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新的临床试验看起来类似一个科幻故事。
它的名称叫做免疫联合放疗——这是一种叫做ipilimumab的免疫药物与SBRT联合的治疗方案。ipilimumab的中文名叫做易匹单抗，它在2011年3月已获得FDA批准，可用于治疗无法通过手术切除的转移性黑色素瘤。但这款早期的免疫药物单药治疗黑色素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0个月。有效率实在不敢恭维，一直徘徊在10%上下。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为它寻找“最佳拍档”，以达到在安全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其抗肿瘤活性的目的。
免疫治疗是个新技术，至少在2015年之前，这款药物曾带给癌症病人新希望。它打开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思路，即用药物激发病人体内自身的免疫力（肿瘤特异性免疫效应），来杀死肿瘤细胞。与免疫药物类似效应的，还有新的SBRT放疗技术带来的一种“意外的远隔效应”。
这个“远隔效应”是放射治疗癌症中的被多次证实的一个”意外”。放疗医生很早就发现，放疗肺部肿块时，这个被照射的肿瘤不仅会被杀死,没有被放疗过的其他远端的肿瘤，比如肝部，也会出现缓解。这有点类似于象棋中的“隔山打炮”。
研究发现，放疗可以导致癌细胞坏死，集中释放大量抗原，吸引免疫细胞聚集到肿瘤部位杀伤癌细胞。这也就是局部放疗可以产生全身免疫反应的原因。但放疗中的抗原并不一定会被激发，放疗产生的抗原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意外一般只在少数人身上发生。
MD安德森这个临床试验，基本设定就是为易匹单抗找来一个帮手。这个试验是想利用放疗所带来的“远隔效应”，激发这种已在黑色素肿瘤中有效的药物，增强肿瘤特异性免疫的释放，提高“远隔效应”的发生率。
Nang医生在黑板上画了几张图，详细介绍了这个联合治疗的科学原理，说实话，我并不是太明白这种所谓的免疫+放疗会给我带来什么？
Nang医生强调，易匹单抗不是化疗药物。它的剂量测算、输液时间以及测评治疗有效与否，都将是全新的。
有了两个月前与Nang医生关于ATR101一期临床时的全套流程训练，使这次的交流变得简单快速。参加临床试验的的好处是易匹单抗的药物免费，它的官方报价是三万多美元。但SBRT放疗、抽血化验与见医生等费用自理。医院的财务助理给了我一份预算：我需要预付12万美元用于SBRt的放疗费用。
这显然是一个大数目。我的头皮有点发麻。但此时钱不在我的考量之内，这个临床试验可能是我目前惟一的选择。
我的担心源自于上次的教训：会不会再次被拒绝？
Nang医生笑着说，“我们修改了规则，放宽了入组条件。你符合其中的两条，比如实体肿瘤，有转移至肝部或者肺部的任一肿瘤，都可以入组。你现在是我们的候选人之一。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基本上都符合，我们将在两周后开始治疗。”当然，Nang医生最后仍然委婉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同步提供血液样品给他们这个免疫平台共享。我立即答应了。但我没有想到，每次治疗前，都会从我的身上抽取至少十管血。这个血液样品的量有点大，且还需要我自已支付这些费用。
我第一次见Nang医生笑。他的一口白牙齿显得非常温柔。
签完合同。Nang医生送我们出来，在走廊转弯处，遇到一个穿白大卦的医生。他戴着眼镜、一头卷发、胡须凌乱，走路似乎还喘着粗气，看上去睿智而随和。
Nang医生立即上前，与他握手示意。我听得出他们在谈论我的情况，我是他们这个试验平台新入组的目前惟一的肾上腺皮质癌病人。
他握住我的手，客气地询问了几句。然后离开了。看得出Nang很尊重他。他介绍说 ，这是艾利森博士，是他发明并创造了易匹单抗。
我遇到吉姆 • 艾利森（James "Jim" Allison）的时候，他正在接受他的第二种癌症治疗。今年早些时候，他的鼻子上有一个肿块。对于任何身上发生的恶性变化都十分敏感的医院的同事，认为这个黑色的肿块长得不太友好。皮肤科医生随即诊断出他是浸润性黑色素瘤。这个与艾利森合作数年的资深医生说：“我们建议你先手术，争取不要用到你自己的这个药物。”
艾利森的鼻子做了一个手术，但他仍然选择用易匹单抗给自己进行了四个疗程的巩固治疗。他这一生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发现的药物去治疗自己的癌症。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仍然使用了易匹单抗，进行了后续治疗。药物与手术显然都很成功，他至今一直没有复发。
癌症显然对艾利森来说，并不陌生。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因淋巴瘤去世；但艾莉森的母亲不是他的家族中唯一死于癌症的人。15岁时，艾莉森经历了一个叔叔死于黑色素瘤，另一个死于肺癌。他亲眼目睹家人为了对抗癌症，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2005年，他的哥哥遭受前列腺癌折磨后去世。在他哥哥死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艾莉森进行了前列腺穿刺活检并亲自诊断出癌症。外科医生切除了他的前列腺，幸运的是，它没有复发。
艾利森家族普遍的癌症史，使他从小就开始活在这种被诅咒的阴影里。他与父亲均是医生，但却对家里人的病痛无能为力。直到这两种癌症分别找上他。他也成为家族癌症史的一员。这些癌症的阴影似乎是他成为一个肿瘤医生的动力。
