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较为独特的一类流动人口。长久以来，在是否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上，我国的国家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说，阻止农民进城的措施，在道德上是没有正当性的。他鼓励我国各城市积极出台政策，欢迎农村流动人口的进入。我国的农村流动人口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提倡颁布政策允许农民进城呢？
农民进城
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指由农村进入城市及城镇的人口。一直以来，我国都有人多地少的矛盾。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大，农村地区总存在着劳动力剩余。当外部能够提供工作机会时，这些剩余劳动力便有动力转出。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率先崛起的东南沿海城市，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增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机会。这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并且，这种现象也符合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
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农业社会逐步转型为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业人口必然会转移到其他产业，农村居民也会逐渐转变为城镇居民。
虽然这是普遍规律，但是，国外的情况又与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英国近代早期“圈地运动”中强硬剥夺式的农民市民化，还是美国“西进运动”中自下而上式的农民市民化，两国传统农民向职业工人的蜕变，都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如期完成的。
换言之，在西方国家或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推进，其“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基本上是一次性完成的。而在我国，这却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从1984年到1989年，我国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当时，中央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涌入城镇的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
然而，到了1989年，政策发生了改变。彼时，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给城市的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最明显的是，城市的铁路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此，政府开始采取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避免更多人口进入城市，导致城市功能受损。
这一政策方向一直持续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1992年后，我国经济发展政策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变，人口政策又随之松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持。允许甚至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并且，在经济影响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状况与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以及长三角地区是人口流入较多的省份，安徽、河南则是人口流出相对较多的省份。
之后，为了配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从2000年至今，我国流动人口政策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中小城镇将给予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城镇户口。不过，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又出现了新局面。截至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91亿人。并且，农民工跨省流动数量连续第二年减少，省内就业农民工数量则略有增加。
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中西部城市逐步崛起，省内就业成了更多农村流动人口的优先选择。
对比省外就业，省内就业可以给流动人口提供诸多利好。流动人口多为青年、中年人。在省内，他们不用背井离乡适应模式环境，还可以更容易地照顾家庭，减轻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在农忙时节，他们甚至可以安排时间阶段性务农。
人口流动与经济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人口的流动和集聚是一个关键变量。较多的学者已经肯定了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国多数学者在讨论“流动人口”时，选择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国家统计局对流动人口的界定方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为，流动人口是在本地区居住一个月以上并且户口并非是本区（县、市）的人口；国家统计局则将流动人口界定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并且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超过半年的人口。
一般而言，对于人口流入地，人口增加能够增加人口流入地的补偿投资，但对于人口流出地则呈现出相反的情况。
同时，人口流动可以解决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供给不足地区之间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农村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农村家庭增加了收入。整体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到城市，还增加了城市的消费量，促进了城市的商品流通。
不过，人口的集聚也可能带来公共供给拥挤的问题。城市公共设施的负担，以及公共管理的难度都会相应增加。这会降低劳动力的真实福利水平和城市的规模效益，从而制约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
在对我国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后，袁训国认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经济规模迅速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的数量，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极大。但在2010年以后，尽管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降低，因为流动人口的专业素质没有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动的规模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的影响。苏州大学的顾嵩楠、万解秋研究发现：适度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通过劳动力传导机制较大程度地推动经济发展，但过度的流动人口则会带来社会发展负担，削弱该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人口的流动还会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财力的分化。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人口流入城市则恰好相反，往往受益于流入的大量劳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各地出台优惠政策抢夺人才的现象愈演愈烈。随着核心城市也陆续出台相应政策，吸引高学历人才流入，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出压力会愈来愈大。毕竟，中小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弱，工作机会也少于大城市，在经济层面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弱。
不过，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考虑到大城市过高的房租，过长的通勤时间，以及更高的物价，部分劳动者会流往更小的城市或城镇生活。整体而言，大城市更欢迎优质的劳动力，并将受益于优质劳动力的流入。
阻止性措施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工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辛勤地工作，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也为农村家乡带回了收入。然而，农村流动人口虽然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城市的生活处境却不容乐观。
地方上，为了保障本地城市居民的就业，排斥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长期存在。户籍制度最为典型。自1958 年实施户籍登记制度以来，每个中国公民都具有了户籍。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的区别，限制了未经许可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流动。
再者，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的往往是劳动强度大、收入低薄的工作。除了少数单位或雇主提供宿舍以外，他们多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内或简陋出租屋中，生活设施陈旧，生活条件艰苦，甚至在城郊住所与城市工地之间来回奔波。
在社会福利方面，由于户口的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大多被排除在保障的范围以外，无法享受务工当地的救助支持。此外，有限的收入一般仅供维持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难以支付诸如再教育、技能培训和休闲娱乐等消费项目。在工作之余，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的精神生活匮乏。
另外，城市居民因户籍制度而获得更多资源优势，加之其本身的文化素养优势，其对农民流动人口难以认同，易形成偏见。相应地，农村流动人口对其务工的城市也难以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上述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尴尬境地。
但是，无论是基于经济发展考虑，还是农村劳动人口的个人发展考虑，允许人口自由流动都意义重大。农村流动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应加快取消阻止或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尤其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取消阻止性措施
可以预计，我国农业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持续地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毕竟，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仍是前列，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
要使农业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政策层面需要取消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使流动人口逐步城市化，积极参与劳动分工，实现劳动资源的最优配置。
立足农村流动人口个人权益的角度，国家及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保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稳定就业、固定居住，并且平等地享有市民权益。
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发布了对人口流动机制的改革意见，在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方面作出了更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及相应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当然，农村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在推进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加强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
迁移流动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夹在城乡之间的尴尬困境，以至于产生身份焦虑，干扰其在城市就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消除排斥，实现融合才是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