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苦瓜娶的媳妇是一位女知青——地主的女儿
作者：付晓峰
苦瓜（宋文清）天生一副苦瓜相，确实地说有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二十四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他，给我的印的像是还不到六十岁的人都已满头白发，（苦瓜当年五十四岁）满脸的皱纹是刻满了岁月风霜的印记。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真好像是从西北来的逃难的一个难民。
苦瓜乃是我一个内蒙古同乡，他也是我在天津结识的一个很贫穷很善良而有故事的人。那还是九十年代末，城里老房子改造拆迁，我家从城里搬到津西郊李家园村庄附近的带小院有四户职工居住的小平房，单位分的福利房。（此地是市里各企事业的宿舍群）（开始是公房，后来卖给了职工）在城里住习惯了，乍到乡村，确实有些不习惯，颇感到有说不出的寂寞。晚饭后，我便带着小号到村头的一片荒野地解闷。
我先吹奏了一支《波兰圆舞曲》，后来我又吹了一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便歇了一会儿，回头一望却发现一个老者在侧耳聆听。这老者一米七多，面目苍老枯瘦，穿着一身破旧肥大的衣裳。当时我琢磨，这位不知从何方来津城打工的老民工？还有兴致来欣赏我吹奏的二首外国曲子。我走过去，我毫不掩饰地说：“老人家，您在听我吹奏？”这位老人坦然地说：“你吹什么曲子，我听不懂，我是来看热闹的，反正你比驴叫的好听。”
我听罢，觉得他的话有些不顺耳，但是我没有责怪他，因为真正的爱音乐的人要有涵养，别人对你的吹奏的评价如何？要经受得住！我反而对于他的坦率和直言却有些欣赏，心里平静下来。我笑着说：“老人家，您爱听什么乐曲？”他说：“我认为什么曲子都不如我们内蒙古的二人台。”他的话儿音刚落地，他就亮亮地吼出了一段《走西口》的曲子。他那粗犷浑厚凄凉悲切的调子震撼了我的心。“唱得好！”我真诚地夸赞他。是的，我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原滋原味大西北的二人台曲子了。
过了一会儿，我欣喜地问他：“听口音，你是内蒙古人？”他点点头。我告诉他，我也是内蒙古生内蒙古长的，今年四十六岁，来天津已有十一年了。他惊喜地握住我的手说：“哈哈！我在天津可寻找到内蒙古老乡了，小兄弟，我小名叫苦瓜。我出生时，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老爹给我起名苦瓜，我比你年长九岁。”我笑着说：“以后我叫你苦瓜哥了。”他却很严肃一本正经地说：“可不行，你是搞音乐的，我又听门口的小烟酒铺掌柜老曹说你还是一个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作家，我就是灰头土脸的老农民，可不能叫我哥。”我当时心里嘀咕，这个内蒙古老乡还真是个老实人。我回答：“那有这么多地穷讲究，好吧，日后不叫你哥了。”
日子长了，我与苦瓜熟了，几天不见相互还有些挂念。有一天，苦瓜邀请我到他家串门，我没有拒绝。苦瓜的家离我家不远，几分钟就到了。都居住在李家园村庄的边沿。走进一个五六平米的小院，里面只有一间十多平米的破旧平房。屋里摆放着已退了漆的旧立柜。一张用砖头搭垒起的木板床，一件已露出棉絮的破沙发，旁边简陋的木架上摆放着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屋里一片杂乱，这便是苦瓜的家。
一位已驼背的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长相很一般的女人，说着有一半是天津话另一半是内蒙古河套方言。不用介绍，她就是苦瓜的媳妇——天津女知青宋信苹。我与她握手时，她泪眼濛濛，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扮和形象与农妇无异。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大城市知青”只是一段历史。当她知道我是一个知青作家，并也住在李家园村附近，她与丈夫热情地挽留我在她家吃饭。中午，一张破旧的小木桌上摆着一碟凉菜，一纸包花生米，一碟炸鱼片，多半瓶六十二度的老白干酒，我与苦瓜对着畅饮起来。苦瓜多喝了几杯，话也多了，他向我说起了他的坎坷的身世。
