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微明，薄雾尚未散尽，微风中却沾满了血腥……
枪炮的轰鸣、刀兵的碰撞，还有垂死的惨叫和哀嚎，在尹隆河东岸开阔的河滩此起彼伏的响起。
连续一个时辰的浴血厮杀，即使号称淮军最强的铭字营，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捻军的包围圈在逐渐缩小，一种强大的力量正迅速向中心挤压而来，在那里，二百名淮军士兵衣帽散乱地瘫坐在地，面容呆滞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居中的男人身材干枯瘦小，黝黑的脸上还带着些许病态的蜡黄，光看外表，谁也无法将他和威名赫赫的“铭字营”主帅联系在一起。
深陷重围的刘铭传依旧面色如常，从戎多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是望着接连倒下的己方士兵，以及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的捻军，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渐渐袭上心头。
突然，不知是谁兴奋地高喊道：“霆军！”——只见东南方向烟尘大起，顷刻，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从包围圈外响起，铺天盖地掩杀而来的队伍前列，白底黑丸的“鲍膏旗”迎风舞动，如同一朵朵妖异的花，正怒放在尹隆河初冬的晨曦之中……
1867年2月19日，尹隆河之战，淮军刘铭传铭字二十营，为赖文光数万新捻军所败，残部被困阵中，危在旦夕之际，湘军悍将鲍超率霆字营及时出现，最强的东捻军，以及湘、淮两军精锐，尹隆河畔，最终的血战一触即发……
新捻军的蜕变和崛起
1864年，天京城破，太平天国这个笼罩在清廷上空长达十四年之久的阴霾，终于在湘军的炮火中化为了乌有。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尘埃落定之际，自以为从此河清海晏、天下太平的爱新觉罗统治者们，便慌忙不迭地将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淮军进行大幅度的裁撤。
只是高枕无忧的日子似乎太过短暂，南方的“发逆”才刚刚平息，长江以北的“捻匪”又再起波澜。
1863年，太平天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其北方的亲密盟友“捻军”，位于安徽雉河集的大本营被清军僧格林沁攻破，两万多捻军全军覆没，只余张宗禹领兵在外，侥幸逃过一劫。
1864年，彷徨无依的张宗禹辗转在安徽寻得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两军联合后意图由皖省东进解天京之围，只是联军征程未半，天京城已然陷落。
当年11月，这支二十万人的勤王大军也在安徽黑石渡被围而全军覆没，仅剩遵王赖文光、捻军张宗禹率五千余人冒死突围而出。
此后，遵王率领太平军余部加入到淮北鲁南捻军起义失败后的残存队伍之中，而这批太平天国骨干的到来，也为垂垂老矣的捻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全新的能量。
赖文光等人依据太平天国的成熟经验，对捻军松散的组织结构和落后的军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捻军也逐步由过去小富即安的乌合之众，蜕变为具有明确反清目标的农民武装力量。
这支由残存的农民起义军重新改编整合而成的部队，既有旧捻军的血肉和骨骼，又融合了太平天国的精华与魂魄，因此被后世称为“新太平军”或者“新捻军”。
新捻军成立之初，便大力推行“易步为骑”的战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原野之上纵横驰骋，以流动作战的形式不断骚扰和袭击清军。
清政府苦不堪言，只能再次祭出号称“北方长城”的最终武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曾经围攻雉河集和黑石渡，全歼旧捻军与西北太平军的僧格林沁，以蒙满骑兵而扬名天下，可以说是清政府最后的倚仗。
科尔沁亲王出手果然非同凡响，一番追剿围歼之下，逐渐将羽翼未丰的新捻军压缩到山东曹县偏僻一隅，眼看捻匪命悬一线，存亡只在旦夕之间。
正当紫禁城翘首以盼山东的捷报时，不料噩耗突然传来，高楼寨惨败，僧格林沁当场战死，麾下万余骑兵全军覆没。
高楼寨之后，新捻军声威大振，军容鼎盛，并继续顽强地与清军周旋，闪躲腾挪之间，竟逐渐发展壮大到十余万人，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所面临的又一个心腹大患。
曾国藩、李鸿章相继登场
高楼寨的惨败如同一记突如其来的闷棍，狠狠砸碎了清政府岁月静好的美梦，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不得不再次启用曾经剿灭太平天国的功臣曾国藩出马。
曾大帅的用兵之道简洁而实用，总结起来无非“结硬寨、打呆仗”而已，这一套对于太平天国曾经无往而不利。
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865年的曾国藩，并没有根据对手战术的变化而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措施，仍然沿用“以静制动、重点防河”的守旧策略。
需知新捻军以骑兵为主，行踪飘忽不定，强于流动作战，并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在曾国藩“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这种守株待兔式的围剿之下，捻军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淮河流域向南，“流窜”到了湖北地区。
