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2日，一场特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
“父亲他老人家一辈子低调奉献惯了，希望大家不要公布信息，不要打扰到别人。”
强打起精神，沉浸在悲伤情绪中的姚一群招待着前来悼念的宾客们。
没有大操大办，没有哭天喊地，在政府派来的几名代表的陪同下，一场肃静又悲痛的葬礼就这样结束了。
送走吊唁宾客后，望着告别厅上“干部病房楼”这几个大字，姚一群不禁又有了些感慨：
“如果不是2001年的那场演讲会，或许直到父亲临终，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吧？”
17年前，因为无心间参加的一场红色演讲会，姚一群发现，曾经的红色特工沈安娜的发言与自己记忆中的片段重合了很多。
演讲会结束后，他试探性地一问，却引起了国安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至对方直言，要立马汇报中央部委请求批示。
从默默无闻的平头百姓，到惊动中央部委的重要人物，姚一群无法想象，当时86岁的父亲，心情究竟是什么样的？
渐渐地，姚一群的思绪又飘回了17年前……
红色演讲会上的奇遇
对于姚一群来说，2001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
“爸爸，你有没有听过沈安娜这个名字？”
一天下班后，来不及放下手中的包，姚一群便急匆匆奔向卧室，将问题抛给父亲姚子健。
虽然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发问，但姚子健还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认识这个人。
“不应该啊。今天演讲会上，沈安娜提到过的人名，跟您原来对我说起过得很相似。”
面对父亲的不解，姚一群解释道，今天在单位上班时，他参加了一个红色演讲会，主讲人，就是他刚刚提到过的沈安娜。
作为曾经的红色特工，沈安娜的名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凭借每分钟200字的打字速度，以及一手好字，中央特科的沈安娜顺利打入敌人内部，潜伏在敌方党部纪要处，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
最出名的，还要数她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那段经历。
利用自己的过人特长，胆大心细的沈安娜一路晋升，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堪称心腹。
能请到如此厉害的人前来演讲宣传，足以说明这场红色演讲会的规模之大。
而作为与会者，姚一群自然也不敢怠慢，绷直了神经，仔细聆听着沈安娜的发言。
可听着听着，姚一群就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在讲解自己的斗争故事时，沈安娜还穿插了不少其他人的红色故事。同样为中央特科工作的姐夫舒曰信、姐姐沈伊娜，就被她反复提到过。
“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名字，我听着这么耳熟呢？”
直到演讲会接近尾声，姚一群才猛然想起，自己的父亲姚子健，也经常对自己提起舒曰信、沈伊娜这两个名字。
难不成普普通通过了半辈子的父亲，还与中央特科的人有过联系？
为了能尽快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演讲会结束后，姚一群特意找到了沈安娜，简单说明了来意，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本以为替父亲找到了曾经的旧友，但一听到父亲并不认识沈安娜，姚一群不禁有些失望。
“你说沈安娜是沈伊娜的妹妹？没想到她还活着！”
简直是平地再起波澜，姚子健冷不丁的一句话，又再次让姚一群的眼前一亮。
原来，在革命年代，即使身为战友，大家对彼此的私人信息还是了解得很少。
虽然并没有听过沈安娜的名字，但回头一想，沈伊娜确实提过一句，自己还有个亲生妹妹。
如此一来，两头的信息就彻底对得上了。
兴奋之余，姚一群连忙与沈安娜取得联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对方。
很快，在姚一群的牵线下，姚子健与沈安娜在北京见了面。
短短几番交谈后，沈安娜的神情也逐渐变得激动了起来。面对眼前这位故人，她甚至直接叫来了助手，称要将找到姚子健的消息，向中央部委进行汇报。
“老哥哥，你的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还没怎么反应过来，沈安娜的这句话，又将姚家父子俩推向了新的迷雾中。
中央特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而向来低调行事的姚子健，又与那场红色革命有着怎样的关系？
迷雾下的真实身份
似乎是看出了父子俩的不解，在等待中央部委前来确认的时间里，沈安娜捋了捋思绪，为他们讲起了中央特科。
“作为整个情报系统的终端，中央特科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我们的周恩来同志。”
沈安娜表示，1927年的那场“白色恐怖”，让始料未及的共产党人受到了重创。
为了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同时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周恩来迅速反应，拉起一支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队伍，这就是中央特科的最初雏形。
在敌方“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氛围下，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灵敏的反应能力，这支队伍愈加壮大——
不仅逐步完善成拥有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的完整系统，还在未来的日子里，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根据姚子健的陈述，他当时所负责的秘密工作，可能就是中央特科中的情报线。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您的最高上级，就是周恩来总理！”
