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雇工便已经产生，经过秦汉、魏晋、隋唐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到了宋代，雇工已经广泛地分布于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
在宋代，不论是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在手工业生产中，也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有雇工的存在。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包括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成为了雇工群体的主力军。
01宋代农民充当雇工的原因
宋代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社会的整体性稳定，使得宋代社会与以往朝代相比，有所不同。
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男耕女织”形式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宋代的一些贫困农民，在储积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负贩佣工”来增加自己收入，而且这样的农民有很多，并不是零星的出现，和前代农民相异。如此巨大变化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国家政策息息相关。
02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宋代人口的快速增加，使得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呈下降趋势，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无地或者少地的贫苦农民。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结束了战乱频发、生灵涂炭的五代时期，使得长期经受战乱的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时机。
终宋一代，虽然一直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但从内部来说，大体上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创造了稳定的局面。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时，宋朝的户数大约是6418500户。之后宋代的人口得到了持续的恢复和发展，宋神宗元丰六年（1086年）的人口户数大约为17211713户。
与宋初相比，户口有了成倍地增加。等到了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时，全国的户数已经达到20882258户，是北宋统一时户口的三倍多，人口总数更是远远超远了以往朝代。
到了北宋中后期，全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大关。宋代人口增长如此之速，甚至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惊叹。“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写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
南宋建立之后，虽然失去了大量的国土，但是人口户数依然远远高于北宋初期。人口的快速增加，为当时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和活力，同时，也滋生了不少的问题。“地不加广而人众如此，取之又日益多，可不虑哉。”
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消耗的资源也逐渐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忧虑。
为了缓解人地关系的紧张，宋人不得不开始大规模地开辟耕地，宋代的垦地面积较之前代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根据《宋史》和《文献通考》等记载，在宋太祖开宝九年，所记载的耕地面积为295232000亩，到了宋神宗元丰六年时，宋代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有461455000亩。增加了一半多。
可是，耕地增加的速度和人口增加的速度并不一致。人口增加的速度要高于耕地的速度，其结果只能是人地矛盾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在一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地区，人口稠密。如太湖流域、成都平原等地区，人多地狭，人们能占有的耕地面积日渐稀少。
连福建山区也出现了耕地不足的问题。“闽中地狭小，民患无田可耕尔。”已经没有田地分给农民耕种。在人口较多的四川，情况也较为严重。“蜀民岁增，旷土尽辟……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
一家十数口，只有土地几亩，是远远不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在河东地区，人们为了节约耕地，甚至舍不得用土地埋葬亲人。“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
“贫无葬地者。”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处，“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谓闲田旷土，盖无几也。”
耕地的有限增加和人口的快速增加，使得人们所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地矛盾越发严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土地对农民的生活生存至关重要。
而宋代，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农民所能占有的土地逐渐减少，土地份额的减少，农民在田间的劳动时间也相应地减少，出现了劳动力剩余的情况。
03农业工具的改进
宋代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农民在田间的劳动效率，减少了农民在土地耕作上的时间，出现了劳动力闲置的状态。
宋朝的农业生产技术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农业工具的改进，不仅对前代工具有所改进和推广，还推出了一些新的生产工具。
宋代的灌溉工具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水车，作为一种灌溉工具，在唐代就已经盛行，但是唐代的水车主要是依靠人力。
到了宋代，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更新，已经开始转向畜力和水力，出现了牛转翻车以及水转翻车。
这些翻车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人力。除此之外，筒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筒车主要是一种提水的工具，其利用水力流动来推动车轮，车轮上的水筒自动汲水，将低处之水运至高处。
