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程院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常年穿着白布背心的耄耋老人正埋头苦心钻研着。
他头发稀疏,脸上爬满了皱纹,一双睿智的眼睛苍老却不浑浊,在茶色眼镜后闪着智慧的光芒;
一双灵巧的手干枯却不僵硬,在试验台上熟练精准地操作着仪器。

如果走在街上遇到他,看着他随意的穿着和朴素的作风,大家可能不会把他和院士联系起来。

提起“院士”二字,大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科研人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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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位老人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除此之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长沙工学院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这一个个头衔向我们展示了他璀璨的一生。

但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破解了钱学森留下的科技“密码”。

他花费四十三年带领团队攻克激光科技难关,填补该领域七项空白,成功为国家研制出了第一代环形激光实验室原理样机和“全内腔绿色氦氖激光器”。

在激光领域至少缩短了中美之间20年的科技差距,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有独立研制激光陀螺实力的国家。

他就是被大家亲切称作“背心院士”的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

颠沛流离的时光

1928年10月,高伯龙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那个年代里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引导儿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高伯龙也没有辜负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就对各种新事物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和洞察力;

在那个没有网络,书籍又很匮乏的年代,小小的高伯龙就能自己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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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上百次工农武装起义,国民党则一面军阀混战,一面跟进北伐;

而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攻入中国,还在东北三省扶持傀儡皇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政权。

后来又是红军长征、西安事变、中日战争……

炮火连天,硝烟不断,人民只能辗转于和平地带,寻求短暂的稳定生活,高伯龙一家也不例外。

一旦传来住处即将成为战区的消息他们就必须马不停蹄地奔向新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又会身在何方。

六年小学,高伯龙足足辗转了八个地区。

其中还有大半的时间学校会因为战争停课,学生们不得不回家自学,很难建立起完整的知识框架。

好在高伯龙的父母学识渊博又尊重知识。

尽管当时连保住性命都成了一种奢望,但他们还是会专门空出时间来为儿子辅导功课,帮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高伯龙也没有辜负父母的良苦用心。

他继承了父母聪慧的头脑,展示出了极高的学习天赋,十岁左右他就可以自学教材内容,并且举一反三了。

就这样,高伯龙一路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初中。

1943年9月,15岁的高伯龙回到故乡广西南宁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涯,但美好的高中生活仅仅维持了一年。

1944年9月,日军入侵广西,他们兵分两路,对桂林和柳州形成了夹击之势。

中国守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张发奎指挥包括援军在内的85万军人奋起反抗,一时间,战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作为省会,南宁首当其冲。

高伯龙所就读的学校见战事吃紧,为了保障师生安全,学校不得已停课撤退。

国难当头,爱国情怀浓厚的高伯龙并没有选择像大多数老师同学那样离乡避难,而是奋不顾身地加入了抗战的军队,立志要用生命来捍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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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年纪尚小,又是学生,高伯龙被编入了青年军。

通常上前线的都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老兵,青年军成员很少有机会奔赴前线,只能在后方做一些无足轻重的杂活儿。

年轻气盛的高伯龙觉得自己的一腔抱负无处施展,对这段军旅生活感到有些失望。

再加上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中的腐朽与黑暗,梦想破灭的他花了一些时间来消化情绪、理清思路。

他认为报效祖国的途径有很多,既然从军之路走得并不顺畅,那不如花些时间淀自我,学习知识,为祖国的科研做些贡献。

于是,高伯龙在战事缓和后向上级提出了复原申请,而后他远赴处于和平地带的上海,在上海中学继续完成他的高中学业。

考虑到儿子转学多次,中间还参军报国,耽误了学业;

于是高伯龙的父亲建议他先考入大学预科班,在预科班中恢复状态,复盘知识,明确方向。

但由于时局不稳,政策有所改动,而人们的消息又比较闭塞,高伯龙错过了预科班的报考时间,只能等待来年再参加高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考试计划被打乱了肯定会非常难过,甚至陷入自怨自艾的困境再也出不来了。

但乐观向上的高伯龙很快就接受了现实,他觉得就算不能上预科班,但自己也能做在预科班里的那些事。

高伯龙的父亲给予了儿子极大的鼓励,他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有着独到的见解;

而且他还在大学期间搜集了很多藏书,让高伯龙从小广泛阅读。

从文学到科学,高伯龙都有所了解。

在此基础上,高父结合书籍和文献资料,给他介绍了古今中外的45门不同学科,让他从中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并在今后致力于该方向的研究。

