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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制度,三流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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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30 14:32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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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

楚国大夫伍举因岳丈犯事害怕被牵连,便远离故土,准备逃到晋国去。途中遇到好友、蔡国大夫声子,声子答应帮他回到楚国。声子到楚地之后,楚国令尹子木问他:“晋国大夫与楚国大夫哪一方更贤德?”声子回答说:“晋国大夫比不上楚国大夫!”为什么?他接着说:“晋国虽然有很多人才,但这些人才都是楚国培养出来的。”子木立马感觉到一股讽刺的气息,于是下令恢复伍举的职位,将他接回楚国。这是春秋时期的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出使秦国,被秦昭王扣留。他手下的两个食客,一个装狗偷得昭王爱妾喜欢的狐白裘,让她在昭王面前替孟尝君求情,使秦王释放了孟尝君。另一个学鸡叫,骗开紧闭的函谷关城门,让孟尝君得以逃回齐国。

整个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残酷竞赛摧毁了西周的宗法制,原来靠血脉世袭的权力正向那些真正有能耐的人手中转移,才华变成了最好的通行证。所以有了“楚材晋用”“鸡鸣狗盗”这样的故事。

“楚材晋用”的背后,是精英们已经打破了地域的枷锁。孔子对故乡鲁国就并非忠贞不渝,而是周游列国将自己的才华当成商品一样兜售,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属于社会常规,苏秦、张仪、孙武、孙膑、庞涓、乐毅、吴起、伍子胥、李悝、商鞅、吕不韦、李斯、韩非等等,都曾到各国应聘,成就了一番事业。精英中例外的似乎只有屈原,而他最后的结局还是被楚国抛弃。

“鸡鸣狗盗”则说明,整个天下,上到诸侯国,下到卿大夫,都拒绝了“世卿世禄”的政治,而接受了精英政治。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崛起,社会阶层、职业行当,甚至人格上的弱点,也都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有用,鸡鸣狗盗这类技能也会进入当权者的视野并发挥功用。

当以才华为导向的精英政治确立下来之后,历朝历代一直鼓励、征召有才华的人参政,强调精英们要承担责任,“任重而道远”,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历史的常态是,当权者和人才,就像太阳和月亮,能够见面的日子似乎可遇不可求。敞开大门的当权者感慨人才难得,草莽之中的英雄抱怨怀才不遇。

唐朝的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的逻辑是,精英政治的关键就是当权者要“爱才”和“识马”,要从芸芸众生中发现人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这些故事都印证了这一点。似乎太阳与月亮不见面的最大原因都在统治者身上。

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统治者大都愿意唯才是举,用人所长;他们会容忍政治精英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他们一般也有足够的见识能够识别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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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伯乐相马图》。图源:网络

但真正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何处发现人才,又如何检验人才,尤其是如何判定此人是不是欺世盗名之辈。这才是最大的麻烦。想想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可谓求贤若渴,来者不拒,门下都有数千才能各异的门人食客,但鱼龙混杂,能用的没几个。

想要稳定且精准地找到人才,需要一个制度的支撑。

关于这个问题,从秦汉而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解法。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流制度,只是在执行中逐渐沦为三流,随之被替代。而这一个个散落的努力,终于凝聚出影响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

01

最先做出尝试的,是汉文帝。

其时,距离楚汉战争已经有些年头了,刘邦打江山留下的人才陆续凋零。虽然陈平、周勃、灌婴等人依然在朝,但汉文帝面临人才老化和断代的问题。

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对策百余人,最终晁错从众人中脱颖而出,迁中大夫。

一个制度的雏形就此出现了:

1、皇帝下诏,指定科目;

2、丞相、列侯、公卿和郡国按要求举荐人才;

3、皇帝亲自策问;

4、根据表现,区别授官。

到了汉武帝时期,“元功宿将略尽”,功臣的后代又不争气,骄奢淫逸,又多违法,人才的空挡出现。

董仲舒在公元前135年的贤良对策中提出:让诸侯、郡守每年挑选两个“吏民之贤者”送往中央,留在天子身边作宿卫,由皇帝亲自考察才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一人”。

但是刚开始察举进行得并不顺利,有的郡不荐一人。于是,汉武帝把举孝廉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那些不积极举荐人才的地方官进行免职处分。如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诏,各地郡守“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至此,察举遂成定制。

“布衣丞相”公孙弘便是通过察举上位。图源:影视剧照

察举科目繁多,学者们一般将之分为特举岁举两大类,前者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等,后者如秀才(东汉时因避刘秀讳改为茂才)、孝廉等等。其中“贤良方正”和“孝廉”两科最重要,所得人才也最盛,成为汉代人才选拔的主流。

