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与北部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有密切关系，2019年石寨山墓地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2019年10月，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中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9月28日，记者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获悉，河泊所遗址最新发现出土的封泥、简牍，对研究两汉时期云南的边疆治理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泊所遗址发掘实况。国家文物局供图
出土文化遗物2000多件，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
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告诉记者，“河泊所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为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由河泊所及其周边大大小小的数十处遗址构成，统称河泊所遗址群。”
2014年，考古人员依托“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在河泊所周边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工作，并初步明确了河泊所早期遗址为“台地—水域”相间分布的模式，每个台地可能对应不同的功能分区，具有城市初级功能的空间架构。
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消息，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对河泊所村东的地块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1800平方米，揭露出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228座灰坑、12座土坑竖穴墓、19座房屋以及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如此数量众多的瓮棺，在国内并不多见，在滇文化分布区内也属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葬俗”的认识。
刘正雄介绍，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工作，目前正式发掘的地点有7处，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明确了遗址的堆积及部分台地的功能。2021年至2022年度的发掘地点位于河泊所村东1.1公里处的上蒜一小附近。
2021年，考古人员在上蒜一小北侧布设10米×10米探方23个进行发掘，实际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2022年在此前发掘区的北部又布设250平方米继续发掘，另外在小学内侧布设126平方米进行发掘。
“发掘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建筑基址、灰坑、墓葬、河道、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封泥、简牍、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等文化遗物2000多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为封泥、简牍、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刘正雄说。
据了解，河泊所通过考古勘探发现地下保存十余处台地与河湖沉积，年代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在汉代遗存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上西河村西南地点揭露出1段道路、2处疑似建筑基槽的遗迹与1处河道遗存，道路宽8米至12米，路面由碎陶片、小石子铺砌。
清理出简牍残片200余片，或为官方文书
考古人员在此次发掘中，发现了500余枚封泥，主要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发现了益州郡太守及下辖24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如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涉及宋虞、王福、君冯等字面内容，多与官印封泥同出，专家怀疑是官员的姓名。
出土的“建伶令印”封泥。国家文物局供图
封泥大部分发现于发掘区北部的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当中。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封泥集中出土于灰烬堆中。因此推测灰烬堆或为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初步清理出200余枚简牍，能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主要反映了当时行政与司法制度内容。
清理出的“滇池以亭行”木简。国家文物局供图
刘正雄称，简牍主要集中出土于小学内探方的灰坑18（H18）当中。灰坑分5层，每层都有简牍出土。目前灰坑只揭露了1/4，剩下3/4由于叠压于小学食堂之下而无法清理。出土简牍目前仅整理了一小部分，发现字迹明显的简牍残片200余片，字迹不明显的简牍残片千余片。从内容来看，应当是官方文书。
据了解，大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官印封泥相互印证，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有力证据。
此外，在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发掘区的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该基址揭露部分呈“山”字形，完整者应为方形。基址仅存基槽部分，基槽内铺垫有红烧土堆积。建筑的南面有密集的瓦砾分布，推测为房屋倾斜坍塌的遗留，北面有用碎螺蛳壳铺垫形成的平整活动面。并且，发掘区北部的河道废弃堆积中也出土大量的瓦砾、砖块及瓦当。
专家表示，此次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