面对当下大量的选择和未来无数的可能性,高伯龙选择了物理专业。

他认为不论是宏观物理学还是微观物理学,都存在着各种有趣的假设和理想状态。

而每个物理学人则需要带着对科学的敬畏之心,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理性地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最终得出结论,并造福人类社会。

高伯龙想深耕于物理这片沃土,以后用科学技术来使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经过一年的准备与沉淀,1947年,19岁的高伯龙一举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进入清华的学生自然都是人中龙凤,而高伯龙则更显得特殊,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说,高伯龙是最爱物理的学生。

他不仅在各门专业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国外前沿的物理文献,自学了无数先进的理论,走在清华的学术前沿。

他还常年泡在实验室里证实自己学习到的知识,是全系学生中实验能力最强的那一个。

科技强国

1951年,高伯龙带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强大的动手能力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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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国之重器,特别是毕业于清华北大这种顶级学府的学生都被默认会继续深造,走上科研之路。

和现在自由择业不同的是,那时候,国家实行分配工作的制度。

在学生毕业后,国家会将学生本人的意愿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相结合,给学生们分配合适的去处。

热爱物理的高伯龙当然想继续攻读物理硕士、物理博士学位,于是他在国家发放的志愿征集书上写下了“研究院研究生”。

但学生去向的公示结果却让高伯龙大失所望。

他没能如愿进入高校或者研究院继续深造,而是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去做研究员,从事具体工作。

但国家的命令已经下达,高伯龙也只好在毕业后按时到单位报到。

很快高伯龙就收拾好了情绪,他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地工作,在一众新人中成绩突出。

高伯龙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想要继续研究物理理论的梦想,他向上级打了报告,表示自己想考取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重返校园。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总能看到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准备考试的高伯龙,他在吃饭时都不忘看书。

但命运弄人,不久后,国家开始致力于提升高校教育水平,希望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

所以国家迫切需要征召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师参与教育教学工作。

当年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伯龙被调去了高校做物理教员,他的考研计划也就随着此番调任而泡汤了。

高伯龙鼓励自己,虽然这次不是以研究生的身份重返高校,而是以教师的身份站上讲台,但也算是有了一个认真研究理论,做出学术成果的机会。

更何况,现在中国的科研领域才刚起步,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新的物理科研人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在校任教期间,高伯龙认真执教,尽心科研,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理论和实验水平,还完善了高校物理的教育教学程序。

彼时中国才刚建国不久,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内部也还有暂未肃清的势力,军工领域的开拓迫在眉睫。

只有研制出了强有力的先进武器,我们才有自卫的底气和说话的资本,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

到那时,中国才算是真正地站起来了。

因此,国家积极研究军事武器,然而枪支弹药都是用各种物理原理制造而成的,政府开始号召物理研究员钻研这类项目。

得知祖国有需要,在美国事业有成的钱学森毅然决然地准备回国。

作为专攻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飞行的物理专家,钱学森在导弹研究方面成绩斐然。

虽然美国军方曾放出了“宁可杀了钱学森,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的狠话;

但钱学森还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于1955年回到了令他魂牵梦萦的祖国。

在上世纪60年代,激光技术诞生了。

各国都把“环形激光器”作为最前沿的导航设备的核心。

大家纷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力求成为最先掌握核心科技的第一梯队成员。

美国作为军事强国,率先研发出了全球首台激光陀螺仪,世界导航技术领域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开始导航革命的前兆。

为什么这项技术地位如此之高呢?

因为激光技术可以使制导武器趋近于完全精确,以此为原理制造出的导航可以运用在战斗机和导弹上,实现精准攻击,大幅提高胜算。

如果说普通的导航是武器的眼睛,那激光陀螺导航就是武器的千里眼。

钱学森提出,中国也应该重视该项技术。

奈何当时国内重工业基础太过薄弱,连独立生产一根无缝钢管都是技术难题,就更不用说去研发出先进设备了。

当时全国共有十多家军工企业的顶级专家耗费多年尝试攻关,却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钱学森建议最为专业的国防科技大学成立激光陀螺研究室;

并且在1971年给国防科技大学留下了两张写有激光陀螺原理的纸条,纸条后还附带了一个光路图。

国防科技大学也在各大高校广纳贤才,希望早日破解技术难关。

攻克难关

1975年,经验丰富的高伯龙以物理学者的身份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转业到了国防科技大学,加入了年轻的激光陀螺研究室。

