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军队西征、三次进攻西夏，到对金战争，再到历时四十年的对宋战争，中国北方地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中。“兵乱以来，四民失业，农病为甚。”
面对这种情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在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遵循“以农为本”的统治理念，将恢复农业生产作为建国初期的头等大事，颁布了一系列重农政策。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蒙古先后于太祖二十二年（1227）灭西夏，太宗六年（1234）灭金，宪宗三年（1253）平大理。
蒙古军队一路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顺利占领了中国北方大部分领土。虽然忽必烈最终建立元朝，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但是频繁的战争、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再加上蒙古游牧业与汉地农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使得元初的农业生态环境异常严峻。
01战争对农业的破坏
蒙金之间连年的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不但正常的农业生产被迫中断，日常的衣食住行无法得到保证，而且生命危在旦夕。诗人杨弘道在《空村谣》写道：
气息仅相属，致词难遽言：往时百余家，今日数人存。
杨弘道字叔能，淄川人（今山东淄博），历经金、宋、元三代。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监麟游（今陕西麟游县）酒税。
后又仕宋，端平元年（1234）为襄阳府学教谕。第二年（1235），“摄唐州司户”。元兵攻克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后，杨弘道北还，《空村谣》这首诗便作于这一时期。
在诗人的描述中，战争扰乱了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不但人口锐减无力进行农业生产，而且居无定所，只能奔走逃窜以树皮充饥。
在蒙金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期间，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民以饥馑奔窜，地著务农，日减日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灌莽荆棘，何暇开辟。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
据《金史·食货志》记载，在蒙古人进入中原前，金朝统治地区有户口，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元灭金后，此区只剩余一百六十万九千九百三户。
一直到至元前期，王恽在奏章中还说：“黄河以南，大江以北，汉水东西两淮地面系在前南北边徼，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
面对因为常年战乱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场景，郝经曾感叹：“井地荒空，氓俗顽鄙。逐末逞伪，无复率履。农为匪民，犯绳越轨。本既凋伤，政何由美？”
因此，为了避免农民因为衣食不足而转投山匪，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治理造成阻碍，部分官员在平乱治理的同时，也积极带动百姓进行农业生产的恢复。
1233 年，田雄镇抚陕西，“秋九月，至京兆属，关中新被兵，城郭萧条，不见人迹。残民往往窜伏山谷间，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
面对这种情况，田雄认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先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于是通过“水陆运漕河东之粟，以济饥羸……益市耕牛、子种以给之”，百姓开始重新投入正常的农业生产，最终使得“农事日修，人用饶足”。
1262 年李檀叛乱平息后，姜彧前往滨州（今山东滨州）任职，“滨民罹苛政久，户口凋耗，田菜多荒，往往为行营军马占为牧地，惧不敢垦，而有桑枣者，又纵羊马践食之，殊不聊生。”
为了保护百姓的农业生产免遭破坏，姜彧不但“差断事官某分拨草地民地，封土为畔，豪夺不得行”，而且“择其尤不法者，杖数人”，由此百姓正常的农业生产环境得到保证。
除此之外，姜彧还教百姓种植桑树，“岁余，新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昔无粗麻今纩缯，太守之德如景星。”
虽然部分官员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帮助百姓恢复农业生产，但是古语有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
自然灾害也是元初农业生产恢复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至元六年（1269），“北自幽蓟，南抵淮汉，右太行，左东海，皆蝗。”
农民并不担心捕蝗过程中的辛苦，而是害怕蝗虫破坏农作物。因为如果庄稼无所收获，不但衣食得不到保证，还无法完成向国家上交税粮的任务。
自然灾害对农业的破坏无法避免，只能通过人力补救尽可能使损失降到最低。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二者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都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恢复的。
除此之外，元初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中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那就是游牧业与农耕业的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除，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便有可能愈演愈烈，威胁到元代自身的统治。
02游牧与农耕的冲突
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
因为对农耕社会的不了解，以及对汉人的敌视心态，蒙古大臣别迭甚至曾向窝阔台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
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深知该建言如果施行，对汉人和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将造成灭顶之灾，立即向窝阔台劝谏：“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
并以设置十路课税所的提议，证明了汉人存在的重要性，才使得将汉地变为牧地的提议被暂时搁置。蒙哥汗南征时，曾下令所经官路，“限一里为营盘牧地”。
该政策的执行使大量农田遭到破坏，为了保护耕地，时任达鲁花赤的官员纳琳居准，在忽必烈南下时请奏取消该规定：“夺耕田而为营牧，南方土壤易荒。
但长蒿蓬荆棘，无美草。莫若使民树艺五谷。师行则牧马振旅，弃余则令民收获，军民两便。”
由此，“民复旧业，得地万五千顷。”但是在小范围内这种“以农变牧”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完全禁止。
元代允许军队在城市周围开辟牧场。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
除此之外，蒙古军队还肆意占领民田为牧地。《元史·姜彧传》载：“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
蒙古贵族也随意强占民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用牧放孳畜。”
从蒙古前四汗到元朝末年，游牧与农耕的冲突贯穿整个蒙元统治时期。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多次针对蒙古军队肆意侵占民田为牧场、放纵牲畜破坏桑枣禾稼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禁令。
中统四年（1263）秋七月，“诏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仅《元史》本纪记载便有中统三年（1262）、中统四年（1263）、至元六年（1269）、至元七年（1270）前后四次下令，“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
中统三年（1262）、至元三年（1266）、至元四年（1267）前后三次“诏禁京畿畋猎。”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统治者多次明确下令禁止，但是蒙古军队对农田和桑枣的破坏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经久不息的战乱，恶劣的自然灾害，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了影响，但是战争会结束，自然灾害也可以防范，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却是难以调和。
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面对陌生的农耕社会，是将其同化为游牧业还是努力融入汉族的农业生产，这是需要元代统治者抉择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