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军校同学张官太烈士（上）
作者：李跃齐
张官太，1962年10月4日出生于云南石屏县，汉族，1979年9月考入云南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1983年7月毕业后入伍，桂林陆军学校83级12队6班学员，1984年11月22日傍晚牺牲在云南老山前线150号高地，追记三等功。
张官太在军校
根据1983年3月15日的联合通知，从1983年起，每年从地方高等院校选调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到部队，经过短期培训后任军政指挥干部。这项措施是我军为适应新形势而推行的，旨在逐步改变部队干部的知识结构，加快部队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步伐。通知指出，（这些分配到部队的大学生）经过初级指挥学校短期训练，到部队任排长，尔后视情况逐步培养为各级军政指挥干部。
（一）初识张官太
1983年8月21日下午，我和两个同学结伴同乘80次特快列车，从昆明出发去桂林陆军学校报到。8月23日凌晨抵达桂林后，正值桂林降下当年最大的一场暴雨，我们搭乘校车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当时尚不认识的张官太。到达军校宿舍后，由于坐了一天两夜的绿皮硬座车，人已很疲乏，倒头便睡了。
还没睡上几小时，5时30分，起床号就响了，我俩这时都还缺乏“军号意识”，根本没当回事，加上瓢泼大雨依然未停，早上不用出操，我们就一直睡着，直到同班广州军区先来报到的同学冯京京叫醒我们，说该吃早饭了，我俩才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相互打量着对方。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一同分在4大队12队6班。自此，开始了我俩11个月的同学生活（我们习惯说成是一年）。
官太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头，圆脸白净，较瘦弱，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的。
我们所在的12队99名学员，全部是来自南方六省区28所地方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学员宿舍与我后来去过的多数军校宿舍不太一样，完全是干部居家式的，清一色土黄色平房，两室一厅带厨卫贮，前后开门均可出入。我们班11人，来自广州军区的有陈海生、冯京京、黄少武、饶志平、刘中春5人，昆明军区的有白智基、陈秀洪、罗富强、孟祖明、张官太和我6人。官太等4人住在最大的客厅，我们另外7人分住在前后两个卧室中。宿舍窗户全都没装窗帘，24小时全透明，这倒无所谓，反正全队都清一色的“和尚”加“童子哥”，无密可保，大家谁都没在意过。
张官太及全班同学在桂林陆院战术训练场，图中右一为张官太
（二）说话如“点射”
入校不几天，军校开始进行端正入伍动机教育，要求我们在一年之内完成“两个转变”，即：完成从一个地方青年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完成从一名合格军人到一名合格基层指挥员的转变，强调这是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入伍须知和政治教育开始后，《内务条令》的学习随之跟上，内务制度也开始建立了。
第一次班务会，队里安排的内容就是让大家谈谈个人情况和入伍动机，要讲真话。当时我和官太这些刚剃成板寸头的新兵蛋子，对部队的班务会很好奇，学着电影里部队开会的样子，12颗板寸头（含班长）分成三列，整整齐齐、一个比一个坐得笔直，认真听着来自基层部队的学员班长李喜辰的训示。
班长交待完班务会主题后，要求大家依次轮流立正发言。前面的几个同学心气很高，都是直言冲着当军长、司令的“将军梦”来部队的，开口就是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
轮到官太时，也许是为了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官太起立用一口带有明显滇南乡音的普通话，细声慢慢说着：自己是滇南农家学子，家中长子，上有父老，下有弟妹，部队待遇好，工资多，地位高，有吸引力……发言的节奏就跟冲锋枪打短点射一样，两三个字、两三个字一组的往外蹦，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来自北方的李喜辰班长却好像没完全听懂，要求官太再大声重复一遍，官太低头看了看全班后，昂首挺胸大声点射道：“我的、理想是，在军校、好好、接受锻炼，今后要、扎根、军营，安心、边关，献身、国防，报效、祖国……”听得大家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会后，全班还按年龄进行了排序，我和罗富强并列老七，官太紧接着排行老九。