苦瓜原本是河北省离保定很近的乡村人。五十年代末，河北省人多地少，开始往大西北移民。十四岁的苦瓜随着父母居家迁移到内蒙古临河县干召庙公社民主村庄。那是一个大跃进火红的年代，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十九岁苦瓜成了村里种庄稼的能手，逐渐又当上了生产队长。六十年代末，村里来了十几个天津知青。过了几年，村里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像雁子一只只地飞走了。唯一独剩下一个女知青宋信苹，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大地主，政审不合格，几次招工及上大学都与她无缘。无奈留下来扎根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河套有一句俗话：女人坐月子，男人挖渠割麦子。河套农活苦重就是夏季割麦子，春秋冬挖大渠，就连当地土生土长的河套后生汉子也都感觉到苦累，更何况是天津女知青宋信苹在咬着牙苦苦地熬着。
当时，村里每个工分四角，（每个月十二元）尽管三十二岁的苦瓜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队长，还依旧在打着光棍，家里没有钱娶媳妇。（在当地娶媳妇要准备彩礼钱）这时候，这位生产队长两眼盯上了留在村里的那位与他同姓的天津女知青宋信苹，生产队长提前托人去说媒，可没有结果。一天，他很有勇气地赶着马车去接宋信苹。（他提前在村里已开了介绍信，来个先斩后奏）谁知那位天津女知青开始就不同意这桩婚事。认为这桩婚事来得太突然了，而且要嫁给一个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她在屋里哭泣，生产队长却站在门口等她。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两个小时过去了，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地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到干召庙公社办了结婚证。是同情这位朴实的农民？是被这位善良农民的真情所打动？还是命运的安排？她也说不清。去干召庙公社的土路好长好长啊，只有马蹄声声…..这位天津女知青从此留守在这片河套的黄土地上。这位女知青确实哭过也想过，但她已经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当时正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地主成分在她的档案里刻上抹不掉的罪恶的烙印。她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一个地主之女嫁给一个贫农的儿子，她还属于高攀，她终于同意这桩婚事。到干召庙公社领了结婚证，这位生产队长心里乐的就象喝了蜜一样，甜丝丝。生产队长苦瓜讨了一个大城市有文化的姑娘做媳妇，还比他小六岁，不要彩礼钱。苦瓜和他爹娘都很高兴！这是宋家上辈子修来的福！这是宋家上辈子所积下的德！这时候，村支书来找苦瓜谈话，说他如果娶了那位地主的闺女，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会影响他那个生产队长的官职。苦瓜心里有数，天下没有什么比讨老婆更重要的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娶那位地主的女儿当媳妇，苦瓜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祖上三代贫农的穷小子竟成了天津大地主家的姑爷，真是老天爷在戏弄人！（天津称女婿为姑爷）没过多久，苦瓜的生产队长的乌纱帽被村委会给撸掉了。
就这样，那位可怜和无助的天津姑娘成了那个穷小子苦瓜的媳妇，虽然这位天津女知青长的并不漂亮，但她身上散发出大城市姑娘有文化的文雅气质。从此，这位天津女知青与苦瓜相依为命，过着他们的苦日子，仿佛是一根枯藤上结着两个苦瓜。后来，苦瓜的媳妇连续给宋家生了一龙三凤，长子金龙，三个闺女是大凤、二凤、三凤。一龙三凤并没有给苦瓜的家带来了吉祥的好运，反而一家六口缺吃少穿的光景，像一条黑色的绳子牢牢地套在苦瓜的脖子上，这苦日子又何时才能熬到头。
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开始落实知青政策。在农村插队并与当地的农民结婚的知青可以携带全家人办到地方国营农场工作。就这样，苦瓜沾了媳妇的光，离开了农村，到了纳林套海农场当了一名正式农工。到了农场，依旧重操旧业修理地球。让苦瓜高兴的是每月能拿到工资，苦瓜和媳妇属于双职工，孩子饭量不大，小日子过得还很滋润。为此苦瓜很满足！每顿饭前，苦瓜还要喝二三两烧酒——河套二锅头，一边饮，一边还吼上一段《光棍哭妻》《走西口》《五哥放羊》《挂红灯》等的西北民歌。
谁料到好景不长，纳林套海农场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苦瓜和媳妇承包了三十亩地，每月停发工资。他们夫妇俩每天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滚，可到了秋，盼来了庄稼丰收，可除了交浇地的水费、化肥、电工耕地费、管理费等各种名目的税，落到手里所剩不多的钞票，眼瞅着四个娃娃都渐渐地长大，都要上学读书而需要钱，苦瓜已陷入了生活的绝望的泥坑里。此时，苦瓜来农场的美丽的梦想象一个个肥皂沫破灭了。苦瓜整日借酒浇愁，躺在地头睡大觉。
