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早在东汉，日本遣使入洛阳，求皇帝赐名，愿作汉臣藩，汉光武帝赐予“汉委奴国王金印”以示嘉许。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广泛的文化交流，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顶峰，在直到清朝末年之前的近两千年里，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中断，然而要明确的是这个长达两千年的交流过程一直是单向的，是传统文化从中国源源不断的流出，日本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和输入地。
直到清朝末年，这一单向输送的局面被打破。尤其是在甲午海战失败后，残败不堪的晚清王朝风雨飘摇，大量的“和制汉语”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涌入中国。直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源于日本的“日源词”，已经多到除非我们刻意识别，否则普通人不太容易搞清楚——这是我们的祖先就在使用的传统话语，还是“日语借词”？
一、什么是“和制汉语”
所谓的“和制汉语”，通常也被称作日制汉语，日语借词，日源词，和来语等等，是指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用的新词。由于前面说过，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始终是单向的，古代中国的词汇体系不接纳，实际也不需要日本的特有词语。
但是自日本自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全方位积极拥抱西方文化，推行所谓的“脱亚入欧”的路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开始大量接触并翻译西方的典籍和著作。但对于大量从未出现在“大中华文化圈”里的西方词汇，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变体汉文进行解决。所谓变体汉文本质就是用中国的汉字创造新的词汇，以承接和满足西方语义翻译的需要（如电话、名词、细胞、元素等），而这种新词及其所附带的内涵，进入现代汉语被统称为和制汉语。与之相对的是“华制汉语”，则是清末知识分子自主接触西方文化，自主或与外国人合作进行翻译，所形成的本土汉语之外的新的派生词语（如严复翻译的物竞天择、逻辑、进化、乌托邦等）。
不得不说，在数量上“华制汉语”至今仍在使用的数量远远少于“和制汉语”的使用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了解这一问题后，会惊讶于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日源词”，甚至有人夸张的认为“在今天离开日源词，我们已经无法完整表达”。如果探寻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人认为最直接而简单的原因在于“严复（们）输了”，但我们却又无法责怪严复，即使他输了，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二、严复为什么输了？
如果要问严复是谁？出使日本的晚清大臣也曾这么问过。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晚清五大臣出使日本，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接待使团并问及了他留学英国时的同学——严复现况如何，结果五大臣却并不知道其为何人，经旁人提醒才知是翻译《天演论》的译者。伊藤博文见此情景说道：“英国留学时，他是高才生，爱国热忱不在我下，同时回国，今我为首相，他却只是个翻译。”
当然，上面这段剧情完全是杜撰，实际上这是一个在民国时期就流行的故事段子，无论从年龄、经历等各个方面，此两人都绝不可能是同学。然而，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晚清王朝对于像严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忽视和冷落，确实恰当无比的了。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被奉为我国翻译领域的圭皋。当日本人在对西方世界进行积极引入和翻译的时候，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同样没有松懈。严复作为“华制汉语”的积极提倡者和践行者，始终在顽强地努力着，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期冀通过倡导“华制汉语”来抵抗日制汉语对我们本土文化的侵扰。
实际上不只是严复，在当时的晚清，像张之洞、章太炎、林纾等一大批社会名望，均对日制汉语的大量涌入表现出强烈批评和抵抗，尤其是关于张之洞对于和制汉语的抵制，流传下来的很多故事，让人看到了这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忠臣执拗到显得可爱的另一面。
至于严复在这场中国与日本的翻译竞赛中为什么会输，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1） 严复在翻译上，对于文字的“洁癖”。
这种对文字的洁癖可以理解为，严复试图在翻译过程中保持所翻译的两种文字在内涵和外延上要做到严丝合缝，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严复所设立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中，信是居于第一位的，而且重要性远高于后两者。而要完美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例如，在最常见的“economics”一词翻译中，在严复之前已经有日本人译的“经济学和“理财学”两个名称，也有梁启超翻译的“平准学”一词，但严复均不满意。认为这三个翻译远没有做到“信”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在中国古文中是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含义，显然“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其济世抱负的色彩更重，与英语中的意思差距极远。而对于“理财”和“平准”，严复则认为这是对英语原意的严重窄化，也不可取。与此同时，严复结合古籍中古人对于“国计”、“家计”、“计相”、“计诸”、“会计”等词的意义和用法，认为英语原词与“计学”最为贴切。遂采用“计学”作为翻译。这也就是很多人说他“太务渊雅”的原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从翻译的角度而言，严复的翻译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但严复的困境也正在于此：他的翻译既力图要将外语的内涵与外延在传统典籍中找到一个最为严丝合缝的对应词，而且还要使这个选用的词通俗、常用、易于理解，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相较之下，日本人通过变体汉文的方式进行翻译，则完美避开了这些问题。既然是变体，那就不会苛责古文原意的对应，也就是说严复做的是在古籍里找到一一对应的词，而日本的翻译方法是照着外文的葫芦画一个中文里的葫芦，这显然是更取巧的方式。但也不得不说，这样的翻译就只是翻译，很难从翻译的词中，找到严复译词中“中外贯通”的境界。