沈安娜的话语，让一旁的姚家父子都感到十分激动。
姚子健更是十分感慨，原来冥冥之中，自己竟和伟大的周恩来总理这样接近过。
他向姚安娜表示，虽然自己在革命年代，确实曾为情报事业贡献过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当时都是单线联系，直到抗战结束，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顶头上线究竟是谁。
假如中央部委调查过后，证实了他们现在的猜想，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正是感慨万千的时候，儿子姚一群的一声惊呼，又将寒暄中的两人拉回了现实。
“不对啊，前两年，爸爸不是刚因为立场问题被调查过吗？”
此言一出，沈安娜和姚子健不由得都愣住了。
原来，早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姚子健就因曾效力革命事业而被有关部门调查过。
只不过，当时的调查目的，并不是要追加他什么荣誉，而是怀疑他是敌方的卧底，要进行举证判断。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调查，姚子健本能地感到了无力。
正如他常提起的那般，由于革命年代的形势特殊，在从事情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与负责交接的战友都是单线联系，至于其他信息，则是一概不知。
如今抗战终于胜利，他早已同之前的战友们失去了联系，面对“敌方卧底”的指控，他实在是有苦难言。
在接受调查的那段时间里，姚子健向调查人员表示，自己虽然的确进入敌人内部工作过，但在那之前他就已加入共产党，“敌方卧底”这个指控，真的与自己毫无关系。
但由于找不出可以帮忙作证的证人，姚子健的这番陈述，并没有取得调查人员的信任。
恰恰相反，不知道上级真实姓名、说不出自己所属组织的姚子健，被进一步打上了疑似“敌方卧底”的标签，唯一能自证的共产党身份也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
正手足无措间，一个人的出现，拯救了困境中的姚子健。
随着事态的逐步扩大，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也听说了姚子健被调查的消息，于是紧急联系了调查部门，并表示，自己可以作证，姚子健的立场并没有问题。
可以说，鲁自诚的出现，扭转了姚子健当时的尴尬处境。
“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
面对调查部门的问话，鲁自诚称，姚子健是自己引入共产党内的，就连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由他亲自安排到敌人内部的，他可以保证，姚子健不会是敌人的卧底。
作为投身革命的重要战士，对于调查人员而言，鲁自诚这张“活历史”的证词，不能不好好重视。
虽然没有为姚子健提供直接的人证，但鲁自诚的一番话语，显然将调查人员的疑心打消不少。
再加上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姚子健是“卧底”，继续调查了一段时间后，有关部门便停止了对姚子健的盘问。
这场闹剧过后，原本就低调不已的姚子健，变得更加缄默了起来。
姚子健明白，鲁自诚之所以能为自己出面担保，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人品，至于其后的工作安排，他也并不清楚。
为了不给这位旧友添麻烦，姚子健只能更加谨言慎行，不公开宣扬自己的革命经历，只有面对儿子姚一群时，才会将那段红色历史细细讲来。
刚才太过激动，没顾上考虑其他问题，如果不是儿子的突然发问，自己恐怕要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抛之脑后了。
“对啊，我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清楚，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似乎是看出了姚子健的犹豫，弄清楚缘由后，沈安娜笑了起来，示意姚子健放轻松一些。
“等中央部委的同志来了，您可以将自己的经历跟他们说一说，他们知道的东西更多，相信会解开您的身份谜题的。”
沈安娜的话语，让姚子健放松了大半。特别是在听到中央部委的同志几天后就会到来时，姚子健紧张之余又有些好奇：
自己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调查队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就连姚子健自己也吃惊不已——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厉害！”
革命年代最后的红色特工
几天后，面对中央部委的同志，姚子健将自己的革命生涯从头到尾讲了个明白。
“我当时化名姚志刚，被鲁自诚同志安排到制图科第四股工作。”
姚子健表示，之所以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作斗争，是因为自己的经历所致。
1915年出生的他，原本家境小康，生活不愁，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进入上海吴淞泗塘桥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但由于敌人的政策改动，他的求学之路坎坷难言。
先是陆陆续续的停课，然后被迫转学到无锡的私立中学，最后甚至连基本的求学机会也被当局剥夺，他只能回到家乡，找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勉强糊口。
这样的命运变化，让姚子健感到非常愤怒。
他明白，想要将美好的人生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加入代表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