2015年，对于艾利森来说，他不仅仅只有坏运气。他得到了第二种癌症，同时也得到了人生中的第18个大奖：拉斯克奖。颁奖词称这一发现“革命性地改变了癌症治疗，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癌症治疗的看法”，艾利森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癌症免疫疗法，它不直接作用于癌细胞，而是作用于自身的免疫系统。
诺贝尔风向标以美国拉斯克基础医学奖（Albert Lasker Award for Basic Medical Research）（简称拉斯克奖）和加拿大加德纳基金会国际奖（Gairdner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Award）（简称加德纳奖）最为著名，现在他全部拿到了。
这显然是艾利森获得诺奖的前奏。2001年至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颁发19次。至少有十多位诺奖得主出自这两个大奖，他现在全都中了。
知道我入组做这个试验的时候，王老师说，艾利森是MD安德森的传奇人物。人们都认为他会是2016年的诺奖获得者。事实上，在2015年他就被推测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但显然并没有如愿。但在MD安德森，大家认为这个奖迟早都应当是它的，只不过是在今年还是另外的一个时间，拿到它而已。
艾利森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找到了一个T细胞启动“杀伤”机制的“阀门”——CD28分子受体。当它被激活时，T细胞就能自动启动杀伤癌细胞。不过他又发现，这种T细胞攻击的时间不可持续。于是，他又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发现，找到了一个在T细胞表面偶尔出现的受体——CTLA-4，事实证明，这个受体与其它蛋白结合时，T细胞不但没有被激活，反而失去了活性，也就是启动了“刹车”功能。CTLA-4受体也因此被称为“检查点”（checkpoint）疗法。 艾利森显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沉默寡言的典型科学家。事实上，他沙哑的嗓音中带着德克萨斯口音。这位71岁的科学家，并不喜欢每天呆在实验室里与他的老鼠们对话。
艾利森拥有一支自己的乐队，他随手取名为Checkpoints（免疫检查点）。成员都是一些著名的肿瘤学家与免疫学家组成，他在乐队中担任口琴演奏及和声。2014年6月，检查点乐队在芝加哥蓝调之屋举行的国际癌症免疫疗法学会筹款活动上演出，台下的这些人都是免疫疗法的信徒，其中也包括20多年前曾因固执坚信“免疫治疗不会凑效”而拒绝他的一篇突破性论文的审稿人。
他至今仍喜欢在酒吧演奏，他认为这才是科学家应当有的样子。
但这款药物的诞生过程，显然并不是一个看上去是必然要发生的奇迹。
1965 年，艾利森成为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生物化学博士，研究催化体内各种反应的酶。他研究的这种酶能够破坏并诱发小鼠白血病的一种化学物，从而使肿瘤组织坏死——他的研究目标就是搞清其中的生化机制。这个选择，促成了他未来在对抗癌症的战役中做出的革命性突破。
艾利森想知道的是，被治愈的患癌小鼠，是否也对癌症“免疫”？他抱着好玩的心态，给这些小鼠重又注射进了肿瘤细胞，并且决定不再用酶来治疗它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这次没有得到许可的试验游戏的结果是，这些小鼠没有重新患癌，他又给这些小鼠注射了10倍的量，反复数次，发现这些小鼠仍然没有得癌。
作为一次偶然事件，这个实验证明不了什么。但它已经成功让艾利森瞥见了免疫系统的奥祕和潜力，以及那时刚发现的新成员——T 细胞。它们有些确实是杀手，但还有一些能帮助实现复杂的免疫应答，来启动人身上的免疫力。
因此他决定再次转换方向，去研究这个新课题。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他在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在一个小镇附近的实验室期间。当时，免疫学的真正难题在识别T细胞抗原受体，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整合出一套比较 B 细胞和 T 细胞的方法。这就像在寻找一根草垛里的针，艾利森的想法就是烧光干草，筛去焦灰，找到铁针并擦去上面的铁锈。
1982年，艾莉森在一本新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免疫学杂志》（Journal of Immun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被《科学》与《自然》这样的顶级杂志断然拒绝。艾利森的论文报道了他的第一个突破性实验的结果：在T细胞表面发现了一种蛋白, T 细胞抗原受体。这篇论文除了短暂带给他一些成功的假象之后，他在后面的竟争中迅速面临了两个几乎摧毁他人生的重要的失败。
1986年，一位名叫哈罗德·休伊特的英国科学家在研究小鼠中的肿瘤20年后，发表了一个结论，只有直接注射癌细胞引起的肿瘤才具有免疫原性。自发性癌症对于免疫系统是不可见的。他的这篇论文的结论以及在当时出现的免疫疗法药物的反复失败之后，科学界普遍认为研究以癌症治疗为重点的免疫系统是一个愚蠢的事情。
艾利森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他不认为自己的方向有问题。1988年，已跳槽至伯克利大学的艾利森团队证明了T细胞的刹车系统是表面上一个叫做CD28的分子。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很快艾利森和他的同事们就意识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施贵宝公司也在研究 CTLA-4，并制做了一种阻断 CTLA-4 的抗体，他们的课题组马上发表了论文，指出 CTLA-4 是第三个启动信号，活化 T 细胞产生免疫应答的另一个油门。