孝与廉都是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民有德行称孝,吏有德行称廉。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兴太学,选官也以孝子廉吏为先。这样,官吏队伍变得“文质彬彬”起来,官员逐渐儒学化。似乎汉代的选官策略变成了“以德取人”。

但是,一个管理着几千万人口,处理着兵刑钱谷繁杂政务的庞大帝国,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以德行标准录用的文官来维持运转。元凤元年(前80年),汉昭帝将郡国推举上来的韩福等五人打发回乡,每人发了布帛五十匹。韩福等人素有德行却不得官,是因为昭帝认为徒有德行者,未必能做事。这也说明察举制并没有抛弃“以能取士”的标准。

东汉顺帝时期,察举制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尚书令左雄上书奏请:“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其要点大略有三:第一,被举者必须年满四十;第二,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第三,儒生考章句家法,文吏考行政文书。

这种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考试”

考试这东西一出现,便显出了它的威力。那一年,十几位太守因为举不才之人而落马,聚集京城的考生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被录用。要知道,孝廉每20万人举一人,一年大概举孝廉约200多人。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淘汰率之高,可想而知。

汉代察举发展到这里,内里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这三种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可是,它却迎来了深重的危机。

02

察举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任用人才的决断权在中央,但是提供人才的权力掌握在各郡国以及中、高级官员手里。

东汉后期,主昏政谬,外戚宦官轮流登台擅权,各地郡守趋炎附势,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

汉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其中权贵勋戚指定者就高达五人。上下勾结,就连权贵家里的野狗都能得到一官半职。比如宦官曹节,他的父亲、兄弟、子侄都当上了公卿、校尉、州牧、郡守、县令等职务,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曹氏家族可谓遍布天下。

在地方,则流行“以族取士”。当时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一类世代公卿、世代传经又世出名士的家族。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许劭、许虔,并称“二龙”;陈寔、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并著高名,时号三君”。这些世家凭借家族地位权势,优先占有各级官职,将察举当作掌中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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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袁氏是“四世三公”的大家族,袁绍、袁术便出自汝南袁氏。图

为了对抗腐败与操控,东汉日渐兴起的“清流”名士,一方面对察举之“清浊不分”加以抨击,以维护选官的公正;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抗衡之法。

察举制“以德取士”,可是如何认定一个人有德行?士人们认为某个人的德行可以通过其名望体现。这种名望不是来自王朝的赐予,而是在士人群体的舆论评价中形成的。这样,才能让推举出来的人,拥有君子的品格,而不会随波逐流,成为权贵的附庸。

欲得“士名”,必须使他人了解自己,在士人中建立名望。汉末士林交游谈论,形成了一个有话语权的社会交际圈。人物评价从其中产生,甚至还出现了一批品题人物的权威人士,如许劭、许靖、郭泰、荀淑、李膺等。这些人几乎拥有预言一般的能力,经过他们的判定,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其人往往能经历现实的考验。

不妨来看看当时的名声:“五经无双许叔重”“解经不穷戴将军”着眼于经学;“道德彬彬冯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偏重于道德;“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已经有士人领袖之意。

李膺同县有个聂季宝,素有才华,但因家境不好,不敢去见李膺。有人把他推荐给李膺,李膺便与之相见,坐在一起闲谈。没过多久,李膺便说:“此人当作国士。”最后果然如其所料。时人以列身李膺座上为“登龙门”,经其品题者,身价翻上十倍。

被品题者后来终成英士,与其说是那些名士确有识人之能,不如说是这种名士品题,造就了被品题者的名望。获得“士名”者,就成了香饽饽,往往是州郡并辟、三府交征,趋之唯恐不及。

这就产生了察举制的又一个危机。循规蹈矩难以成名,所以人们就不惜沽名钓誉,以博取声名。乐广人赵宣埋葬双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以赚取“孝”名。州郡官听闻,多次请求他做官,为了做些姿态,赵宣始终不答应。后来陈蕃为乐广太守,查出赵宣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子,这才揭露了骗局。

就这样,“以权取士”“以族取士”“以名取士”取代了察举制中“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倾向,它渐渐难以承载选举人才的重任,变革已经成为必然。

