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京宣布的动员令，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先是表示，车臣已经动员了2万人参加“特别军事行动”，远远超出预定动员目标，因此车臣不会继续动员。随后卡德罗夫又在日前呼吁，俄罗斯应该把一半的警察送往前线作战，“充分发挥俄罗斯的潜力”。
而实际上，普京政府的动员令不仅是在车臣碰了壁，在俄罗斯其他许多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当地政府和百姓对于动员令的响应也不怎么积极，达吉斯坦、印古什、巴什基尔等地都出现了反动员的抗议活动，让普京政府的动员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这种现象背后，暴露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那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85个联邦近200个民族分布在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苏联时代开始，如何管理地方就是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联邦，普京在上台后划分了7大“联邦管区”，每个大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地位类似于清朝九大总督，对各地方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俄罗斯各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受到了极大削弱，但普京也懂得“软硬兼施”的道理，在经济层面给了他们极大的补偿。
按照俄罗斯法律，每个联邦的财政收入会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中央国库，以便莫斯科可以重新分配各地区的收入，比如增加投资或者补贴预算赤字，而车臣、达吉斯坦这种经济发展差、但分离主义极强的地方，自然是莫斯科的重点补贴对象。
在“胡萝卜与大棒”的作用下，叶利钦时代泛滥的地方分离主义在普京时代几乎销声匿迹, 但问题在于，各地天然的地方主义并没有消失。一旦国内局势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俄罗斯非核心地区的地方主义和排他性就会凸显。
比如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军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少数民族士兵的阵亡比例特别高。数据显示，每有1个来自莫斯科的士兵阵亡，就会有17个来自达吉斯坦的士兵阵亡。可要知道，整个达吉斯坦共和国的人口也就不到300万人，而莫斯科地区的人口却超过1700万。
而随着前线形势逐渐恶化，巨大的地区间不平衡让这些少数民族对莫斯科的不满日益增长，许多地方政治人物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异议，他们其中代表人物——卡德罗夫，早在部分动员开始前便表示“俄罗斯85个联邦都应该动员起来”，暗示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出力不够”，还说“要找普京当面谈谈”。
而在此次动员中，这些少数民族对莫斯科的不满就开始演变成了地方主义，政府和民众对动员令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消极态度，而像车臣这种自己说的算的，就直接拒绝动员了。
另外，俄罗斯民族与其他非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不能被抹除的。对于作为主体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普京政府所宣传的“乌克兰屠杀东乌俄族”“泽连斯基纳粹政府”或许还可以唤醒这些人的历史记忆，让他们感受到参与这场冲突的“正义性”，鼓励他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但对于大多数偏安一隅的非俄族来说，这些理由根本就无关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地区冲突而已，并不能像俄罗斯主体民族那样代入太多的情感因素。
在这个前提之下，“为谁而战”的问题变成了单纯的“为钱而战”，合同兵良好的福利待遇，可以吸引大量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国家卖命，但动员兵就不行。在动员令下，俄罗斯政府不太可能给动员兵提供与之前合同兵一样好的待遇，此外，战场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更是让人们心中“为国作战”的价码变高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次俄乌冲突，激化了俄罗斯本就存在的央地矛盾，此前一直被普京政府压制的地方势力开始有所动作，敢在动员方面与莫斯科讨价还价。而非俄族人对参与俄乌冲突缺乏“正义感”，更是普京政府难以在地方推行动员令的根本原因。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是普京接下来必须要好好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