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十一”过节，各级蹲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着。
机关人力的陈干事到基层蹲点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官兵福利待遇的落实情况。
不问还好，一问，发现了常年存在又不太容易解决的“难题”。
这个“难题”之所以会成为难题，就因为标准不统一，划分不精细，最终导致成为了一件难事。
这件难事，就是轮休的问题？
这件难事，应该说也并不是陈干事蹲点单位的个性问题，而是许多单位存在的共性问题。
轮休的根子问题，就是各个单位对于两地分居如何精确界定的问题，轮休时机把握的问题，还有涉及两地分居相关福利的发放问题！
这看似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连串的福利待遇问题，环环相扣。
轮休涉及官兵假期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分居费发放和家属来队差旅费报销的问题等等。
关于两地分居如何界定的问题？目前各单位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内务条令规定：家在驻地或营区附近的官兵可以轮休。
那么，这个驻地是以爱人的户口所在地为标准、还是以实际生活地（工作地）为标准；是以地区区域为标准还是以相对距离为标准，各个单位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性和定量的标准和条件。
某个单位在制定轮休规定时，是以户口所在地为标准来进行制定的，但执行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难题”。
二级上士小A，他的爱人由于还未达到随军条件，爱人为支持他的工作，加之也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就在部队驻地附近找了一份工作，但当这名军士轮休时，按照单位的规定却不符合轮休的条件，虽说最终也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可以让这名军士进行适当轮休，但到年底发放相关的补助时，爱人的两地分居费和来队差旅费，却又以时常轮休为名被“扣”了下来。
上尉小C，他们单位的两地分居的条件是以地区为界定的，同一个地区的可以轮休，跨地区的不可以轮休，而巧合的是他的爱人却在部队驻地搭界的县市工作，虽说相距不到30公里，却不在一个地区，他是在轮休问题方面，也是“头疼”了好一阵，最终才得到妥善解决。
还有一级上士小赵，他们单位的标准是在本地区范围内或直线距离不超过100公里的，这个看起来相对科学一些，但在执行的时候也让小赵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小赵的爱人家虽说在驻地，但工作地和常驻地却在临界地区的一个县城，虽说坐地铁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但直线距离却超过了100公里，在一次轮休的过程中，由于家中有事，未按时归队，最终因为临时更改轮休地为由，还背了一个处分。
当然了，影响轮休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疫情的因素，还有在位率的因素等等。
在疫情的大条件下，好多单位为了确保“不破防”，通常会采取停止轮休，封闭管理的方式进行，这个也无可厚非，在疫情条件下，采取一些超常措施也是情有可原，但当疫情过后，如何归还官兵的“轮休”福利，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一级上士小张在某艰苦边远地区工作，在一级上士第一年，为实现家人的团聚，便给爱人办理了随军，在随军来队后，谁知就赶上了疫情，前后断断续续几个月也没有回家，这马上就要年底了，虽是说随军了，但见面的机会却是屈指可数，关键是还没有办法领取两地分居费和爱人来队差旅费，这件事，也让他“憋屈”了好一阵。
说起轮休，轮休军官小王也有好多“憋屈”事。
内务条条令明确：“军官按编制数有50%，且有1名主官在位的前提下，其余军官可以轮休回家住宿。
”那么“军官编制”人数往往和实际在位军官人数不成正比，休假、出差、住院、借调、外出等因素不在位的军官人数也在编制人数之内，要是碰巧有一个主官不在位，那么轮休自然无从说起。
小王的单位编制8人，学习培训的就有3人，恰巧单位的一名主官也要休假，就剩下了4个人。
那次，他和怀孕的爱人商量着等自己轮休陪她去做产检，结果……
当然了，还有些单位还规定一定的外出比例问题！这也可以理解，这个也是条令条例明确的。但也正是这些规定，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在轮休的问题方面，有些战士“吐嘈”轮休的班长占用了他们的外出名额。
原来，这个单位按照“内地驻防部队一般不超过15%的比例安排”，他们单位有90人，那么，他们单位可以在周末或节假日外出人数为90X15％=13.5人，就算是14人。但是他们单位轮休的就有将近7人，剩下的7个外出名额，怎么分配？
关于轮休的“难事”，如果让每个人去说，肯定都会说出来一系列的“困事”、“难事”和“憋屈”事。
轮休本是官兵的好事，福利事，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只有把家里的事解决好了，他们才更有精力去投身于练兵备战当中。
因此兵询建议：在制定轮休的规定时，应该采取更为精准的条件设限，而不能“一以贯之”，一条标准走到底。
比如说在设定轮休的条件时，可以把距离标准（直线距离100公里）、区域标准（同一地级市县）、户籍和实际生活（工作）地标准、特情标准（疫情、训练等因素的影响）和时间标准（乘坐交通工作的时间）等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尽可能的把官兵的利益最大化。
把这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做到刚性、理性和温度的有机并行。
让好的“福利”更好，让好的待遇更实，让官兵更安心、更放心、更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