03

汉末名士操纵舆论,褒贬人物,将选政牢牢把握在手中。

当时汝南有一位名士许劭,与兄弟许靖主持了名扬天下的“月旦评”,评论乡党人物,于每月初一(即月旦)公开举行。一些人为了博取声名,慕名而来。

据说,曹操年少时,就常备好厚礼,来寻许劭,放低姿态大力讨好,求他为自己说一个好名声。许劭看不起他,不肯评议。于是,曹操趁其不备,挟持了许劭。许劭不得已,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闻,大悦而去。

曹操虽出身大族,但并非名门,自然会遭到名士的排挤,这也使得他极度反感有名无实之人。

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如果只能任用廉士的话,那么齐桓公如何成就霸业。此后,他不厌其烦地发布求才令,还告诫下属选人任官不能求全责备,哪怕是像“盗嫂受金”的陈平,或是不守信的苏秦,只要有才华,就来者不拒。

因此,曹操招揽了不少英俊豪杰。正如史书所言:“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但是,如果只是说曹操打击名士,未免以偏代全。他的确想要不拘一格取人才,但也不是要完全抛弃名士的清议。

从迎汉献帝都许开始,曹操曾持续不断地进用“汝颍之士”,逐渐形成一个以地域、宗族、姻亲、乡里等关系相联结的“汝颍集团”,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曹操进用“汝颍之士”,主要就是依靠朝廷重臣但同时又是颍川大族、名士的荀彧的荐举。

曹操与荀彧。图源:影视剧照

当年曹操常年征伐在外,军国事全部交给荀彧筹划。曹操便问荀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荀彧立马说:“荀攸、钟繇。”然后又推举戏志才。志才死后,曹操给荀彧写信道:“自志才亡后,没有可以出谋划策的人了。汝颍之地多人才,谁可以继之?”荀彧遂举荐郭嘉。在平定袁绍之前,曹操选用的一大批谋士,主要就是依赖荀彧所举。而这批谋士又以其同郡人士居多,像荀攸、钟繇、戏志才、郭嘉,均是颍川人。

此后,荀攸成为魏尚书令,也不少推贤进士。曹操曾说:“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由此可见,曹操并非完全排斥名士清议,其选举标准却是重才不重德。曹操所用之人多是“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虚名,而是其真实的才能。

还有一点,荀彧虽是颍川大族、名士,但他同时还是朝廷重臣。荀彧以在职朝官的身份推荐人才,这样既可以防止世家操纵选举,又可以选举出曹操需要的人才。既削弱了地方大族在选举中的权威权,又迫使那些大族、名士转而与政府合作。这样一来,随着在野的名士月旦变成官府品第,地方选举也完全为中央所控制。

这个策略就一直持续了下去。

曹操平定冀州,采用了郭嘉的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冀州是袁绍的老巢,素以地方朋党相争闻名,曹操平定袁绍之后,就针对冀州风俗发布了一道“整齐风俗令”,公开表明其抑朋党、排清议的决心。然后任用冀州名士崔琰以丞相东曹掾之职“总齐清议”,代表中央推举冀州人士。

平定荆州之后,曹操又进用了一批“荆州之士”,具体事务交给荆州名士且身为朝廷大鸿胪的韩嵩负责。韩嵩按照人才优劣,划定品级,以此作为选官的依据。

曹操病逝之后,其子曹丕继任魏王。时隔不久,陈群就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完全地继承了曹操的用人策略。

陈群创立了“九品官人之法”。图源:影视剧照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04

所谓九品中正制,简要说来,就是由朝廷选择朝中的官吏兼任其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负责访问本地的人才,从家世道德才能三个方面给这些读书人定出品级,供吏部选人时参考。九品之中,一品为虚设,最高品就是二品。后来二品称为上品,其余皆为下品。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流的制度,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遭遇了三流的执行。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家世并不是定品的唯一标准,道德、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且统治者对于士族也十分警惕,对于那些威胁中央权力的因素,处理得非常严厉。

曹操、曹丕之时,朝中一些身负盛誉的名士,依然热衷于交游结党,品题清议,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他们被称为“浮华交会之徒”,如孔融、魏讽等,皆以“浮华”被杀。魏明帝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浮华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毕轨、李胜等,以“四聪”“八达”“三豫”等号相为标榜,褒贬人物,交游结党,倾动一时。魏明帝将他们全都免官废锢。

那一批高门名士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他们便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尽管他们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击,但自此以后,此类人物依然源源而生。

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权,一改打击豪强的政策,转变为笼络和放纵。没了皇权的浇灌,九品中正制这株树木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生长,最后成为一棵苍天大树,可惜荫蔽的却是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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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父子三人为巩固权力,向世家大族妥协。图源:影视剧照

