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活着》是近几年经常出现在畅销书榜单的书,还是各种平台经常会推荐的必读书目。

这本书创造的阅读价值毋庸置疑,而其他价值,从余华的角度而言,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是靠《活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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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这本受众广阔的书籍得以声名大噪的源头,是那部张艺谋拍摄的同名电影。

这部由张艺谋导演,葛优、巩俐主演的电影,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一举夺得多项大奖,之后又连续在英国、美国获得相关奖项。

当时,趁着电影获奖的热度,长江文艺出版社抓紧出版了两万册的书,本想着一上市肯定会被抢购一空,但是没想到因为当时张艺谋的电影团队参加电影节并没有经过电影局的批准,所以书也遭到了牵连,无法出版。

既然不能出版,放着还浪费空间,出版社先问了余华要不要一些书,余华说要,出版社当即送了他几麻袋。

就这样,送来送去,最后还是剩了一万本左右,这些书最终都被当作废纸销毁了。而余华手里的那些,送了好几年也没送完。

张艺谋对余华很是愧疚,他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些书也不至于落个被遗憾销毁的结果。

但是,换言之,如果没有同名电影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节的出色表现,余华的这本小说也不知会不会有如今这么广受欢迎的热度。

书里的主人公、小说的这段现实命运都完全映射了它的书名,直观表达了:只要“活着”,谁也无法预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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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主角福贵一生高低起伏,充满了不幸,死亡与他纠缠一生,这种强烈的无法控制的宿命感,也是小说从一举成名到销毁一半再到风生水起的宿命。

书中的结尾,福贵选择与命运和解,安度晚年。而现实中,曾经送都送不出去的小说也成为了畅销书榜的常客。

兜兜转转,千帆过尽,命运永远充满意外,无法预料。

余华与张艺谋

余华与张艺谋的这段渊源,始于张艺谋想拍摄余华创作的一部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原本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惊悚电影。

谈得正好时,余华说自己新写了一个故事,问张艺谋要不要看。张艺谋出于多方位了解原作者也有助于电影拍摄的心态,答应了看一看,于是余华将《活着》的清样交给了张艺谋。

张艺谋看完觉得写得特别好,第二天他就约了余华,谈了好几个小时,不谈《河边的错误》,只谈《活着》。

他问余华这个作品有没有人要,余华回答还没有发表,张艺谋当即决定先拍这个。

决定拍摄《活着》后,张艺谋用了将近半年时间跟主创人员讨论故事细节与影片结构。

最后,主创们还是决定用最平常、最普通的方式去讲福贵这个人和他的家庭。

影片用真实亲切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下悲惨的一生。

福贵命途多舛却乐观不屈,这种普通人的故事,让观众看起来更有真实感,仿佛一切就是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一样。

影片还用了二胡作配乐,作为中国传统弦乐器,二胡的音色接近人声,细腻流畅的声音,将剧中人物的无奈烘托得淋漓尽致。

福贵的扮演者是葛优,家珍的扮演者是巩俐,两个实力派的演员用精湛的演技将跨越时代的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

最终,这部作品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葛优也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了中国内地首位戛纳影帝,电影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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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的图书市场比较低迷,但因着电影获奖的热度和张艺谋的名气,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是抓紧印刷了两万册,想趁这个机会多卖出一些利润。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这部电影参加电影节时没有经过电影局的批准,电影被禁,连带着书也无法出版。

除了送给余华的部分,一万本的剩余书,都被当作废纸销毁。而余华拿着出版社给他的几麻袋书,送了很久都没送完。

张艺谋也不止一次跟余华道歉,表示都是因为他,都怪他。

甚至也没有杂志敢发表小说《活着》,最后还是巴金主编的《收获》,首先发表了它。

葛优在《编辑部的故事》里有过一段经典台词,大意是:人打在娘胎里就有流产的可能,可能会因为一口烟长成畸形,也可能因为长慢导致心脏缺损,不好容易生出来了,还有让产钳把脑袋夹瘪的风险。而之后,还可能遭遇各种疾病和意外的风险,人活一辈子不过是在躲避各种无法预测的危险。

其实何止是人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一花一木,一沙一石,同样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

一朵花生长在野外,风吹雨打也许也能惊艳一个夏天,它长在室内,安安稳稳,但也许无法躲过一个淘气孩子的“魔掌”,甚至可能来不及绽放。

短暂的安全不算安全,命运无法预测。但无论在野外还是室内,无论是一天还是一季,花骨朵有含苞待放的美,盛开的有娇艳欲滴的美。

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安排。

理性与幽默

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余华也为自己的初稿添加了许多内容,这些后来也都加进了小说里。

