混杂在知青队伍中的社会青年。
咱们一起来听高师傅讲述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和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生活往事吧。
高连福十岁那年，他的母亲不幸离世，小学还没毕业的高连福辍学了。他的父亲要上班，他六岁的妹妹需要人照顾，高连福也很想读书，可家里的条件确实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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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高连福的妹妹上了小学，他的父亲也调成了长白班，不用三班倒了（厂里照顾），高连福的父亲就去求他的一个远房亲戚，让高连福去一家知名饭庄做了学徒。在饭庄做了两年苦力（拉煤烧火、挑水劈柴、洗刷碗筷等等），师傅才让高连福去了后厨，让他学习和面制作面点，让他洗菜切菜配菜，偶尔也让他上灶学习炒菜，高连福慢慢得到了师傅的喜欢，师傅开始用心指教这个磕头拜过师的小徒弟。
高连福十六岁那年，那天是阴历的七月十五日，午饭后，高连福在后厨收拾干净卫生，他到后院倒泔水，忽然看到他师傅被一个叫王胖子（也是饭庄的大师傅，本名叫王风顺、绰号王胖子）的大师傅摔倒在地上，高连福不问青红皂白，操起手里的泔水桶重重砸在了王胖子的后脑勺上，王胖子当即昏倒在地。
大家急忙把王胖子抬到医院，王胖子慢慢醒了过来，可他在医院躺了十几天，还说脑瓜子疼，一下床就迷糊。高连福在派出所做完笔录，被送进了看守所，拘留了十五天。在看守所出来，高连福直接回家了，他的师傅也被饭庄开除了。原来那天他师傅和王胖子打赌摔跤闹着玩，结果被王胖子摔倒在地，也就有了高连福痛打王胖子的那一幕。
因为高连福遭过拘留，有了案底，想再找个营生做，也不好找了。在家呆了近一年，街道干部三番五次来做工作，动员高连福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连福的父亲也怕儿子学坏了，就同意让儿子去陕北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1月27日（阴历的腊月初十），十七岁的高连福坐上了从北京出发的知青专列，开启了他下乡插队的人生旅程。1月30日下午，高连福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子长县康家山大队，他和十三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康家山第一生产小队插队落户，是一队的康队长和三名社员赶着队里的毛驴车帮知青们从公社驻地拉回的行李。
被分派在一队插队落户的十四名知青八名是男生，六名女生，数高连福的年龄大，也数高连福的学问低。其他知青都是初中毕业，就高连福一个人小学还没毕业。
知青们临时居住的地方是康家山大队废弃的小学校，一排六孔土窑就有两孔土窑的门窗还好一点（这两孔土窑之前有社员借住过，窑里都搭建了土炕和灶台），其他四孔土窑的门窗早就不见了踪影。知青们在老乡家里吃了两天派饭，康队长就为知青们置办好了锅碗瓢盆等一应生活用品，在公社粮站为知青们领回了口粮，还安排了一位婆姨临时帮教知青们做饭。不过康队长有言在先，春节前知青们要学会自己挑水做饭，要学会上山打柴，生活上要学会自理，要过了生活这一关。
就这样，康家山大队这所废弃的小学校，摇身一变，就成了第一生产小队插队知青的知青点。
帮教知青们做饭的那位婆姨四十岁上下，她的男人姓刘，是个残疾人，左腿很细，不能干重活，一直为队里放羊。她家有一个女子，叫刘玉英，当年十四岁。刘玉英的皮肤有点黑，还有两颗小虎牙，长相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别看刘玉英长相有点丑陋，可她很勤快很善良，还很热情大方，也很有力气，她妈帮知青做饭，刘玉英也来帮忙，帮着烧火，帮着和面，还帮着挑水。刘玉英的爷爷是个烈士，她的奶奶还健在，只是双眼失明，生活上需要人照顾。
看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女子去挑水，高连福挺不好意思的，他跟着刘玉英去南沟里的水井挑了两趟水，知道了挑水的地方，也知道怎样用井绳拴住水桶把水从井里拔上来了，高连福就独自承担了知青们的吃水问题，再也不用刘玉英去为大家挑水了。刘玉英看高连福很勤快也会挑水，她对高连福的印象很好，还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高连福，并很热情地叫高连福哥。在康家山大队，高连福最先熟悉起来的人就是刘玉英和刘大婶（刘玉英她妈）。