进入西晋,一些有识之士便纷纷抨击九品中正制,而且议论的重点都是批评中正只重家世,不重才能。中正定品,完全以门户高低为依归,凡是列于上品者,皆是当朝权势和高门望族,而列于下品者,则是蓬门之俊和寒门庶族。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此时,九品中正制已经完全变为“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一开始的作用就是造就门阀。曹魏之时,雍州北地泥阳大族傅嘏官拜太常,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后来他的儿子傅祗仕晋,官至司徒。孙子傅宣亦为高官。他们的方法就是滚雪球。傅嘏从曹魏担任本州大中正起,选举其子傅祗,其子又任中正,选拔其孙傅宣、傅畅,一门三世牢牢地将本州大中正之职掌握在手里,代代相传,已经成了世袭。

到了后来,九品中正制开始发挥第二个作用——隔离士庶。一般来说,连续几代被评定为二品并因而当上高级官员的家族,就被称为高门士族。未能获得上品且为低级官员的家族就是次等士族。而那些没有士的身份,无法参与中正品评的家族,哪怕再贵盛,都被称为寒门。

门阀士族通过垄断大小中正职务,进而垄断上品,使得他们与寒门之间竖起一道无比坚固的巨墙。决定你在墙内还是墙外的,并不是现实的权势,而是祖先的枯骨所代表的血脉。就这样,门阀士族很快就凝固成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集团。

东晋就是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主持朝政,相比之下皇权日渐衰弱。

东晋偏安一隅,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图源:纪录片《中国》

等到士庶之间的天堑形成,九品中正制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05

当士族们不用再费心去维系自己的地位,他们也就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

他们鄙薄武职,脱离军权,甚至连重要的行政职务也不想承担,总是出任俸禄多、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清官”。高门士族也不愿与寒门庶族交流,几乎隔绝了往来,只会孤芳自赏,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羸弱。到南朝时,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在政治斗争中弱如蝼蚁,几乎遭到了覆灭。琅玡王氏、陈郡谢氏也人才凋零,失去了实权。

到了侯景之乱时,门阀士族很多人因为“肤脆骨柔”“体羸气弱”,往往死于战乱,或者颠沛流离,受不了苦,死于沟壑。

反倒是北方的士族,经历了异族的侵袭,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到隋唐之时,还受人敬重。

另一方面,是寒门的崛起。

列举南朝的开国皇帝如刘裕、萧道成、陈霸先均出自寒族,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成为新朝的创立者。其余将帅也多出自于庶族,他们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在新王朝建立之后,或出任藩镇,或致位卿相,身居高位,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如刘宋沈庆之亲自耕田,不识文字,后以军功官至太尉。萧齐大将王敬则,屠狗商贩出身,后官至大司马。

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

皇权兴起的同时,选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画像

梁武帝以崇尚儒学自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致使一向不被人们重视的策试制度日渐兴盛。天监四年,梁武帝诏开五馆,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每馆有数百生,加起来一共一千余人。五馆面向出身寒门的学子,考试合格者,便能当官。后来又下诏建立国子学,国子生的选任皆为公卿子弟或士族官僚子弟,但也是要通过考试取士。

相比较而言,面向寒门的五馆生在实际的仕途中步履艰难;而出身优越的国子生,大多升迁迅捷,前程优越,这实际上也是变相地优宠门阀士族。

但是,梁武帝开设五馆,延揽寒门才俊,毕竟突破了门第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九品中正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策试制度把教育、考试和选官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后世科举与学校教育合流的先声。

当时还出现了考生不在学校,却能通过策试入仕的现象。此类人多是自学成才,以自学者的身份参加策试,然后步入仕途。我们知道,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考。这一变化,标志着自由报名应试制度的萌芽。

中古中国社会始终盘踞着一个拥有巨大特权的士族集团,皇权并无足够的能力充分地削弱其特权。政权未能向各阶层人士充分开放,下层知识分子也始终处于弱小状态之中,不能大量地涌现并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统治上层。但门阀笼罩的阴云之中,总算透出一点亮光。

长官举荐逐渐向考试转移;考核的标准从虚无缥缈的德行,或者生来注定的家世,逐渐变成了文化知识的测验;考试程式在不断严密化、规范化;自由投考开始萌芽;学校与选举人才之间的结合日益紧密……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随着“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因素不断弱化,一种充分制度化“以文取人”的入仕制度,就要瓜熟蒂落了。

《科举考试图》。图源:网络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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