从很多角度讲,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确实都算得上是相互成就。

作为余华写的一本长篇小说,《活着》依然具有鲜明的“余华”特色,小说用“新写实主义”,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出发,用极其客观冷静的笔触讲述了每个人物悲惨的一生。

余华的小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晦涩难懂的语句。

只有平平常常的文字,没有起伏的情绪表达,但是可以给读者一次重过一次的震撼。

幽默但是冷静到近乎冷血的写作风格可以从余华的童年窥见一角,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余华和哥哥经常会被锁在家里。

年幼的余华就透过窗户,欣赏着外面广阔的田野。

男孩子总是很淘气,犯了错的余华就会躲到那片他熟悉的田野里,然后会在他父亲路过他藏身之处时哭出声音,好让父亲能准确找到他。

但是父亲并不是次次都会这样找他,因为要做手术,所以每当等不到父亲,他就会灰溜溜地自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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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躲在稻田里,犯错的余华还会装病,但是想成功骗过专业的医生父亲还是很有难度的,所以有一次装肚子疼的余华,被父亲带到了手术台上切掉了没有问题的阑尾。

他在采访中用面无表情的脸说出了:“我们家已经没阑尾了。”引得主持人和台下的观众哈哈大笑。

余华也会跟着哥哥去医院,半夜经常被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甚至后来他都可以从哭声中分辨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时候的余华还会在“太平间”睡午觉,因为炎热的夏天,一觉醒来,凉席上会留下了一个“人形”汗渍,而在“太平间”睡觉就不会。

他说自己长大后读到海涅的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他瞬间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睡在“太平间”的感觉,“凉爽”与“死亡”,过去与现在,神奇地重合了。

幽默的余华永远在笑谈人生,而理性的余华永远在俯视生命。这两者合二为一,用数十万的文字构成了作家余华的样子。

而且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命运多么悲惨都拥有一颗乐观的心,而无论故事有多少种可能美好的结局,他总是会写出让人近乎绝望的剧情。

出世与入世

长大后的余华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牙科医生,他的师傅们都没有上过专业的医学院,带他的时候,也只是让他看了一遍就实践。

余华说,好在当时来拔牙的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到了不得不拔的时候才来拔牙,所以余华很容易就能判断出需要拔的那颗牙。

做了五年的牙医,余华不想再拔牙了,他想去文化馆,文化馆的人可以每天在大街上闲逛,他觉得这份工作特别适合自己。

为了进文化馆,余华决定写小说,没有任何写作基础的他,在杂志里学习了两页的标点符号,然后就开始写作,写完就给各个杂志社投稿,他也经历过无数次的退稿。

后来,余华离开了家乡,去了北京,他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如同他打开窗户走向那片田野。

他说,离开故乡的第一步可能很不容易,但当你走出第一步,接下来就不用再思考了。

他承认是离开成就了他,而后来的余华还会经常回到故乡创作或者休息,他觉得故乡是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在“安全”的地方他能更好的创作。

离开后再回来,与从未离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

凤凰网曾评论说,相比小说,电影版的《活着》更有入世的味道。

电影里,张艺谋用讽刺但娓娓道来的方式,给观众展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们经历风风雨雨,也有过生离死别,看起来更贴近生活,也更让人感同身受。

而余华,他不止写了沉重的《活着》,他用他特有的理性与幽默,写人,写花,写“在细雨中呼喊”,他在“出世”与“入世”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复杂又有趣的世界,同时锻造着自己的理想与使命。

余华说自己的作品被夸奖语言简洁,其实是因为他认识的汉字不多。但是他可以写,“灯光球场里的大笑、微笑、奸笑、细笑、淫笑、傻笑、干笑和皮笑肉不笑。”用各种各样的“笑”,写各色各样的人。

他还可以写,“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种深刻到发人深省的名句。

《活着》里,福贵带着那头老牛行走在田野里,年幼的余华趴在窗台眺望田野的尽头。

牙医余华低着头认真拔掉每一颗摇摇欲坠的坏牙齿,《兄弟》里发了财的余拔牙开心地周游着世界。

写书的人,书中的人,读书的人,用白纸黑字连接,相隔万里,不同时空,寻找共鸣,探讨人生。

几经波折的《活着》,还有其他的作品,与理性且幽默的余华一起,也构成了一段复杂而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