当时,已经研究出激光陀螺技术的美国死死护住专利,扰乱其他国家的科研进程。

中国这边自然也是没有任何资料可用,更不用说弄到科研样本了。

大家都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发挥想象和联想,慢慢琢磨、推导、实验。

这种只知结果的反向推导让研究室里的人们摸不着头脑,信心也大打折扣。

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高伯龙立下了“军令状”,发誓自己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把这件事办成、办好,让中国可以掌握住自己的命脉。

高伯龙认为,科研应该先从理论入手,第一步先从理论上弄懂钱学森留下的“密码”,然后再慢慢去完善它。

说干就干,在此后的十八个月里,高伯龙天天都和同事们泡在实验室里。

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卓越的学习探索能力,不分昼夜地进行科研工作,可谓是鞠躬尽瘁。

1976年,高伯龙将凝结着自己和同事们心血的实验结果编写成《环形激光讲义》一书,并且出版了。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理论上已经掌握了激光陀螺技术。

得知此事,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却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毕竟只掌握理论是远远不够的,能把科技作用于实际,为祖国的强大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才是高伯龙一直以来追寻的目标。

所以,高伯龙立马带着团队投入了接下来的工作之中。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科研经费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

国家虽然也心疼科研工作者,想要给他们创造出更好的环境。但却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次给出的经费都只能勉强维持科研工作。

例如高伯龙的激光陀螺项目,国家一共只给出了4万元的拨款,但仪器、原料、实验哪样不要钱呢?

更何况科研工作者们也需要养家糊口,4万元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实在是杯水车薪。

但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却丝毫没有抱怨,他们心中怀着对祖国和科研的一腔热血,踏上了新的征程。

没有钱,那团队就先从自己身上省,大家主动降低了工资标准,过上了艰苦朴素的生活。

实验室不够,高伯龙就找到了一间废弃的食堂,带着大家亲手把这里改造成了一间实验室。

至于实验设备,除了必须要花钱购置的大型器械和精密仪器以外,全都是高伯龙和同事们推着板车跑去建筑工地上捡人家不要的废料回来自己做成的。

自己做的仪器难免精度不够,那他们就记下误差,在计算时自行补足。

在实验过程中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计算,当时的计算机比较落后,不能进行相对复杂的运算工作,于是高伯龙就自学了编程,改造了计算系统。

虽然过程艰辛,但好歹也是凑出了实验所需的场地和设备,大家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为了能够尽快让祖国走上军工前列,高伯龙和同事们基本都不回家,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

累了就浅睡一会儿,一醒来就立刻投身工作。

有时候,实验数据需要每隔两小时就记录一次,大家不得不撑着熬完一整个通宵。

按理说实验室已经成了高伯龙一行人的第二个家了,那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家布置得舒适一些。

但因为实验环境要求严格,必须保障环境密闭且无噪音,所以实验室里常年门窗紧闭,大家只能在实验做完后出门透透风。

更难的是炎热的夏天,因为不能开风扇,也不能通风,所以整个实验室就像一个大蒸笼,灯管下甚至可以看到蒸腾的雾气。

所有科研人员在里面还必须穿着白大褂,每个人身上都被捂出了一身的痱子。

就这样,实验室里还是没有购置空调,后来大家发现高温会影响实验效果,这才又凑钱给实验室安装了一台空调。

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大家都默默坚持着,遇到困难就自己解决,绝不给国家增添一丝负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高伯龙的实验室传出了好消息。

他们把理论作用于实践,制造出了四频差动陀螺实验室样机,通过实验证实,该样机可以大规模投入使用。

高伯龙也难得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再遇坎坷

可正当我们在庆祝成功的时候,美国却传出了放弃相关实验的消息。

一段时间后,样机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让国人开始质疑激光陀螺的有用性和高伯龙团队实验方向的正确性。

面对大众的质疑,高伯龙显得非常坚定,他表示,美国放弃验,我们遇到瓶颈都不能说明这项技术本身有问题。

他经过了仔细的论证,认为这条路是行得通的,因此不能轻易放弃。

“美国没有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有的。”高伯龙认真地说。

为了达成最终的成功,高伯龙在往后的几年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围绕激光陀螺这一个命题而奋斗。

他每天除了短暂的睡眠其他时间全都待在实验室里,还不许别人进来打扰他。

为了少上厕所,他甚至连水都不怎么喝,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这让他的妻子非常担心。