自此，官太的“点射”式发言，曾一度充斥在宿舍中，充斥在教室里，充斥在训练场上、充斥在同学的谈资间……只是官太自己倒没在意，开始了专心致志地学习和训练。
2019年7月7日，军校学员队长及同班同学看望张官太烈士母亲
（三）身体似“面条”
刚进桂陆的第一天，军校给我们复查身体时，官太身高1.72米，体重52公斤，我身高1.76米，56公斤，均属于全队的“面条兵”。队长王广一贯严厉，用他的话说，面条还有筋骨呢，你们呢？软不啦叽地连个筋骨都没有，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的，好好训练吧。
穿上新军装后，显得特别的宽宽大大，缺少点七八式军装所独有的精气神。尤其是在超过35度的高温下站军姿，1小时、2小时、最长4小时后，更显得腌黄瓜似的，实在有损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大家都笑话我俩，完全就像抗战电影中的伪军匪兵一样无精打采。
为了尽快给我们这些“面条兵”“面包兵”打牢体能基础，军校特别重视体能训练，从入校一开始，每天早上5：30起床后，5公里越野和队列、军体训练就伴随着我们，成为一天的主旋律，成了每天让人恐惧的必修课。
下午的训练，则从3点开始。虽然避开了正午，但地面温度依然高得烫人，就是不搞任何训练，坐在教室里或站在操场上也是一身臭汗的。我们不禁私下抱怨起来：这哪是陆军学校？看看这一颗颗光头，一身身土布白衬衣，加上天天的空心菜，完全就是“绿色监狱”啊。
这还不算，国庆过后，针对我和官太这样体质弱、体能差的“面条兵”“面包兵”，每个区队开始组建“军体突击队”，进行体能强化训练，每晚练到11点以后是常有的事，官太和我自然成了首批“突击队员”。
每天的训练标准是，在完成正常训练科目的前提下，力争额外再完成“十个一百”（单杠引体向上、双杠曲臂撑、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起立、蛙跳、直体弯曲手触地、徒手倒立、双手平握拳、投弹练习各一百次），隔三岔五地还来个万米武装越野，以促使我们身体深处的爆发力、耐力得到全面锻炼，平衡发展。
如此大的训练强度，对于完全来自地方大学的我们而言，哪曾经历过？哪承受到了呀？要知道，刚进军校时，我和官太可是连单双杠的一、二练习都上不去，完全是从零起步的呀。因此，练了不到半个月，睡在上铺的官太，小腹和手脚酸痛得连上床都困难，起床下床更感到吃力了。
但，即使是这样，训练强度也一直未减，包括到野外驻训时都带上单双杠和木马，而官太和多数“突击队员”一样，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着，努力坚持着，顽强坚持着……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这是在磨炼自己的意志品质，为了适应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现在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后来，见我们这帮学生兵身体素质差异较大，王广队长提出各班要发扬我军互帮互相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不能让一个学员掉队，官太作为全班体质最差的学员，就由全班身体素质最好的罗富强直接“结对”、负责帮扶了。正要通过自学考试的区队长孙万营，还与官太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互助活动，由官太负责辅导区队长的数学，区队长则手把手地负责教官太的军体训练。
队领导也将官太列为全队的“重点学员”，经常指点、过问官太的训练情况，及时鼓励、关注着官太的思想情绪。用汤化中教导员的话说，只要张官太不叫累，你们全班谁也没资格叫累；只要张官太不掉队，你们全班谁也没理由掉队。
（四）思想胜秋水
在这样周而复始长时间的单调枯燥训练中，每天我们最盼望的，一是早上下大雨（必须是大雨），这样可以不出早操多睡会，白天气温也凉爽些；二是晚上看电影，这样可以减少点训练强度；三是家书和情书（多是同学的友情之书），这是最大的精神食粮了。当天的训练一结束，只要回到宿舍，大家就盼着文书赶快送书报来，谁的来信多，谁就像受到队领导的表扬多一样，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但官太是个例外。
军校当时给每个班订的报刊有《解放军报》《战士报》《中国青年报》，《军报》和《中国青年报》是官太的最爱。每次文书送书报来时，和大家争着查找来信不一样，官太总是先抢《军报》和《中国青年报》。
