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彭富春
教师D问:
彭老师您刚才讲中国的智慧是自然性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现在的很多问题就是后自然时代的无序。刚才您讲到的道、欲、技，特别是您认为“道”是语言之道，我想问一下语言之道能不能成其为“道”，比如佛教讲“转识成智”，识和智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中国过去的看法是认为智慧的达成不是靠一种知识性的积累，也就是不能是为学日益的。它必须是一种连续的断裂。
我们的思维和感受是连续的，但这种连续性必须打断了，有一个空白期，有一个跳跃之后才能够产生智慧。换句话说，智慧和现实是断开的，有一种距离感。孔子讲“下学而上达”，“下学”就是您刚才讲的技术层面，道和技是不分开的，但“下学”一定要有一个“上达”，也就是说下和上既联系又断裂。
后来新儒家所讲的内在超越，就是有内在性，但也有一种超越性。您刚才也讲到语言不是一个技术化的语言，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本体化的语言，是有创造性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怎么能保证这种创造也是一种在断裂性之上的创造呢？
道欲技这三者想达成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如果没有外在的催动，就必须有一个内在的动力。这个游戏的动力还是只能来自于“道”。那么“道”的动力怎么能够保证，这就是我的问题。包括您刚才讲的新的中国的智慧就是要天人共在，这个观点非常好，但是要如何达成呢？怎样才能具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呢？
彭老师答：
从大体上而言中国思想中的“道”就是自然之道，那么现在对它进行改造就是要把自然之道改成语言之道。你刚才关于断裂的探讨说得非常好。断裂用西方的语言来讲就是区分、批判，例如康德讲的批判就是要区分边界，而不是肯定的对立面。那么这里就需要对语言进行区分。语言的区分何以可能呢？
一定要注意，语言已经讲出来了。例如孔孟老庄讲自然之道，但它们所讲的话语自身也是一种语言之道。中国有三个主要的话语系统：孔孟的话语系统、老庄的话语系统、禅宗的话语系统。因此需要对这三个话语系统进行区分。关于区分，西方做的比我们要好，例如在基督教里圣言与人言就是最基本的区分，保罗的书信通篇主旨就是说圣言讲的是真理，人言讲的是谎言。
到了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哲学，以海德格尔为例，就对语言进行了区分。海德格尔区分了三种语言：第一种是日常语言，是混沌的，但其本性是诗意语言，只是人们在日常的交往中磨灭了其诗性。第二种语言是逻辑语言。逻辑语言具有两种形态，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语言，二是现在的技术化语言，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的当代的形态。技术化语言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信息化，对一切事物都进行信息处理、技术处理。
第三种语言是诗意语言。诗意语言保存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也表现为西方一些圣人的言说。海德格尔认为诗意语言是最接近语言本性的，或者说就是语言自身本性的揭示。在目前这个技术化的世界，我们应该让诗意的语言来言说，也就是要去聆听诗意语言中已言说的道理。
我自己则把语言分为三种：一种是欲望的语言，形象地来说就是黑暗的语言。人生而有欲望。小孩最早就是通过哭喊呻吟嚎叫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对饮食、爱抚的欲望。但这种语言是黑暗的、朦胧的；第二种语言是工具的语言。语言的工具特性体现在日常交际之中，不可谓不重要。第三种语言是智慧的语言，去掉欲望和工具特性之后，智慧的语言就被剥离出来。
例如基督教说“爱你的邻人”，这就是智慧的语言。要注意这句话是具有指引性的，它像光一样指引着人们。这句话并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是讲作为一个人你必须要爱你的邻人，你要按这样的道路去行走，也就是智慧之道。
又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忠恕”，同样也是具有指引性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可以说天生就是一个不自觉的儒家，因为孔夫子这套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语言之中，例如对人要宽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都是强调圣人也好君子也好，都是既要当仁者又要作智者。
这样的语言表达属于命令句、祈使句，它指引我们，要我们这么做。道都已经包含在语言之中，语言已经把它说出来了。因此我们只要对其进行区分，就可以把它分离出来。那么我们新的中国的智慧就是要在上面说的这些旧的中国的智慧基础之上产生。新的中国的智慧不是从虚无开始的，而是回到我们的开端、回到我们的本源，再由此往前走。
新的中国的智慧是要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改造，要进行区分，要发生断裂。
本文选自《关于哲学的无主题的漫谈——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此为座谈会问答部分实录。作者系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