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接受检阅，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年之后，这支以苏联援助的飞机为基本装备的初生空军队伍，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这一鸣惊人的传奇，源自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这是中国空军梦开始的地方，但梦想的种子早已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要早。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建立了一所航校——广州航空学校。1926年，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考入广州航空学校，成为第二期学员。也是在这一年，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后留在苏军服役。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最早的飞行员之一，常乾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克服种种困难，为共产党培养和储备了航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人民空军的创立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新中国成立73周年之际，常乾坤之子常砢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常砢坦言，父辈一代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
老航校的光辉是老一辈人共同努力得来的成果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克服千难万险，开创了我党我军自主培养航空人才的先河。他们创造了马拉飞机，人推火车、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直上日式九九高级教练机、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等一个又一个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
据常砢介绍，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他的父亲常乾坤后来担任校长。当时，共搜集到各类飞机120架、飞机发动机200多台，经过修理有30至40架飞机可以使用。
“航校建立之初，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待不住’。当时学校在通化，恰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学校被迫紧急转移至牡丹江海浪机场。”
谈起老航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常砢讲了一个细节：“搬迁的过程很困难，火车行进到老爷岭山坡，一个火车头无法拉动列车继续前进，必须有另一个车头挂在火车尾部同时向前推，这样才能翻越老爷岭。但在荒山野岭哪有火车头，于是大家就都下了火车，一起喊着口号用双手推火车。就这样，火车一点点向前移动。这列火车拉完一趟，又掉头拉第二趟、第三趟，直至把所有物资器材拉上老爷岭。”
常砢听父辈讲，当时老航校条件非常艰苦，由于机械设备缺乏，飞机破旧、航材短缺，维修工作都是靠手工操作，将螺旋桨或机轮拆卸下来又装上去，几架飞机的零部件轮换使用。经常用自行车汽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几个人排队打，个把小时才能打完。
在国民党飞机的骚扰轰炸下，东北老航校被迫在3年里4次大搬迁。据统计，从1946年3月到1949年7月，航校培养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为此，毛泽东称赞常乾坤等人：“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此外，东北老航校办学过程中，还遇到了三大困难。
常砢介绍，第一是文化不齐的困难。学员文化低，有的连算术的四则运算都不大会，硬让他们先学代数、几何、物理，行不通。最后采取了实物教学法。讲一个机件名称，就拿实物给学员看；讲一个原理，就实际操作表演一番。第二是初级教练机都不能用，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仅有“九九”高级教练机。仅有的几架初级教练机都是木结构飞机，经过长期日晒雨淋，早已变形。用这种飞机训练，牺牲了教员吉翔，学员许景煌受重伤。这样一来，只好越过初、中两级，从“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起。第三是航空器材荒，不仅缺少各种器材和零备件，更缺少航空油料，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出了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思想教育的问题。航校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想法也不一样。有的甚至政治立场也有一定的区别。”由于建立之初的航校飞行教官中，有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也有日籍飞行员，如何让学员们摒弃彼此之间的成见，再度考验了校长常乾坤。
“既要教育日籍飞行员真正地认清军国主义，同时还要教育我们的飞行学员要遵守军事纪律，在上飞机之前要非常尊敬地向教他们的日籍飞行员进行敬礼。但由于抗战刚刚结束，大部分飞行学员对日籍飞行员存在着偏见和抵触。这些问题如果不克服的话，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教育，教育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工作。”
常砢表示，上述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是依靠某一个领导人就能克服的。“现在大家一讨论这些故事，往往都把焦点放到了我父亲常乾坤身上。事实上，这些事情不可能仅依靠他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老航校取得的成绩，是老一辈老航校领导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和航空技术学员共同努力得来的成果。
开国大典阅兵后，朱德称“我今天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关于常乾坤与东北老航校，有着太多令人津津乐道的往事。
1949年2月下旬，刘亚楼提出，航校是否可以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战，为渡江战役作出贡献？常砢介绍，这个任务下达后，中央领导提出来让在航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二人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3月8日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召见了常乾坤和王弼，并听取他们的汇报。
“我父亲提出航校不能参加渡江战役。因为当时老航校能够参战的飞机，可能就15架，而且能驾驶这15架飞机的，就这百八十个人，都是以后空军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些飞机真的去参战了，不是说不能打，万一失利，那我们空军的种子可就没了。”
常砢告诉红船编辑部，在这次汇报中，常乾坤还提出，由于空军发展迅猛，光靠一个航校掌握不了全军的空军管理组织工作，有必要成立一个航空部或航空署，来领导空军管理组织工作。在这个背景下，1949年3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也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人员从东北航校中抽调，由常乾坤、王弼筹建军委航空局。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局长为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
解放战争中，由于东北航校基础仍非常薄弱，空军几乎没有出战表现的机会。但渡江战役结束后，空军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大考，这就是开国大典。
在常砢的讲述中，记忆被拉回到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前夕。