一开始我发觉官太来信不多，还感到不解，问起这事，官太只是笑笑来个语言点射：“没关系的，省得晚上、要回、那么多信，挤占了、训练时间。要不，你给我、写封信，从外面、寄进来吧。”
京京一听笑了：“我们给你写？不如你自己写给自己吧，最好寄航空还快些呢。”这也是班里课后常用的一种自我调剂和放松方法。
至于翻阅《中国青年报》，是因为报刊的风格与我们所处校园的紧张训练环境有很大的反差，也是当时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同龄人思想状况的主要渠道，觉得更能找到认同感，更能与时代同步，不至于被时代遗忘。尤其喜欢看婚恋题材和思想争论类的，因为包括官太在内，全班大多数人在感情上还是一片空白呢。
当然，班上同学偶尔悄悄也在被窝里议论下朦胧中的女性偶像，遇到这种情况，官太多数时候只在一旁静听，很少插话。感觉得出来，20出头的官太，还从未沐浴过爱情的春风，体会过女性的温情呢……
野外训练时，书报往往不能及时送达班里，由于不需要回复那么多的“情书”，官太就把业余时间用来看些历史和军事书籍，包括《毛泽东军事文选》和军事将领传记等，充实自己的大脑。但对政论性、特别是涉嫌“精神污染”方面的争议性文章，官太却很少涉及，几乎没兴趣似的。
官太是学数学的，心算好，逻辑思维能力强，围棋下得也好，还会打桥牌，原准备在业余时间向我们展示一下自己的精神品位、与我们切磋几把或普及推广一下呢，但因时间太紧，很难有机会在全班面前展示才艺了。多数时间，都是自己在自觉加练体能或看书学习。
在桂林期间，官太的思想非常稳定，很少情绪波动和生气，无论训练多累、管理多严、要求多高、生活多苦、委屈多大，几乎从未发过牢骚，也从没叫过苦累，军人的服从意识、内心深处的忍受力和身体的承受力极强。生活也非常节俭，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外出去桂林市区，生活用品都是在军校服务社购买的。
这一年，我们几乎没有业余时间，每天晚饭后，正为15元/每月的伙食标准发愁、又白手起家、“巧妇难为”的吕学勇副队长，便给我们开设了另一门科目——养猪种菜搞农副业生产，每班甚至每人都定有指标，说这也是部队基层干部必备的基本功，必须掌握，改善伙食要靠我们自己的一双手。晚上则全是体能训练，周日洗洗衣服、写写家信等，过得非常紧张和充实。
当然，吴志清副教导员偶尔也组织一下歌咏活动，并让我们代表学校参加了当年的“漓江之春”歌咏比赛，这就算是最大的娱乐活动了。更难得的是，一年来，全班包括官太竟然没甩过一把牌，下过一盘棋。可以说，属于年轻人的个人娱乐生活，在军校时已全部蒸发了。
（五）待人像兄弟
1983年底，桂林的冬天特别冷。
有一天我患感冒，开饭时不想去饭堂，正坐在床上发愁，这大冷天的午饭怎么解决呢？不一会担任班值日的官太，冒着刺骨寒风，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进来了：“跃齐，队长、知道你、病了，专门安排、炊事班、给你做了、病号饭，上面还有个、煎鸡蛋呢，赶快趁热、吃了吧。”
我从官太患有严重冻疮的手中接过这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望着眼前被冻得脸手通红的官太，心里既感激，更愧疚。感激的是，我们都在异乡，远离亲人，能在病中有人关心，让我顿时有种“患难见真情”的温馨之感，战友之情真是胜似亲兄弟啊；愧疚的是，自己虽然也是“突击队员”，但有时对官太不够尊重、甚至还嬉笑过面前这位“突击队友”呢。
但官太似乎不太计较这些，脸上仍充满着真诚的微笑，还告诉我，生病莫洗冷水澡了，他去找区队长说说，借用区队长的暖壶给我打点开水，晚上洗漱用，这样，身体会恢复得快些。这关心，这微笑，当时让我感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喉头哽咽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岗最好站两头，特别是我们这些“突击队员”们，晚上的训练基本都要到11点后才收操，而第一岗完全就是“福利”啊，可以早点离开训练场，这是惯例，多数同学都盼着呢。
一次，好不容易轮到官太站第一岗，晚上就寝号响时，我提醒官太早点收操，洗漱一下准备上岗去，但官太却发扬风格说：“我基础太差，还差一组、没练完，也想多练会，我俩今晚、换换吧，你站第一岗，还可以、抓紧时间、写写情书、或者日记呢。”
看官太很认真，我告诉他：“现在队长、区队长都不在，少练一组谁知道？再说，有时候我练到80就敢报100，说是完成了，别人也一样，你何必在数字上太认真呢？”
官太却说：“你莫忘了、我是、学数学的，就是对、数字认真哦。”说完，又练起了单项卷身上。看官太又认真训练着，我要再不领情怕官太会生气，也理解官太的心情，赶紧收操去站岗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