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延吉市郊的张庆才老师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一名老知青，退休后他就在市郊买了这所农家小院，在院子里种菜养鸡，享受着惬意快乐的田园生活。近年来，张庆才老师的身体不如以前硬朗了，每到初冬，家住省城的闺女都要把张老师接到省城猫冬（过冬），等来年过了五一节再把他送回延吉。一连五年了，年年如此。
2021年11月27日，张老师的闺女大英子驾车从长春来到了延吉，她是来接她父亲去省城猫冬的。大英子在延吉住了一晚，帮她父亲把家里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几只母鸡和一些萝卜土豆送给了邻居，一只大公鸡还有两袋子白菜大葱和土豆准备带回省城。
11月28日一大早，张老师把房门钥匙放在邻居家，他坐上女儿的车就往长春赶。四百多公里的路程，驾车就要五个多小时，路上还要在服务区吃饭休息一下，稍微松懈一点，差不多就是大半天或一天的时间用在路上。
上午九点左右，大英子驾车来到了敦化境内的黄泥河镇，张老师突然提出一个要求，他想去以前插队落户的地方看看。延吉离黄泥河虽然只有二百公里，可四十多年来张老师一次也没回来过。
看看昏暗的天空，再看看父亲渴望的眼神，大英子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大英子之所以有些犹豫，主要是怕下雪，因为预报说最近一两天要降雪。
在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就出现在了眼前，张老师一直在观察道路两边的情况，也在注视着前方。看着前面那个美丽的村庄，张老师在自言自语：应该就是这里呀，咋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呢？
大英子驾驶着汽车缓缓驶进村子，村子里很静，路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的狂吠声和公鸡打鸣的声音，张老师装在后备箱里的那只公鸡也跟着鸣叫了几声。
车辆行驶到村子中心位置的时候，大英子总算看到了一个人影，一个戴着红袖箍的大婶正注视着大英子驾驶的车辆。大英子缓缓把车停靠在那位大婶旁边，笑着问：“大婶，这里是嘴子村吗？”“是啊，你们找谁啊？”那位大婶很热情，嗓门很大。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张庆才老师突然打开车门走下车来，来到那位大婶面前笑了笑说：“秀芹，你看我是谁？”
那位大婶仔细打量了一下张庆才老师，她突然用手捂住了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子，那位大婶才哽咽着说：“庆才哥，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没啥变化，你看我，都成老太太了。”“你也没有变化，还是和年轻时一样漂亮，要不我咋能一眼就认出你来。”张庆才老师很高兴也很激动，不停地擦眼角的泪水。
张庆才老师和那位大婶寒暄了好一阵子，才想起了车上的女儿，他回过头来笑着说：“大英子，快下来，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秀芹阿姨，当年我偷了队里的青玉米，就是你秀芹阿姨替我背的黑锅。”大英子走下车来，跟那位大婶弯腰鞠了一躬，很礼貌地叫了一声阿姨。秀芹阿姨赶忙笑着说：“走，走，咱们快到家去，我家就在前面。”
大英子把车靠边停放好，跟在秀芹阿姨和她父亲身后，去了秀芹阿姨家。
看看村子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再看看秀芹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当年在嘴子大队插队落户的情景又浮现在了张庆才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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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1968年9月6日的下午，张庆才和他的十一名初中同学一起来到了嘴子二队，他们是来嘴子二队插队落户的。张庆才他们十二人（七名男生五名女生）都是初中毕业生，都来自同一所中学，他们被分在了嘴子二队插队落户，是二队李队长和一名叫王二利的社员赶着队里的两辆牛车，把知青们从黄泥河接回来的。
当时队里没有可供十二名知青一起居住的地方，李队长就让七名男知青住在了队部的那两间厢房里，五名女知青临时住在了他家。队部大院的那两间厢房虽然很破旧，但里面很宽敞，有火炕也有锅灶，吃住都很方便。女知青们只在李队长家住，吃饭也到队部来和男知青一起吃饭。李队长家离队部很近，两分钟的路程，吃饭的时候，男知青喊一声，女知青们都能听到。
考虑到知青们都不会做饭，李队长就安排二利媳妇和小队会计家的二姑娘王秀芹临时帮教知青们学习做饭。别看王秀芹当年刚满十七岁，可她不光会干各种农活，也很会做饭。1967年春天在兴修水利工地，王秀芹和二利媳妇就在那给几十号社员做了三个月的饭。
知青们来到嘴子大队插队的第二天上午，张庆才跟着王秀芹去挑水，王秀芹好奇地问张庆才：“你们为什么叫知青啊？知青是啥意思啊？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插队落户呀？你们来了还走吗？”对于王秀芹一连串的发问，张庆才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看着满脸通红的张庆才，王秀芹笑了，她笑着说：“我弟说知青就是知识青年，就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他说得对吗？”张庆才红着脸点了点头，王秀芹还把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写在地上，让张庆才看。
就这样，张庆才和王秀芹算是认识了，王秀芹给张庆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喜欢这个开朗大方的女孩子。
半个月后，知青们学会了做饭，二利媳妇和王秀芹就不帮知青们做饭了，她俩也到地里参加生产劳动去了。那天中午收工回来的路上，路过队里那片玉米地，张庆才前两天就听一名同学说烤青玉米很好吃，特别香，他看看后面没有人，就在地头掰了两穗青玉米，装进了裤兜里。这一幕，恰巧被回头张望的王秀芹看到了。