长期的睡眠、饮食不规律加上缺乏运动,最终让高龄的高伯龙积劳成疾。

他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常常使他头晕眼花,难受不已。

高伯龙的妻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心疼地劝告丈夫:

“你还是要多注意身体,这样下去怕是连健康都没有了。”

高伯龙却说:“我们国家之前一直叫人欺负,耽误了很多时间,已经差别人一大截了,如果再不抓紧追上,那往后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

“在国家民族面前,我自己牺牲一些也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高伯龙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他把药揣在白大褂里,难受了就吃一粒,然后继续工作。

1993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成果鉴定会上,高伯龙和他的同事们被专家小组一顿痛骂。

专家认为大家早就劝过他们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们却固执己见,执意要做出成绩,导致国家资源被浪费在无用的研究上,实在可惜。

高伯龙顶住巨大的压力,他恳求专家组:“我再要一年的时间,一年后我保做出成绩!”

随后,高伯龙用自己扎实的专业理论向专家们解释了自己的用心,并表示现在真的只差临门一脚,不能放弃。

终于,他为激光陀螺争取到了最后一年的研发时间,一年后如果不能成功,那这项研究就必须被强制叫停了。

高伯龙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镀膜工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高伯龙和他的团队专攻这一个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他们带着无懈可击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再次出现在了鉴定会上。

这一次,专家认可了他们的成果,宣布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完全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这表明了我国在激光陀螺镀膜技术上的空白也被填补上了。

高伯龙乘胜追击,又带领团队推出了有“检测之王”之称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

我国成为了和美德并肩的第三个拥有该项技术的国家。

高伯龙也因此在1997年被评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我国将高伯龙团队的技术运用到了一系列防空导弹之上,制造出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并在千禧年阅兵仪式上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实力。

这也是美国曾经放弃的领域,真正实现了高伯龙曾说的:“别人没有的我们要有”的承诺;

后来,喜报频传,我们又制造出了更加精密的战斗机和航母,成功跻身军事强国的行列之中。

21世纪初,本来早该退休的高伯龙却仍旧活跃在科研一线。

他不断突破自我,又开始研究起来激光陀螺的核心,组建惯性导航系统,并在2010年成功推出最为精密的双轴旋转式导航系统。

高伯龙也没有耽误教员这个老本行。

他在国防科技大学中培养出了20名精英军工相关博士生,希望他们成为国家军工的有力后备军。

现在,这些学生都已经成了激光螺旋技术中的中流砥柱。

在学生们眼中,高伯龙教授治学严谨,对待学生非常严格。

他会认真翻看学生论文里的每一个字,核查每一组实验数据,不许他们在学术上出一丁点纰漏,也不会在答辩时偏袒自己的学生。

而且,他不图名利,不求回报,他不要学生们对他毕恭毕敬,也不收学生们送来的礼物。

而且,不论学生发了多厉害的文章、他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也绝不会附上自己的名字。

被问及原因,高伯龙慈爱地说:“那是学生自己的科研成果,我不去与孩子们抢。”

学生们还说,虽然高伯龙教授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对待大家也很和蔼。

他常年穿着五块钱的白色背心,端着一个掉漆的老式搪瓷杯坐在实验室里,冬天就穿学校发的军大衣。

高伯龙已经年近八十,他的糖尿病和哮喘病都更加严重了。

再加上他平时为了节省时间、保持精力,常常是一有不舒服就吃药压下去,然后继续高强度工作。

医生告诉他,再这样下去他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这才算准了时间请了几天假,准备去医院做手术。

“我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所以更要抓紧时间,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

面对医生和家人的劝告,高伯龙任然保持自己的态度。

2017年冬季,89岁的高伯龙生命垂危,但在少有的清醒时刻,高伯龙仍然让家人们把电脑拿到病床上去让他工作。

在高伯龙的学生们来看望他时,他也不忘给他们交代自己最近的科研心得。

2017年12月6日,高伯龙于湖南病逝,消息传到大学里,他的学生们无不失声痛哭,哀痛无比。

后记

也许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很多网友都未曾听闻过高伯龙院士的大名。

他默默奉献一生,用42年时间让我们国家在海陆空军事上都取得了极大的突破。

到今天,我们不要歌颂高伯龙院士的爱国精神和科研精神,更要他这样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学习,在自己的领域中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出一份力。

-完-

作者 | 钟漫琪

编辑 | 阿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