（2）严复的翻译不可能凭一人之力胜过日本明治维新的举国体制。
在清末，虽然除了严复之外，还存在诸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机构，但是与日本由上至下拥抱西方、甚至提议脱亚入欧的社会性运动而言，中国的翻译活动注定难以与日本的翻译量相提并论，而且像严复之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选择了一条注定更难走的翻译路径，因此，在整个清朝末年，华制汉语难以与和制汉语相提并论。最简单的证据便在于当时中国在翻译领域已经形成了日本翻译系统的生态，从上游到下游，日式翻译的词汇已经开始形成约定俗成的规则，形成对比的是严复的翻译却很难走出书斋，被社会所接触，这样的反差下，严复的译法已经没有不败的可能。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人指严复喜欢用单字，语义不如复合词丰富。如群学-社会学，心学-心理学；并且严复有很多音译，如拓都（total）、么匿（unit）、涅伏（nerve）等，以及当时社会“文白之争”的时代背景，很多人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所有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严复的“华制汉语”根本无力对抗日本的和制汉语。
华制汉语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严复们的失败，但恐怕没有一中国人会忍心责怪严复这些翻译家们，甚至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翻译本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失败实在是败给了那个时代，时代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华，也埋没了他们的努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面关于严复与日本首相的故事，据说是出自刘半农之手，同学事假但严复喜欢大烟事真。不仅如此，严复虽精通英语但却是著名的保皇派，他与袁世凯却私交极好，也曾支持张勋，而且还曾是大清国歌的作词人。此外，严复与台湾关系密切，他是“汪辜会谈”中辜振甫的岳父，严的儿子还曾做过李敖的老师，据说李敖还非常喜欢这个老师。
三、关于和制汉语的一些错误说法
对于和制汉语的分类，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并时常引起争论的话题，笔者也确实没有能力可以对这个话题进行全面的论述，仅就所了解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些误解的原因在于，和制汉语的数量确实不少，但同时又没有那么多。很多人往往仅凭道听途说，可能会在无意中将和制汉语的范围扩大，例如下面这些就是明显的扩大化：
第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在中国翻译的词汇在传入日本，又再传回的中国的这部分。
18世纪中期随着晚晴西学东渐的兴起，尤其是1840年中英战争后，中国与欧洲人的接触开始增多，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由中国人翻译或者与欧洲人合作翻译的华制汉语（当时的日本尚处于明治维新之前，尚未开始规模翻译），但在当时的中国而这些新词组在社会上流通范围极窄，并不为世人所知，后来这些译本很多被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带回日本翻刻出版后再回流中国，从而被误认为属于和制汉语。例如：曾经的日本外务省柳原前光出资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十数种译本并带回日本，用来翻译当时的教科书，此后参考编成的日本书籍《地学浅释》被重新翻译回中国，其中时代、地球、重力、消化、深海、石质、沉积、火山灰、地质、斜度、流动等就属于此类，但经常被误作和制汉语。
第二部分则是在中国的典籍中本就存在，在日本人翻译的过程中被摘取取来用以对应所需翻译的词，有些与原意基本一致，有些差差距较大。例如：时常被错认的如宗旨、封建、警察、契约、科学等，这些词汇均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对应，且语义差别并不大。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和制汉语，是完全由日本人根据翻译需要，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词组。如电话、商业、情报等，这些才属于真正的和制汉语。
四、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和制汉语”的话题
首先，我们应当以开放的积极心态看待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和制汉字的出现是中国曾经的巨大衰落的一个典型证据。持续两千年的中日交流，中国一直是输出者和被模仿者的地位，和制汉字的出现说明这种地位的颠覆，其变动不可谓不大。同时我们也不应当以为是无所谓的态度，用“正常的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稀释这种从输出国被迫转变成模仿者的反差。
今天的中国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口号。我们确实有自信的理由，因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足够灿烂的历史传统文化，这是无可比拟的财富，所以面对“和制汉字”这一警醒我们曾经落后的证据，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否则就是“孙卖爷田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