那天下午收工路过那片玉米地，李队长发现玉米丢了两穗，还有两棵玉米秸折断倒在了地上，他很生气，就喊社员们都过来开会。
知道有人偷了队里的玉米，社员们都议论纷纷，猜测谁是小偷，还说队里以前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是知青们干的呀？
等大家都聚到了玉米地边，李队长开门见山：“谁偷了队里的玉米，主动交代，要是让我查出来，看我不罚你一个月的工分。”
站在张庆才身后的王秀芹看张庆才脖子上都流汗了，她就举了举手，说：“队长，我掰了队里的两穗玉米，你罚我吧。”
李队长瞪了王秀芹一眼，板着脸说：“罚一天的工分，秋后分粮，再扣二斤苞米。”
事后，社员们纷纷议论：秀芹挺好个闺女，咋还学会了干小偷小摸的事情……
那天回到家，秀芹妈拿着扫帚追着秀芹打，一边打一边骂：“你这死妮子咋不学好，长大了连个婆家也找不着……
之后的日子里，张庆才感受到了王秀芹对自己的热情和关爱，他对王秀芹也有了强烈的好感，还有一份愧疚和感动，两个人就这样相互关心着，彼此爱慕着，懵懂的爱情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
1971年从延吉过春节回到嘴子大队，张庆才给王秀芹买来了牙膏牙刷雪花膏，还买了一条绒线围巾。张庆才送了这么多礼物，王秀芹很感动，只是那条围巾她只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围在脖子上，她不敢让她妈看到，她怕她妈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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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2年春天，在嘴子二队插队落户的十二名延吉知青已经有五人通过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离开了嘴子大队，其他知青之前那种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也都有所动摇，知青回城是早晚的事情，不管是乡亲们还是知青自己，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一点。
那年秋天，王秀芹为张庆才做了一双布鞋，绣了一双鞋垫，到知青集体户给张庆才送布鞋和鞋垫时，王秀芹问张庆才：“庆才哥，你不会离开咱嘴子大队吧？你要走了，我咋办啊？”“秀芹，为了你，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那天，张庆才信誓旦旦地打了保票。那天，张庆才和王秀芹有了第一次身体的接触。
半个月后，嘴子大队又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是去敦化林业局下属的一家林场工作。李队长直接把一份招工审批表给了张庆才，张庆才接过审批表看了一下说：”李队长，我不想去当工人，我想扎根农村一辈子。”“庆才，听我一句劝，去林场当工人吧，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你和秀芹的事情我知道，你俩不会有结果。”“队长，我俩是真心相爱，我不会辜负她的。”张庆才红着脸说。
李队长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庆才，到时知青都回城了，你就后悔了。当工人吃国库粮还挣工资，除非傻瓜才不想当工人。听我一句劝吧，我不会害你的，你刚来那年掰了队里的玉米，秀芹已经替你背过一回黑锅了，你就不要再害他了，等到结了婚生了孩子你们再离婚，秀芹就不能活了。”
听了李队长的话，再想想父母和知青们都反对他在农村处对象，张庆才还真犹豫了。一个星期后，张庆才离开了嘴子大队，去林场当了工人。临走时，李队长一再嘱咐张庆才，让他以后不要再回来了，不要再打扰秀芹的生活了。
恢复高考后，张庆才考上了延边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后来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时隔这么多年，张庆才一直忘不掉他离开嘴子大队时王秀芹哭着跑开的那一幕。
跟着王秀芹来到她家时，王秀芹开启大门的声音打断了张庆才的回忆。看看空旷的院子，张庆才问王秀芹：“秀芹，家里就你一人？妹夫不在家呀？”“他都去世二十多年了，就我一个人了。”王秀芹说话的声音很小，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原来，张庆才当年离开嘴子大队后，王秀芹就在父母的逼迫下，嫁给了本队一个大她三岁的小伙子，婚后一直也没生育，去了几次医院，也没查出谁有毛病来。1998年，王秀芹的丈夫去世了，她一直一个人生活。
目前，王秀芹的父母都去世了，她大姐一家在蛟河生活，她弟弟和弟媳去了大连闺女家，李队长和二利也都不在了，村里的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了，就连小孩子也都进城读书上幼儿园了，村子里就剩下了很少一部分留守老人，王秀芹就算老年人中的年轻人了。王秀芹虽然是村里的五保孤寡老人，大队干部早就想安排她去乡里的敬老院安度晚年，可王秀芹不想去敬老院，她说自己的身子骨很好，生活上完全能自理，她现在担任村里的义务卫生监督员和防火防盗安全员，还能为大家做点事情。她说等生活不能自理了，再去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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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才跟着王秀芹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他到小卖部给村里的几位老人和王秀芹买了豆油和牛奶就匆匆告辞了，他还说以后会常回来看看大家的。离开时，大英子把一千块钱塞给了秀芹阿姨，还邀请她去省城做客。
去长春的路上，张庆才老师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自己都丧偶三十年了，能不能再和王秀芹牵手共度余生。他很想把这个想法说给女儿听，可又不好意思开口，他最担心的就是遭到王秀芹和女儿的拒绝。他的这个愿望虽然很强烈，可他又怕碰钉子，到底要不要跟女儿说这个事情呀？这都快一年的时间了，张庆才老师还在为这事纠结。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