春节过后，刘大婶就不来帮知青做饭了，她早就看出高连福会做饭了，只是高连福不主动说自己会做饭，刘大婶也就装傻了，因为她帮知青们做一天饭，就能挣七分工，还能在知青点吃一顿午饭。高连福没有主动说自己会做饭，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去过刘玉英家，知道刘玉英家的生活条件不好，当时是农闲，社员们都在家里歇冬（猫冬），刘玉英家很需要一天多挣的这七分工。
康队长不让刘大婶帮知青们做饭了，高连福就主动承担了为大家做饭的重担。高连福做饭很熟练，同样的食材，他做的饭却很好吃。为此，大家都对高连福刮目相看，都亲切地叫他连福哥。因为大家都知道刘玉英家的情况，大家都很想帮帮她家。在春耕生产开始前的那两天，高连福带领男知青上山为刘玉英家打了两天柴，高连福每次去挑水，也会想着为刘玉英家挑上一担水，他不愿看着一个十四岁的女子承担这么繁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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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春播生产开始后，知青们也和社员们一样，投入到紧张又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了。往山上挑了一天粪，六名女知青累哭了仨，男知青也都压肿了肩膀，累得够呛。高连福虽然也有些不适应，可他毕竟在饭庄当过学徒，干过肩挑背负的重活，比起其他知青，他感觉好多了。收工回到家，他一边做饭一边宽慰大家：“刚开始干农活都这样，慢慢适应了就好了，看看人家刘玉英，才十四岁，她挑的牛粪比咱们还多，走路比咱们还快，咱都要向人家学习。”
在高连福的照顾鼓励下，知青们慢慢习惯了陕北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慢慢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一位女知青说，她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大收获就是强健了体魄，学会了吃苦耐劳，也传承了陕北人民的淳朴和善良。
1971年春天，上级为知青们下拨了建房款，队里为知青们修建了新窑洞，知青们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窑洞里居住，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改善。那年秋天，康家山小学需要一名民办教师，大队书记第一个就想到了平时表现最好的高连福，高连福不好意地说：“让我拉犁拉车挑担子都行，就是教书不行，我们知青点，其他人都是初中毕业，就我一个人小学都没毕业。”第一次脱离繁重劳动的机会就这样和高连福擦肩而过了，但高连福并没有太失落，他知道自己的文凭，他也不惧怕繁重的生产劳动。
转眼又是一年，县皮革厂（毛皮加工厂）招工，康家山大队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大队书记又想到了高连福，没想到毛皮加工厂招工还有考试，还要政审，结果高连福没能通过考核，他连当工人的资格也没有。
眼看着知青们一个个通过招工招干离开了康家山大队，高连福心里也着急，毕竟城里的生活条件要比农村好，当时的人们都羡慕城里的生活，特别是年轻人。刘玉英也知道了高连福以前因为打伤人遭过拘留，很难通过招工招干离开康家山大队，她也替高连福着急，只要有时间，她就来宽慰高连福，还为高连福纳鞋底做布鞋，也经常给高连福送好吃的。渐渐地，高连福喜欢上了开朗大方的刘玉英，尽管她长得不漂亮。
1977年1月末，知青们（当时在康家山插队的知青还有四名男生一名女生，包括高连福在内，其他人都通过招工招干和推荐上大学离开了康家山）都回北京探亲过年了，就高连福一个人留下来看家（高连福上一个春节回过北京了）。
看知青点就高连福一个人了，刘大婶就不让高连福自己做饭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就让刘玉英来知青点叫高连福，高连福也不想总麻烦刘大婶，可刘玉英天天来叫他，他也是盛情难却。