可无奈共产党来去无踪，因为不舍得放弃求学梦，姚子健只能孤身来到南京，一边在南京大石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读书，一边寻找共产党组织。
1933年8月，经过不懈地打听，姚子健得知，昔日同窗舒曰信已经在上海秘密入党。
这一消息，让姚子健非常开心。他立马给舒曰信去信一封，表示希望对方能带他一起入党，共同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但由于当时舒曰信也是刚刚入党，无法成为入党介绍人，于是舒曰信回信称，可以带姚子健见一见骨干党员鲁自诚，碰一碰运气。
终于，1934年4月，在毕业前夕，姚子健如愿见到了鲁自诚，凭借着自己的测量知识与过硬的胆识，姚子健成功打动了鲁自诚。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干？”
鲁自诚抛来的橄榄枝，让一心想革命的姚子健非常开心，当即，他便重重点头，在对方的安排下正式成为了红色特工。
姚志刚这个名字，就是在鲁自诚与舒曰信的商定下取出来的。
如同鲁自诚的预料一般，虽然是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但干起情报工作来，胆大心细的姚子健一上手就非常老成。
在进入敌方制图科后，敏锐的姚子健很快便发现，自己所负责的制版工作，几乎无法为前线提供可靠情报。
这可急坏了姚子健。眼看前线战事愈发焦灼，无奈之下，他只能兵行险招——
“身患眼疾，已不适合测绘工作，希望能调动岗位。”
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姚子健向上级领导提出换岗，本以为一场盘问在所难免，但意料之外的，姚子健被调到了负责收发、保管军用地图的部门。
可以说，姚子健的铤而走险，为自己换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那个勘测条件有限的年代，军用地图取用与归还都有特定的流程，就像是作战风向标，只要有人来取地图，就意味着那一地区即将发生交战。
利用这一优势，在工作之余，姚子健开始秘密向党内传递情报，每当有人来取走军用地图，他都会悄悄捎走地图备份，以密写的方式通知舒曰信，或趁周末亲自将地图送到上海。
等到了1934年年底，姚子健的情报工作就更加方便了：负责情报整理工作的舒曰信不仅被调到了南京，身边还多了一个得力助手——妻子沈伊娜。
从1934到1937年，凭借着出色默契的配合，姚子健先后向舒曰信和沈伊娜传递着各式各样的绝密情报，为前线战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映机会。
但由于工作调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子健跟随测量总局来到武昌，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也调离南京。
此时姚子健的上线，成了一位代号叫“熊先生”的战友。
由于深知组织纪律，在与其共事的时间里，姚子健从没有问过“熊先生”的真名，也并不清楚对方的上线究竟是谁。
但很快，新的变动又出现了。
“立刻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报到！”
1938年的某天，“熊先生”突然通知姚子健，命令他立刻离开武昌，前往香港。
姚子健明白，组织上做出如此调动，肯定是抗日局势更加严峻，需要自己这类的技术人才。
当即，他便收拾行李，连测量总局那边都顾不上交代，直接坐车来到了香港。
在这里，姚子健认识了当时情报线上的杰出领导人“小开”，并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情报整理工作。
四个月后，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小开”通知姚子健：组织上批准他前往延安学习，他可以马上启程了。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拿到“小开”递给自己的两张纸条后，姚子健立马收拾行李，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
直到来到延安后，姚子健才知道，当时“小开”递给自己的两张纸条上，写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句话。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
纸条的落款处，写着“小开”的字样。
凭借着这张纸条，姚子健顺利在延安得到了认可，正式结束了情报工作，开启了一段崭新的革命征程。
直到多年以后，姚子健才在无意中得知，当年那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开”，就是我党骨干特工潘汉年。
而至于那个“熊先生”究竟是谁，就连身边的同志也不清楚。
“同志，我说了这么多，究竟能不能帮我找到身份？”
将自己的大致经历说了一遍后，姚子健期望的看向了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
几天之后，姚子健收到对方来电，称已经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
“您确实是中央特科情报员，为我党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电话中，中央部委的同志激动的向姚子健宣布着结果，而默默聆听的姚子健，早已红了眼眶。
虽然直到自己86岁时，身份之谜才得以解开，但姚子健明白，自己选择的路并没有错，曾经立下的报国志，他终究是无憾的完成了。
结语
“我们不是为了当英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信念，不考虑利害得失，铁窗风雨，家常便饭。”
2017年，已经102岁的姚子健给自己的革命生涯做了这样的总结。
如同他所说的那般，正是千千万万个“姚子健”的无私奉献，崭新的辉煌盛世才得以展开。
身为后人，我们不光要铭记历史，更要时刻牢记他们的热血付出。
致敬这样的特殊英雄！
参考资料
孙恺.潜伏敌营 屡立奇功——中央特科情报员姚子健的故事[J].中国档案,2022(08):16-17.
孙恺.中央特科在南京的战斗片段[J].世纪风采,2021(05):42-45.
王学亮.我党谍战史上鲜为人知的四条绝密暗线[J].党史纵横,2011(10):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