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长，有一封信，挺奇怪的，您要看一下吗？”
1983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收到一封神秘信件，工作人员不知是否应该打开。
这封信看起来有一点厚，寄件人署名叫马眉，因为这不是总行经常来往的客户姓名，也不是寄给总行某个职工或部门的，所以颇有些“来历不明”的感觉。
可是，时任总行行长的吕培俭，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还是拆开了这封信件。
里面的内容，让吕培俭直言惊奇，随即安排人找出绝密1号档案。
一个多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走出两名高层工作人员，带着绝密1号档案，出发前往山西。
在那里，他们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进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他们是要去做什么？这封神秘来信里藏着的究竟是什么？
神秘来信，牵出尘封33年的秘密
这封放在行长办公桌上的神秘信件，吕行长命人拆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份折叠整齐的《山西日报》。
吕行长带着疑惑阅读着这封信。原来，这是一位名叫马文蔚的人亲笔签名的信，内容是由其女儿马眉代笔书写。
马文蔚在信中说道，《山西日报》日前发表文章称，山西文化底蕴浓厚，书法大家众多。
其中，我国的经济学家冀朝鼎不仅为祖国成立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书法家，第二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便是他所写。
马文蔚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他还说，自己知道写这几个字的人是谁，也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所写。
最后，他附上自己的详细地址。
信中的《山西日报》，正是刊登马文蔚所说报道的那一期报纸。
面对这种情况，总行有人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恶作剧，不足为信。因为这些年，关于第二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的书写者，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有的说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亲自手书，因为1955年正式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正是南汉宸行长一手负责，人民币所用汉字也是他提交审核的，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本人写的。
还有说法是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所写，因为陈达邦在1950年经董必武介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后来担任银行印制局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印刷工作，所以极有可能写了这几个字。
另外的说法就是冀朝鼎写的。
当时无论是南汉宸、陈达邦还是冀朝鼎，都已经逝世多年，无从考证。
而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在印刷第二套人民币时，出于保密需要，并没有留存书写者的档案。
这可怎么办呢？
吕行长觉得不能简简单单地忽视这封信，要是马文蔚说的是真的，那么可能会找到真正的书写者，杜绝源源不断的争论。
所以他认为宁可信错，也不能放弃这一次还原历史的机会。
吕行长随即让人解封总行的绝密1号档案，找出当年留存的唯一线索——原迹手稿。
只要让自称是书写那几个汉字的人，将“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再写一遍，和档案中的原迹对比，完全吻合的话，就说明那是真正的原作者。
因为每个人的书写习惯具有特定性和稳定性，所以专业的笔迹鉴定专家可以通过分析和仪器辅助，鉴别出文字的书写者是谁。
将近两个月之后，也就是5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出印制管理局的陈明光、张作栋两位专家，带上绝密档案奔赴信中所写地址，即山西省太原郊区的阳曲县。
在那里，总行提前让山西支行调派人手接应，配合两位专家完成此次任务。
很快，中国人民银行山西支行的工作人员，以及阳曲支行行长一起出发前往马文蔚的家中。
马文蔚住在阳曲县黄寨镇黄寨村，地处偏远，银行工作人员开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了一路，终于找到他的家——一个破旧阴暗的瓦房。
当银行工作人员见到马文蔚时，他正在给村民把脉诊疗。
这些年，他经常利用所学的中医疗法，慷慨帮助村民治病，在村里颇有声望。
“马老先生，总行的同志想和您坐坐，我们去县里吧！”
在说明了他们的来意之后，马文蔚十分激动，他表示，信中所说的原作者正是自己。
于是，银行工作人员随后带着他直奔县城而去。
那么，马文蔚到了县城，他真的能证明自己就是书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汉字的人吗？
正直的金融学者，守口如瓶的人民公仆
又经历了一路颠簸之后，银行工作人员把79岁高龄的马文蔚，请到阳曲县支行的会议室。在这里，总行的两位专家先和他进行了谈话。
“马老先生，您还记得当时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吗？”
总行专家十分和蔼地问。
马文蔚很快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
那是1950年4月的一天，马文蔚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任职，总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突然将其叫到办公室。
南汉宸对马文蔚说：“文蔚，这只笔怎么样？”
马文蔚一看，这支毛笔顺滑挺直，做工十分精细，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笔。
于是，他回应道：“好笔，是宫中的？”
“对，是故宫的，写几个字吧！”
南汉宸哈哈大笑，随即拿出墨水纸砚，并且将红、绿、黄等不同颜色的宣纸裁成一个个小方块。
马文蔚虽然专业上主攻金融，但是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尤其是书写魏碑和汉隶，他苦练的《张黑女墓志》具有很高的遗书价值。
当南汉宸突然提出让他写几个字，还是用宫廷里的笔，他瞬间来了兴致。
于是，他二话不说，铺好宣纸，取笔蘸墨，准备下笔。
南汉宸先说了一个“中”字，马文蔚很快写了出来。南汉宸看后兴奋不已，直夸好字。
随后，南汉宸继续说出“国”、“人”、“民”、“银”、“行”、“元”、“角”等汉字，让马文蔚一一写下，前后总共19个。
南汉宸仔细鉴赏后，挑出其中几个不是很满意的字，让马文蔚重新写一下，他又按照要求写了几遍。
最后，南汉宸干脆让马文蔚回家再写几遍，然后挑出自己感觉比较理想的字，明天给自己。
马文蔚照做了，他当时并不知道南汉宸的用意是什么。
直到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后，他一看上面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立刻认出那就是自己写的，便突然想起来五年前南汉宸让自己一遍遍写那些字的原因了。