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问常乾坤：“马上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紧张的筹备，他在1949年8月15日正式组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队，并在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另一方面，万众瞩目的开国大典，空军也要接受检阅。受领任务后，常乾坤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使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他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确定航线。同时，如何既威风的参加开国大典，又确保大典安全？面对这道难题，常乾坤给出的答案是：17架飞机，4架携带实弹，9架飞两次。
“阅兵当天，来自东北老航校和地下党以及起义的二十多名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排着整齐的编队飞越天安门，顺利完成了受阅任务。”常砢告诉红船编辑部，飞行队顺利完成受阅任务后，朱德激动地说：“没有常乾坤，我都不算三军总司令，直到今天，我才算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上的受阅飞行队中，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杨培光是一名国民党起义飞行员，而他参加受阅飞行前的一段经历，可以说令他终身难忘。
常砢介绍，1949年6月28日，东北老航校一大队二中队在公主岭机场开始进行P-51驱逐机的训练。正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意外发生。当时，主任教员杨培光在公主岭机场进行训练飞行后驾驶P-51飞机在地面滑行过程中，螺旋桨击中刚到公主岭进行P-51改装学习的方华，已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的方华不幸牺牲。
由于当时杨培光只是一个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干部、战士对此事都十分气愤，认为杨培光是潜伏的敌特分子，故意杀害方华。但在常乾坤等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的通过调查研究下，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结论，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事件，是飞行组织不严，属于偶然误伤致死，遂把事故定性为行政责任事故。
“最终，组织上在经过细致调查和考虑后，决定保留杨培光飞行资格，并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常砢介绍道。
1949年8月1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成立后，杨培光被任命为飞行中队第2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这才有了后来他在开国大典中受阅的故事。
“从这件事上便能充分体现出当时共产党团结一心的组织性和原则性。”
“他们那一代人真正做到了官民一致”
父辈一代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常砢。
“他们那一代人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官民一致。”常砢回忆，过去家中每逢过年过节，父亲总会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全部叫来一起吃饭。“从不会说因为我是将军，我就要和你们保持距离，这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小时候，家里大门随时敞着的。有时候我们正吃饭呢，一些要来说事、汇报工作的人推门就进来了，往往就边吃着饭，边就坐着说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要拜访领导或者向领导汇报工作还需要预约。门口也没有警卫，人都是一推门就进来了，都是很亲民很随和的。”
常砢有意味深长地说道：“这种现象放到现在，你会相信这是一个将军家吗？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连院墙都没有，大家都随便进出。现在，哪个政府大院不是高墙林立？那个年代官民之间的平等，不是现在能想象出来的。”
1968年，常砢顺利通过招兵测试，最后集体调动，追寻父亲的足迹加入了人民空军。“当时是空军地勤，被分到空军36师，负责维护修理杜-4型飞机。到部队之后，我分配的任务属于‘擦枪弄炮’的，负责飞机上炮塔和弹仓的维护修理。”
常砢介绍，当时部队里从师长到团长再到大队长，很多都是父亲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时的学员。为此，常砢入伍时，父亲还特意告诫他：“到了部队不许找这些叔叔给你帮忙。”
“其实我并不知道部队里这些人和我父亲的关系，我也从来没有跟这些人联系过。直到我退休后开始研究东北老航校，我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是我父亲在老航校时的学员。那个年代在部队的干部子弟有很多，但是在各自所在的队伍里，包括申请入党，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这一点，比起现在家中儿子或者亲戚入党、提干、办事，恨不得把所有人脉关系都用上的情况好太多。”
过去，常砢几乎不曾听父亲讲起过东北老航校的往事。他常常想起父亲过去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撞进了学习航空知识的大门。”
在常砢记忆中，小时候自己很贪玩，上树、爬墙，经常弄得灰头土脸到处是伤。每次挂彩回来，母亲总是又气又恼，而父亲却会幽默地给他解释，称从树上掉下来是受到“地心引力”，跌了跟头叫“重心失衡”，刮破衣服叫“失去牵引”。父亲还经常问他许多为什么，慢慢地培养了常砢对事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父亲告诉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要多读书、多学习。记得当时《十万个为什么》一书出版时，他就想法设法给我买齐了全套。每当再版发行时，他又作为礼物送给我们。至今，家里还有不同版本的三套《十万个为什么》。父亲爱看书、买书，他给我们留下最多的就是书。他鼓励我们自己动手做航模，我们家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飞机模型。一有闲暇，他就给我们讲鸟儿是怎么飞行的，飞机为什么会飞上天，人是怎样造出飞机的......蓝天、飞行、飞机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常砢说，在部队，每当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想起父亲在东北创立老航校的事情。
1972年5月，常砢在一次聊天中问起父亲，在那种条件下依靠什么力量成功创办了学校呢？父亲笑了笑，拿起毛笔，走到书桌前，在纸上一挥而就，写下了毛主席的一段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
1973年5月，常乾坤病重。常砢回忆：“他拉着我的手叮嘱：‘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要上大学，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能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父亲留给我的遗言。”
“1973年秋，部队推荐我上大学。招生的院校有北京外国语学院、邮电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在父亲遗像前，我发誓：爸爸啊，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子承父业，像您那样，为人民的航空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如今，退休后的常砢成为了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他常常想起，1998年8月寻访东北老航校遗址时，在告别之际，他包起的那一捧泥土。“我想，父母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挚爱的事业，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有形的财产。但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和人格都已经深深地溶在我们的血脉中。我们要像种子扎根在沃土之中那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他们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将个人生命熔于为人民服务中。”
撰文：周晓宇
视觉：宋琦
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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