大年夜那天，高连福陪着刘玉英她爸喝了几盅烧酒，不胜酒力的高连福有点醉了，是刘玉英把他送回的知青点。那天晚上，高连福和刘玉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酒醒后，高连福很后悔，后悔不该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人家刘玉英还是个黄花女子呢。经过反复考虑，高连福决定和刘玉英结婚，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过了正月十五，高连福向刘玉英的爸妈提出了要娶刘玉英做婆姨的要求，刘玉英的爸妈都很高兴，刘玉英也愿意。高连福征得他父亲的同意，于当年阴历的二月初二和刘玉英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刘玉英成了他的婆姨。对于高连福和刘玉英的结合，知青们也都支持，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连福文化程度低又有案底，他很难离开康家山回到城里。要是在农村生活一辈子，能娶上刘玉英这样勤劳善良的女子做婆姨，也是不错的选择。刘玉英虽然长相不好看，可她的心灵就像金子一样美丽。
1977年初秋，康家山大队来了一辆草绿色吉普车，车上下来几位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在热心老乡的引领下，径直来到了刘玉英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握住了刘玉英奶奶的手说：“我总算找到了你们，当年志强哥为了救我，他牺牲了，我就是被他从冰冷的黄河里救上来的那个战士马德康……”
马德康讲述了当年的情景：那是1936年2月份，时年23岁的刘志强（刘玉英的爷爷）担任陕甘边区游击队交通员，在清涧县境内配合红军抗日先锋队渡黄河时，他发现一名红军战士落入黄河，被奔腾的河水卷入到激流中，刘志强奋不顾身跳进冰冷的黄河水中，救上了落水的红军战士，他却光荣牺牲了。当时马德康在老乡家休养了一天，就匆匆追赶部队去了，马德康只记住了救他的是一位年轻的游击队员，叫刘志强，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1962年初冬，复员转业的马德康被安排在延安地委工作，他一直在打听他的救命恩人刘志强，可自从刘志强牺牲后，刘玉英的奶奶就背着刚两周岁的娃娃（刘玉英她爸）回到了子长县（刘玉英奶奶的娘家）生活，不在清涧县居住了。所以马德康一直也没寻找到刘志强的家属。
那天，马德康在刘玉英家呆了大半天，他把三百块钱和一个写有地址和姓名的信封塞给刘玉英的奶奶说：“老姐姐，以后有啥事情就找我，我尽量帮助你们。”“有政府的照顾，哦（我）家也（没）什么困难，就是哦（我）孙女女婿是个北京知青，他还在咱农村劳动。”谁也没想到，刘玉英的奶奶竟然把这个事情当成了头等大事。
一位陪同的干部问高连福：“你是什么学历？有什么特长？”“哦（我）男人在北京的大饭庄学过徒，做饭的手艺好着哩。”没等高连福回答，刘玉英笑着抢先回答了。
一个星期以后，高连福去了县里的机关食堂做了一名厨师，正式职工待遇，吃的是国库粮。高连福被招工到县机关食堂工作，属于正常的知青返城招工，不违规。
刚和刘玉英结婚不到半年，高连福的工作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他逢人就说：“我这个丑婆姨可真是个福星，要不是娶了这个丑婆姨，我恐怕就得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高连福的儿子五岁那年秋天，高连福升任为机关食堂管理员，据说相当于副科级干部。第二年（1983）春天，刘玉英也招工回到县环卫所工作，虽然是一位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刘玉英却很知足，毕竟那是正式工作，端的是公家饭碗，他们一家三口都转成了非农户口。
高连福的父亲退休后，高连福就把他父亲接到了陕北，刘玉英非常孝顺，连公公的袜子都给洗。高连福对待岳父母也像亲生父母一样，他还经常给刘玉英的奶奶洗脚（这个不是瞎说，村里的邻居都可以证明）。
高连福两口子退休后都在西安生活，他家女子和女婿在西安经营了一家京味饭庄，生意很红火，据说是高连福亲自掌勺打开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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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高连福两口子大多时间还是在西安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有时也到北京儿子家住一段时间，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每当说起自己的婚姻生活，高连福都会笑弯了眉毛，他说别看俺婆姨长得丑，可她有福气，会疼人，她是我的福星，也是我家的开心果。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