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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15日到4月21日,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阶段的第四次战役,前后历时将近三个月。

在此期间,因为敌我力量差距过大,美联合国军又炸毁了我军的后方补给道路,志愿军不得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多种混合作战模式,只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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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初期,志愿军曾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敌军2.2万人,可越往南边打,志愿军队伍就出现了,没有空军掩护,死伤过多,粮草皆空,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等现象。

为了缓解志愿军前线的压力,彭老总于1951年2月20日晚,紧急回国面见毛主席,请求党中央全力支援。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于2月25日命令周总理和彭老总共同主持召开军委会议,让各大军区轮番上阵缓解志愿军压力,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一线的粮食、药品以及生活物资的供应。

彭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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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时迟那时快,会议结束后,党中央立即按照一线战士们的伤势需求拨款给军方采购消炎药、急救包、医疗器械等药品。

结果有一位名叫王康年的奸商,没货还敢骗取军方巨额货款,并把一些假冒伪劣的抗生素,和劣质纱布包黑心棉所做的急救包交给志愿军,最终导致许多轻伤的战士被截肢,上千名战士因服了假药而死。

今天的故事,将围绕奸商王康年的生平犯罪始末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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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迹斑斑,吃国家的饭砸国家的碗

奸商王康年,1924年生人,杭州人氏,在未从事医药行业之前,是上海大亚商业电台的一名报告员。

在电台小打小闹了几年之后,王康年凭借高挑的身材和出色的外表,给自己“物色”了一位公共租界巡抚家的千金。

不久之后,二人成婚,王康年便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在西藏路生吉里开了一间百货铺。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租界的百货商行比比皆是,王康年的一间小商铺在大上海并没有什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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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又准备顺应当时社会潮流,并琢磨着倒卖一些比较热门的商品,诸如“西药”之类。

那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国共两党伤亡人数增加,对西药的需求量也空前增大,但凡是卖药的商家,只有供不上货的,没有卖不出去的。

王康年见状,果断将在生吉里的百货商铺关了门,并改名为“大康西药房”,并搬到了北京西路。

不可否认,卖西药在当时的大城市,的确是一门可以赚大钱的行当,可做生意需要大量的本金来进货,否则哪个药厂又愿意赊账给人开店做生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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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王康年想出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坏主意……

在开店之初,王康年只进一些价格便宜又常用的药品,来支撑店铺开业,像那些价格昂贵的医疗器械、手术用品、抗生素等药物,几乎不考虑。

一旦药行里传来消息,急需大量“热门药品”,王康年便四处打广告,哄骗商家说自己手里有“货”,吸引他们纷纷预交定金,或是支付一半的货款,而后再去寻找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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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王康年的确为自己搞到了不少资金,但不能及时供货,或是以次充好,坐地起价等操作,也使得其在药行内的口碑日渐下滑。

1944年11月2日,曾有一名叫信谊的药商,在大康西药房存放了一批价值19800万元(旧币)的货品。

如消治龙系列,药片2015支、药膏886支、牙膏144支,圣露赐锑新针450盒、女针176盒等等,还有其他数百盒保健类药丸。

这批货品大概在大康西药房存放了5个月,并且还留下了11页存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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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第二年四月,王康年突然宣布清仓关门,信谊的货品就这样“下落不明”。

1945年4月27日,信谊因为多次联系王康年未果,便直接报了警,还将存货单都交给警察局做证据。

怎奈王康年又在此时玩起了失踪,连警察也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地,信谊大怒,接连写了诉状书交给警方,最终也不了了之。

想来,店也倒闭了,货品也被其清仓贱卖个干净,按照王康年的做事风格,断不会“坐以待毙”,毕竟一个连信誉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会在意他人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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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抗战后期,“失踪”的王康年又被人一纸状书告到了法院,其中涉案金额高达2亿法币,光诉讼费都1300多万法币。

当然,这只是王康年失信体现的冰山一角,因为他平日里小打小闹,投机倒把坑骗的客户,很多客户都吃了哑巴亏。

后来,因为内战繁琐,各地机关更迭重整,又为其提供了不少为非作歹的机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地人民政府决定扶持和发展上海经济,同时对医药行业进行整顿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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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犄角旮旯里躲藏了5年多的王康年,又嗅到了“东山再起”的契机。

既然王康年想要重回医药行业,让大康西药房开业,少不了要挂起往日的招牌,届时被其坑害过的客户肯定会一个一个找上门来讨债。

基于此种情况,上海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公会便站出来,给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调节方案 。

首先,王康年要认旧账,要对过去的事负责。

其次,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他必须将欠老客户的钱全都变成“债券”,负债营业,一旦获利则可还清旧债,顺便重振大康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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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王康年对政府得如此亲民的政策怀有感恩之心,据悉,在政府的帮助下,大康西药房,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不仅清光了负债,还获得不少的盈利。

可不知怎的,自从大康西药房开始盈利之后,王康年就又动起了解放前的歪心思……

如“虚假销售”、“卖空套利”,拿药材商的产品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而后再去进别的货或是填补其他窟窿等等。

原本王康年拿到了贷款也进了货,按照规定这批货要加盖银行印章,待王康年结清银行贷款资金方能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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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王康年在不跟银行打招呼的前提下,便自行提走货物进行转卖,拒付欠款,硬将银行变成了“冤大头”。

但此事还不足以验证王康年罪恶的十分之一!