九十年代初，全国开始落实知青政策，允许知青家庭一个孩子先办回城。苦瓜似乎又抓住了一把救命的稻草。他们先将大儿子金龙办回天津，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大儿子金龙的身上。在内蒙古土生土长的金龙到天津一家肉联食品厂当了一名推销员，金龙虽只有初中文化，但凭着他能吃苦和脑瓜机灵，他渐渐地熟悉了经商的门道。后来辞职单干，在津西搞起来肉食品批发行业，生意做的很火，他在李家园村买了二套独门小院的平房，（十多平米房子）安营扎寨在天津城扎了根。（金龙花了二万元，也给爹娘买了一套）
1996年，苦瓜的媳妇宋信苹的一个在天津某厂当科长的表姐夫神通广大而有门道，竟将远在内蒙古的纳林套海农场的苦瓜全家五口人奇迹般的搬回天津城，他们夫妇又幸运地变成了大都市企业的工人。当时他们夫妇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他们俩虽已办到某企业，只是在职的挂名的职工，可却没有到企业工作过一天，之原因他们年龄大了，又身无技术，只好两人在家等到退休年龄办退休。（个人给企业补交养老金）一年后，五十岁的苦瓜媳妇正式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唯有苦瓜在家里还需再熬六年。此时，金龙和一位由内蒙古纳林套海农场一起办回的津城的同学王玉玲结婚，分家单过。这样只靠苦瓜媳妇每月四百元退休金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不久，大凤实在忍受不了五口人拥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平房，跑到北京投奔了在北京铁道部幼儿园当领导的姑姑，后在北京找了婆家，女婿是警察。二凤在西郊曹庄村找了一个四川打工仔。这个四川锤子虽然个子矮小，却很有头脑，先后在曹庄村、李家园村承包了二家澡堂的搓澡按摩的业务，又在曹庄村买一个独门农家院落，过着小康的日子。三凤中专学校毕业，在一家中外企业打工，自食其力。苦瓜在家里也不甘寂寞，来津十余载，扫过马路，修过自行车，给小厂看过大门，吃了不少苦头。苦瓜满怀着希望和憧憬到大城市享清福，却被沦为大都市底层的穷人，在城市的边缘上为生存而在苦苦地挣扎。
2004年，我家搬迁到津西东姜井的一家小区新楼里，特购了一套新家具，将家里的旧立柜旧床、旧衣裳等送给了苦瓜，还有与我相伴三十年的熊猫陶瓷台灯也送给了苦瓜，作为纪念。搬家时，尽管搬家公司来了汽车，可苦瓜和媳妇却又蹬着三轮车要给我搬运一些小物件，来表示他们夫妇的一点心意。
分别时，苦瓜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好不容易在李家园碰上了内蒙古同乡，你却又搬了家，离我远了，日后我掏心窝的话对谁说呢？”苦瓜的媳妇也取笑地说：“是不是嫌我家穷了，才躲开我家？”我安慰地说：“我会经常去看你们的。”我知道苦瓜说的是大实话，我也有同感。是的，大都市虽繁华喧闹，但掩盖不住我们异乡人的心灵上的寂寞。后来，我曾二次去李家园看望苦瓜和他媳妇。三年后，他们夫妇俩一家离开了李家园的小平房，搬到了二凤女儿在中北斜镇政府附近的小区里新买的一套九十多平米的偏单楼房。后来我与苦瓜才失去了联系。
谁能想到十多年后，我又因李家园一间平房拆迁，津西卞庄附近的顺通家园小区又给我一个高层十三楼六十九平米的小偏单房。（交了2万多）一次在小区外，碰巧遇到了苦瓜的媳妇宋信苹，73岁的她苍老了许多，背也驼了，她见到我高兴得直抹泪。老知青遇见老知青有说不完的话，她告诉我，她的退休金已涨到了三千多了，她家的三凤姑娘也出门了，嫁了一个做房屋中介生意的女婿，如今也有了读小学三年级的娃娃……真的这辈子有缘分，如今我们俩家又居住在一个小区，我家居住在2号楼，苦瓜的家居住在4号楼。几天后，我去苦瓜家串门，他们居住的七十多平米小偏单房还很整洁干净，屋里摆设一套新家具和新床，昔日的苦瓜，今天成为甜瓜。我用手机给他们老夫妇俩拍照，每个月领取退休费二千多，已79岁的老苦瓜高兴地象一个孩子似的满脸微笑。苦瓜的媳妇也不闲着，忙的给我沏茶洗苹果……
我望着曾在内蒙古那一片土地的饱尽磨难的天津女知青与她的农民丈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从心眼里为他们夫妇俩祝福。我问苦瓜的媳妇：“你当初嫁给一个比你大六岁的农民不后悔吗？”她哈哈地大笑：“不后悔，他娶了我这个地主的女儿，竟将生产队长与政治前途给弄丢了，我们生了四个孩子，如今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他与我一辈子同甘共苦，我作为一个女人知足了。”
我离开苦瓜家，心里感慨万分……我回家要把农民苦瓜与天津女知青的忠贞的爱情故事写出来。
2022年9月8日天津顺通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