在北宋时期，筒车的分布已经十分的广泛，在农业发展较为发达的地方如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甚至长江以南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的出现。
翻车、筒车的改进和推广，特别是水力、畜力的使用，减轻了人力的负担，提高了农业灌溉效率。
在耕种、锄治、收获工具上也有创新和发展。唐代曲辕犁的出现，是土地耕作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在直辕犁的基础上，减轻了牛和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土地耕作的效率。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曲辕犁的灵活度。
用耕索系在曲木两侧，套在牛的脖子上，在耕种时更利于控制和使唤。除了牛耕更加灵活简便外，另一种新的耕种工具“踏犁”在宋代也得到了政府的推广。
在宋代农作物种植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工具，如插秧方面，出现了播种工具秧马。秧马的出现和以前人们的伛偻而作相比，极大地提高了当时水稻的种植效率。
宋代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推广，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解放了人力，为农民从事雇工劳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
农业生产有其固定的季节性，在农作物播种和收割之时较为忙碌，但在其生长期间，则较为空闲。
随着宋代农业新型工具的出现和推广，进一步缩短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节省了体力。
加上宋代地狭人稠，每户农民所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使得农民在土地上劳作的时间相应减少，出现了劳动力剩余的情况。
农村劳动力的闲置成为农民充当雇工的基础，对于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来说，就不得不在农闲时节进行其他的劳作，以增加收入。
他们或是在农忙时进行农作物种植，农闲时佣工，或者是在家中留下一部分劳动力进行农业种植，剩余的劳动力则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给劳动力短缺的人家充当雇工。
04农民人身依附的削弱
宋代人身依附关系的衰弱，使得农民摆脱了对土地的羁绊，为农民能够充当雇工创造了条件。宋代农民的人身依附较之前代有所削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宋代的赋税制度，解除了人身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宋代赋税的种类较多，但主要还是继承了唐代的两税法。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作为征收赋税的对象。
国家对农民税收征收的标准已经改变，不再以身丁作为对象来征收，客观上放松了对人身的控制，使得国家对人身的限制开始减弱，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客户的人身流动也较为自由，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实行，使土地买卖合法化，土地兼并在农村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
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开始成为客户，也就是佃农，他们依靠租佃契约关系来租种户主的土地，“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
同户主订立明契，形成了一种新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也并不是强制的，客户在完成契约关系之后，有选择是否继续租佃的权利。
客户的人身流动有了一定的保障。客户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来说已经减轻，可以自由选择去留。自由的人身身份，成为广大农民能够参加雇佣劳动的基础。
05农民的负担较重
宋代农民的负担较为沉重，主要分为两种，其一是赋税负担，即广大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宋代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得宋政府的开支极为庞大。
其内是臃肿的官僚机构不仅增加了运行的成本，而且也派生出了大量的官员，冗官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再加上官员的待遇优厚，使得宋代的财政开支越来越大。
对外也一直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宋代从建国到灭亡，一直面临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频繁的战争费用和保持众多的军队数量，使得宋朝军饷开支巨大。
除此之外，皇室的消费支出，水利工程的兴修、赈灾救济和政府投资等支出，数额巨大。如此庞大的财政开支转移到人民的身上，使得人们承担着极大的赋税付出，而作为宋代赋税的主要来源，“经费万端，其如尽出于农也。”
政府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只能向人们增加赋税，因此，农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而宋代的赋税名目繁多，在两税之外，又有众多的附加税，宋神宗所说：“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
即是如此。附加税的名目繁多，其中的公田之赋、民田之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都需要农民交纳。除此之外，“支移”和“折变”的负担也越来越大。
支移、折变原本是政府为了减轻自身负担，让百姓运送物品或者替换物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成为一种常见的附加税，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
如此繁多的赋税负担给农民带来极大的负担，特别是一些贫困农民，往往不堪重负，“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甚至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其次是自身的生活支出，除了承担国家赋税之外，农民自身及其家庭的支出亦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包括日常生活支出、农具支出、政府禁榷商品支出、婚丧礼祭方面的支出等。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同市场的联系也愈加紧密，日常所需，也多由市场所换得。
在农作之时，农具损坏是常用的事情，农具又是农作的必要用品，因此需要农民到市场上进行购买。
对于政府所禁榷的物品，如盐、茶等，只能从市场上去获得，这些物品的价格往往较高，如食盐“百姓每以三数斗稻价方能买一斤”支出虽然较大，却是生活必需品，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在农村，婚嫁丧葬支出所占的比例很大，农民往往不惜钱财也要将之办好。就拿举办葬礼来说，家中一旦有老年人去世，必须举办葬礼，古人认为“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