1951年上半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的前五次战役。

其间,志愿军已经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敌我力量悬殊,减员10万人。

为此,彭老总在2月底紧急回国,找毛主席商量志愿军后勤补给之事,而后党中央便给军区拨款,去全国各地或是香港地区紧急采购必需药品。

谁知,志愿军心急却吃了“毒豆腐”,不慎落入奸商王康年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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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下令“枪毙”王康年

1951年,至彭老总返回朝鲜后,前线志愿军的后方补给问题较之前有了改善,但因为伤兵过多,医疗用品方面始终“青黄不接”。

尤其在第二阶段的夏季防御战结束后,越渐越冷的天气,使得前线志愿军的处境越发艰难。

这年11月,志愿军后勤部门派人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王康年设计拉拢采购官员,又是请客吃饭,又是送东西,同时还保证在12月中旬交货。

就这样,王康年靠“打嘴仗”的功夫,骗走了志愿军的救命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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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真正的交货期限到来时,王康年却将志愿军急需的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药,用无关紧要的医疗器械和一些作用不大的辅助药品对付过去。

当志愿军后勤部质问其为何不交付消炎药品时,王康年又假装回复道:“消炎药当日缺货,已经在紧急进口了”。

然而事实上,王康年根本没有为志愿军采办药品,而是拿志愿军的3亿药款,去还了以前欠的债,并投资做其他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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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志愿军准备的一半货品,其中有一大半不是必需品,诸如鱼肝油、止血钳、热水袋等等,都是其药店里没有卖出去的旧货。

还有一部分救急包,因为贪图便宜,王康年让黑心厂家用劣质棉布生产,细菌满满,根本起不到任何救急作用。

至于志愿军急需的消炎药,王康年则用一些假冒药品代替,而真药品一直拖到1952年初都没有交付,不久后便“东窗事发”。

那是1951年底,寒冬腊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三八线附近巩固战线,与联合国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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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西药房的第一批救援药品也在此时到了朝鲜战场,并发放到了战地医院。

一日,彭老总特意前往战地医院慰问伤兵,并观察其恢复情况。

结果他发现,许多年轻的战士们,只因关节中枪,或是受到轻伤,便被截肢,不禁怒火冲天,直冲战地医院院长办公室。

“我有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一个星期之内,你就给12名轻伤兵截了肢?他们才一二十岁,是娃娃兵啊?”彭老总冲着院长生气地说道。

“彭司令,一开始我也感到很奇怪,可是后来发现问题就处在急救包上”,院长一面说,一面拿出急救包展开给彭老总过目。

彭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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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这些急救包都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劣质棉做成的,战士们做完手清创术之后,只要用了这种急救包,一准感染引发截肢。

彭老总既心疼战士又痛恨发货的奸商,他训诫院长,以后发现药品和卫生用品存在质量问题,一定要及时上报。

随后彭老总大步转身离开来到指挥部,命陈赓同志给周总理发急电告知朝鲜前线出现的问题,并要求国家一定要揪出国内的黑心商家!

然而还没等电报发出去几天,前线又传出国内发来的一批假冒伪劣抗生素,让上千名志愿军战士白白送了性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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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士为国参战连生死都不顾,居然死在一个吃国家饭、砸国家碗的卑劣商人手中,可恨,可泣!

毛主席得知后大怒:“查出凶手,立刻死刑,不准求情”。

法网恢恢,终尝恶果

后来陈毅同志根据药品货物批次,查到商家信息。

得知此批假冒伪劣产品,正是1951年12月11日,从上海大康西药房仓库发出的,负责人正是王康年。

1952年1月31月,王康年以不知情为由,否认其坑骗银行,哄骗志愿军药品钱款并拒绝露面。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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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上海公安局直接进店逮捕王康年。

在大康西药房被查获后,工作人员在其仓库里发现了大量假药,和价值远远匹配不上银行贷款额度的货品。

伴随着案件的不断发酵和对王康年的进一步审查发现,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坑骗军方。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康年就曾坑过军方一大笔用来购买止血钳和外科医疗用品的钱款。

据悉,其当时将国内的普通器械贴上德国产品的标识,当进口用品卖给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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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将妇科医疗器械强行伪装成外科器械交给军方,前后共获利数亿元。

直至其被捕归案,还拖欠皖北一卫生院的数亿元医疗器械尚未交付,使得院方有苦难言。

那么话说回来,大康西药房口碑如此之烂,为何还有人执意与之做生意?

这里则不得不提一提王康年的“混世”水平,据悉,被他骗来的每一家客户,大到国家军方,小到地方诊所,都曾被其投放的“糖衣炮弹”蒙蔽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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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拿了好处的官员和客户,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其交付的货品也不严格把关,对其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货品的行为,也一再容之。

如此,王康年便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张不健康的关系网,常年也拉拢了不少介绍客户的二道贩子,以至于作茧自缚。

1953年2月,组织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清算完大康西药房的这笔烂账。

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康年死刑,并即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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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例如给志愿军粮草作假的奸商唐梦伟,上海奸商张新根、徐苗新,苏州奸商刘盛兴等人也在有关单位的审查下,一一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举头三尺有神明,害人者终将接受法律的审判,并跌入地狱之道,以慰藉我万千志愿军战士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