当时的马文蔚激动不已，毕竟能够将自己写的字用在人民币上，那是何等的殊荣。
可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位人民政府公职人员的理智，因为南汉宸并没有和自己说这些字的用途，组织上也没有相关文件告知自己。那就说明组织需要将这件事暂且保密。
人民币毕竟不同于国徽国旗，它们可以拿出来公开探讨投票，而人民币需要防止不法分子进行伪造，所以相关信息必须保密。
马文蔚此后将这件事深深埋藏在心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连他的女儿马眉都不知道这件事。
也就是这次《山西日报》公开宣称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冀朝鼎写的，让身在山西的他知道很多人说错了。加上那时候已经不需要将原迹作者保密了，他才对女儿说出事情真相。
本来马文蔚不打算争辩这件事，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马眉觉得这是历史态度问题，他们有责任让大众知道真正的历史，而后才有了那封寄到中国人民银行的信，以及现在总行专家的鉴定。
总行两位专家听到马文蔚的描述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想让他再写一次“中国人民银行”，以作鉴别。
马文蔚和当年在南汉宸办公室的表现一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取出身上已经准备好的秃头毛笔，铺展好会议桌上的宣纸，提笔逐一写下这六个大字。
虽然距离1950年的那次书写，已经过去三十余年，年迈的马文蔚此时双手也已有些颤抖，但是书法功底丝毫不减当年，写出的字依然气韵十足，刚劲有力。
写完之后，众人看了赞叹不已，和人民币上的字几乎一模一样。
总行专家随后拆开随身携带的档案，拿出总行保存的当年的那些字。
随着档案中的纸卷慢慢展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随之移动，一个个红红绿绿的汉字方块露出真容，众人被其惊艳到一时说不出话。
汉字方块全部展示出来之后，专家数一数，正好19个字，而且就是马文蔚所说的那19个字。
一眼看上去，档案里的字和会议桌上的字基本一样，但是总行专家还需要进一步鉴别才能给出最终结论。
两位专家经过仔细的分析和鉴别，终于确认了马文蔚便是第二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的书写者。
顿时，办公室掌声不断，总行的两位专家将档案中的原稿交给马文蔚，马文蔚颤抖着双手接过原稿，此时的他就仿佛回到当年，回到南汉宸行长的办公室。
这位老人激动地流下了泪水，他做梦没想到还有这一天。
马文蔚当年凭借自己努力学得扎实的金融学本领，1935年开始，在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手下工作。
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不堪，弊病丛生，刚正不阿的马文蔚难以与其同流合污，因此还在1942年顶撞了孔祥熙，愤而从国民政府离职。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才在大街上遇到老同学，经其介绍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当时南汉宸行长对于马文蔚顶撞孔祥熙的事早有耳闻，所以刚一见面就让他明天来上班。
而后就有了他写第二套人民币上汉字的事。
到了1957年，马文蔚被错划为“右派”，辞职回到山西老家，这样一直生活到1978年。
他在这困苦的二十几年中始终对于第二套人民币上汉字的事守口如瓶。
今天，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怎能不饱含热泪。
耄耋之年，再度执笔
“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事业有贡献的知识分子...”
1984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审慎研究之后，正式发文为马文蔚证明。
同时，马文蔚收到了总行的2000元奖金，以奖励其贡献，以及陕西支行发给的500元困难补助。
马文蔚的生活真正好转了，这是他完全应得的。从此，众多名家富商上门求字，但是基本都被他以年迈体衰，气喘病缠身为由拒绝了。
但是当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上门找到他，请求他为筹划中的第四套人民再题简化字时，他立即地答应了。
当笔墨纸砚备好，马文蔚铺平宣纸，努力控制颤抖的双手以及气喘病的困扰，一笔笔地写好这六个大字。作品依然让人赞叹，只是受到身体状况影响，笔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刚健了。
总行工作人员感到十分遗憾，不能使用马老这次写的简化字。
但是后来经过总行的探讨，认为马老的字在第二、三套人民币上使用，既美观又端庄，已经深入人心，还是不要更改字体为好。
于是，总行最终拍板，第四套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继续沿用马文蔚当年写的字，只是把繁体字“國”和“銀”的个别部首换掉。
印钞厂的工艺美术师将需要换上去的“玉”和“钅”按照马文蔚的行书笔迹临摹出来，然后替换完成。
就这样，马文蔚写的那六个字，一直在人民币上沿用至今，包括现今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
马文蔚在1988年初出席政协山西省第六届一次会议后，没过多久，便病重逝世，享年85岁。
后来，安葬在阳曲县棋子山。
他的离世让许多人深感悲痛，二十年后，也就是2008年，阳曲县文旅局为其修筑新墓园，比之前宽敞得多，全国各地很多人慕名前去瞻仰。
2018年，马文蔚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银行阳曲县支行主要出资，加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修建了“马文蔚纪念馆”，展示了马文蔚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对我国金融事业做出的贡献。
马文蔚老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做出的贡献一直留存着。
结语
一张看起来很普通的人民币，它的背后有着不知道多少令人惊叹的故事，又有多少人为人民币的诞生和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有些人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
马文蔚便是人民币背后的一位默默付出的功臣。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淡泊名利，以国家利益为重，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都守口如瓶，坚守了一位人民公仆的准则。
直到三十多年后，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才站出来澄清这件事，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人民币不仅仅一张简单的纸片，它还是国家的一个特殊象征，是经济社会健康运转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我们需要坚决爱护人民币，也要记得人民币背后的奉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