家中老人在去世的时候要走得风光，葬礼就要办的热闹，贫困的家庭往往举债典土方能满足所需。结婚同样如此，以至于典卖自己的土地，或者向富豪借贷才能满足所需。农民的日常生活支出和
缴纳的赋税支出，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一年之所得，往往还不够自己的开销，出现了“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的现状。
农民的沉重负担，促使农民不得不想方设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成为雇工正是其做出的应对之一。
宋代农民充当雇工是当时社会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人地矛盾的突出使农村出现了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出现了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的现象。
加上农业工具的改进，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力剩余现象更为突出。
在当时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的前提下，农民能够自由流动，再加上现实生存的压力，大量的农民开始从事他业来满足自身所需，逐渐从纯粹的土地经营者身上挣脱出来。
他们大多家庭困难，资金不充足，技艺也不娴熟，其最大的优势便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出卖劳动力充当雇工成为他们一种普遍的选择。
06宋代农民雇工的主体
宋代农民雇工的主体主要是指因生活贫困，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到市场的农民。包括了乡村下户和客户。
他们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所占的土地份额却不多，生活困难，更有成为雇工的需要，成为了雇工群体的最大后备军。
07乡村下户
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内部构成较为复杂。宋代对户口的管理和控制极为重视，作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户，实行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
政府依据有无“常产”将乡村户分为了主户和客户两大种。“有所谓税户，有所谓客户。”税户即农村中的主户，他们是有常产的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向政府承担相应的赋税。
“凡是有常产、承担国家赋税，即便税钱只有文，也都列入主户之中。”
主户之下，又依据所占有土地的数量和财产的多少，分为五等户。“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倾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
其中，一、二等户被称为上户，各地的划分规则有所不同，“盖有（以）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
虽然划分的标准有所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拥有较多的土地，家资十分丰厚，多为大地主，在农村的地位高。
第三等户为中户，为小地主或者比较富裕的农民，“唯中户以上，尚能怀土以待有秋。”
这些人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家资也较丰富，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第四等第五等主户为下户，他们绝大部分是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
占有少量的土地，生活较为贫困，在宋代处于社会的下层。在宋代的史籍中，对于他们的艰苦生活也常有记载：“凡第四、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
虽然户等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拥有的土地田亩相差不大，生活状况也较为悲惨。“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贫困之民。”“中户以下，大抵乏食。”
基本上都是一些贫困之人，一年的产出，往往不够家庭所需。乡村的五等主户之间，一般来说，一二等为上户，往往成为雇主，在农忙时间，需要雇佣人员来进行田间劳作。
第三等户的土地和家产能够满足自身，很少出来充当雇工。而第四第五等住户，则有成为雇工的需要，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少，生活艰难，需要靠雇工来谋生。
08乡村客户
客户和主户相对应，指没有自己的土地而耕种他人田地之人，“然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傭而耕者，谓之客户”。
他们租佃主户的田地，主要依靠同田主签订租佃契约来获取对土地的使用，并向田主交纳土地的收成，宋代客户需要交纳的收成极高，“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
“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
所缴纳的地租达到了五成，如果借用主户家的耕牛，则再加一成。所受到的剥削较重。虽然宋代的客户可以向主户身份转变，“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耕作他人土地的客户生活并不富裕，他们也是宋代农民阶层的构成之一。在客户人身较为自由的前提下，也容易成为雇工，以此来增加收入。
宋代农民阶级主要由乡村第四、五等主户和客户组成，他们占据宋代人口的绝大部分。“逐县五等户版籍，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
乡村五等主户中，中等以上户不足两成，四五等下户超过了八成。在不少地方的记载中，甚至达到了九成。“万户之邑……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损九分之贫民，以益一分之上户。”
从这些记载来看，在宋代乡村户中，其中四五等下户所占比例普遍达到了八九成。所占的比例极高。而宋代的客户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小。
在土地兼并的狂潮下，甚至客户的数量还在呈增长的趋势。因此，在宋代的人口比例中，农民阶层所占的比例最高。据漆侠先生所算，客户，第四、五等主户以及第三等主户中的富裕农民，占到了总数的80%以上。
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宋代农民阶级的主体。但是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所占的土地却远没有这个水准。“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民，仅占有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在30%以下。”
甚至所占的土地不到耕地面积的30%，可以想象得出农民人均所占的土地是不高的，随着宋代土地兼并的发展，这种情况甚至还在加剧。“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
乡村上户凭借自己的财力地位，逐渐侵吞乡村下户的土地，使得下户的土地日益减少，甚至成为客户。这些占有少量土地的主户和客户，在生存的压力下，大部分走上了雇佣的道路。
“二十千之家，必佣、贩以自资。”“客户则全无立锥，惟籍佣雇。”共同构成了宋代广大雇工群体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