艾利森已是第二次被竞争对手击败了，这实在让人沮丧。
但艾利森很快就重新活过来了。他在三月前写好了实验计划，制作一些小鼠肿瘤模型，给100只中的一半注射 CTLA-4 抗体。另一半没有注射，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个试验的执行者是有癌症研究经验的博士后达纳。结果显然超出大家的想象，三个月后：注射 CTLA-4 阻断抗体小鼠的肿瘤完全消失了，而没给药的小鼠肿瘤还在生长。这是个完美的实验，100% 的存活 VS 100% 的死亡。艾利森震惊了——通常情况下的实验数据不该这么完美。临床试验中很少发生 100% 的事情。
这个试验表明，CTLA-4功能缺失的小鼠显然很快就死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艾利森博士从中看到了“松开刹车可能会强化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机会。艾利森决定重复一遍实验，这次是在有对照组的双盲研究。实验显然让他对此更加确定，这种新的药物就像疫苗一样，免疫系统需要时间来做出反应。很快结果出来了——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又是 100% 死亡 VS 100% 无瘤存活，真是完美。
1996年3月，艾利森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通过CTLA-4封锁增强抗肿瘤免疫力”的论文。它只有三页长，但结果不言而喻：通过向小鼠注射CTLA-4抗体，艾莉森的研究小组已经使免疫系统抵抗了癌症。随后，人们就发现，艾利森博士把自己宝时捷车后面的车牌号码更换成了：CTLA-4。
当时，不少医药公司对这一惊人结果表示怀疑。不过，有一家名为Medarex的公司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们开发出了全人源化的CTLA-4抗体。后来，Medarex被百时美施贵宝（BMS）收购，于是就有了第一个免疫治疗药物Yervoy（也就是易匹单抗 ，或者CTL-4）。
2001年5月，一个名叫沙龙的中年妇女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黑色素瘤，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肝脏充满了转移瘤，肺部被肿瘤压迫。在这之前，只有两种药物曾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她的4期疾病：一种从未显示出生存益处的化疗药物和一种称为白细胞介素2的增强免疫力的白细胞蛋白质。这时候她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参加艾利森团队设计的易匹单抗的一期临床试验。成为接受治疗这种药物的首批病人。
沙龙不认为这个药物会产生奇迹。她只要求艾利森能够让她可以活着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而典礼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显然，她是一个真正的幸运儿。
15年后，当我坐在MD安德森11层免疫中心治疗平台的诊室，观看签订这个药物试验前的电视教学时，我看到了她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 ipilimumab史上最长的幸存者”。
2011年，易匹单抗获批上市治疗恶性皮肤癌。这种变革性的免疫疗法药物被认为是化疗之后肿瘤治疗历史上的最重要突破。有研究证实，一款药物从假设、寻找机制，候选药物，三期临床，直到其最终被批准上市，至少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
易匹单抗显然就是这样的药物。而我等到了它。尽管这个药物显然并不是针对我的罕见癌症，肾上腺皮质癌。
但让艾利森一直感觉困惑的则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对免疫疗法产生反应？易匹单抗在黑色素或者其他肿瘤治疗中，并没有出现奇迹。虽然它治好了成千上万的黑色素肿瘤患者，但是仍然有很多患者却因未知的原因没有药物反应。据估计，大约只有1/12的患者可以从免疫治疗中受益。艾利森博士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点。
在ipilimumab的第一个一期临床试验中的17人里，幸运儿沙龙是仅有的三位应答者之一。但她现在深陷这种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中。而在一些二期临床中，还发生有几例患者死亡，不是因为转移性黑色素瘤，而是由于易匹单抗本身的副作用。
一些临床医生甚至发表论文称，易匹单抗是有史以来毒性较大的免疫药物。
艾利森认为，易匹单抗单药的治疗效果并不是最佳的，未来的方向一定是联合治疗。需要把不同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放在一起，并且加入那些能够杀死T细胞的药物。MD安德森的免疫疗法平台围绕着易匹单抗进行的六种不同药物间的联合试验，大都集中在这里进行。
我将是其中的一个新的“数据”。只不过这次易匹单抗联合的是SBRT放疗。并且他们把试验目标放到了六种罕见癌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