再加上太平天国之后，湘军惨遭肢解，曾国藩出任钦差时，手中仅有未被裁撤的湘军刘松山部八千人，以及李鸿章淮军“铭”“盛”“鼎”“树”四营约2万余人，加之后期东拼西凑的兵弁，也不过区区六万之众。
直属的湘军人数捉襟见肘，非本系统的淮军又难以驾驭，曾国藩真正能够掌握并加以利用的兵马少之又少。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针对性的战略战术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和总结方能成功，即使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也并非一蹴而就，前期也遭遇了许多挫折和失败。
而清政府又迫切的希望在短时间内将“捻匪”彻底剿灭，曾国藩一遇失败，朝廷便严责不断，御史弹劾又纷至沓来，手足无措且心灰意冷的曾国藩，干脆上书告老还乡。
随后，晚清政府慰留其出任两江总督，而安排曾经的淮军主帅李鸿章出任钦差大臣，继续督剿捻军。
与湘军类似，淮军虽然也在大战后遭到裁撤，但毕竟保留了五万人马，皮肉虽去而骨架犹存，加之李鸿章背后，有上海庞大的士绅集团为其提供财政保障，上任伊始，李鸿章身边便迅速集结了超过十万人的剿匪部队，总体而言，李钦差比曾大帅当时所面临的处境，确实要强上不少。
而在曾、李交接伊始，新捻军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长期的流动作战，部队无法得到及时的修整，物资补充也比较困难，赖文光遂决定于1866年10月将部队一分为二，由张宗禹率部分人马西进陕甘，联络当地回民起义军，是为西捻军，而赖文光则继续在中原腹地与清军周旋，史称东捻军。
1866年10月21日，三万东捻军在赖文光的率领下，由河南进入山东，准备突破清军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达到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的目的。
但几次抢渡运河均未能成功，身后追兵又至，赖文光无奈只能放弃原定计划，于12月中旬回经河南南下湖北，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而后入川建立根据地。
李鸿章与新捻军的交锋
李鸿章掌握到东捻军进入湖北的动向之后，便计划由李昭庆（李鸿章胞弟）从北面的河南堵截捻军北上，刘铭传、张树珊等老牌淮军悍将由南面的湖北进攻，湘军第一悍将，鲍超则率霆军扼守襄樊，阻止捻军窜入四川。
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在兵力充沛的情况下，逐步压缩新捻军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李鸿章三面合围的策略，在战略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大兵团多方位的协同作战对于指挥体系具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当时的李鸿章和淮军，还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为赖文光东捻军在其内部继续穿插机动创造了可能。
1867年1月，捻军作势佯攻武昌，在吸引南路淮军主力注意后，又迅速回师湖北西部德安，并设伏将驻防于此的湖北提督郭松林部八营湘军全歼。
同月下旬，赖文光的部队又遭到淮军张树珊的追击，东捻军继续使用惯常的诈败溃逃套路，将淮军悍将引诱至远离大部队的偏僻处进行伏击，张树珊阵亡，所部六营淮军尽墨。
随后，东捻军在钟祥臼口附近数次抢渡汉水未成，便在京山西南的杨家洚、拖船埠、尹隆河（今永隆河镇）筑墙修垒，转攻为守，以待时机。
时淮军刘铭传部正由河南向鄂中疾进，湘军鲍超部正由襄樊南下，企图把东捻军消灭在臼口地区。
自程学启嘉兴阵亡后，刘铭传便是淮军中当之无愧的第一悍将，其麾下铭字营，不仅人多势众，而且在李鸿章强大财力的支持下，全部列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恩菲尔德P1853式步枪或法式的米涅步枪。营中还有直属炮队，可谓装备精良、兵强马壮。
而湘军鲍超霆字营，更是威名赫赫，在晚清众多武装力量中，绝对属于巅峰的存在，主帅鲍春霆经大小百余仗，身被数十创，而未尝一败，彪悍绝伦，勇冠三军。麾下霆军兵弁皆募自湖南乡间无赖或亡命之徒，战场之上，奋勇争先，悍不畏死。
1867年2月18日，淮军铭字二十营约一万人进驻京山下洋港，湘军霆字三十二营共一万六千人抵达臼口镇，湘淮两军最强王牌，已做好直扑尹隆河畔赖文光东捻军的准备。
尹隆河畔的巅峰对决
眼见敌军来势汹汹，并有合围之势，遵王赖文光计上心头，决定各个击破，先以箭射书入刘铭传大营，言辞之间对其极尽挖苦讽刺，嘲笑其能力智谋均不及鲍超，“好言规劝”铭军切勿单独行动，还是识时务的和霆军联手进攻才是正途。
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
同为湘、淮两军之翘楚，刘铭传和鲍超私下关系本来就相当微妙，鲍超成名较早，常以宿将自居，对后起之秀的刘铭传多少有些轻慢之心，而刘铭传则认为鲍超悍而无谋，不过逞匹夫之勇而已。
不知赖文光事前是否洞悉了鲍刘之间的矛盾，但这封信，却极为巧妙地戳中了刘铭传的软肋。
按照原定计划，次日辰刻（上午7～9时），淮军从下洋港由北而南，湘军从臼口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谁知刘铭传接信之后，勃然大怒，既懊恼自己在与湘军第一猛将的比较中受到了轻视，又不想让鲍超在如此重大的战役中抢了自己的头功。
上述双重心理的刺激之下，19日卯刻（早上5～7时），刘铭传违背事前约定，提早两个小时率部众开拔，独自渡河攻击东岸的东捻军。
刘铭传以十五营先行，留五营负责殿后保护辎重，谁知刚一渡河，便有千余骑捻军偷袭后方，刘铭传无奈，只能从前队中再抽调三营人马回护后军。
一来一回之间，整个铭军阵型被拉扯成一条长龙，刘铭传不以为意，仍率前军十二营兵分三路向东捻发起冲锋。
赖文光等早有防备，立即也分兵三路迎敌，东路由号称“项羽再世”的捻军将领鲁王任化邦率领，此人的骑兵指挥造诣在当时堪称独步天下，而偏偏与之对战的这一路淮军又相对较弱，东路捻军轻易击溃当面之敌，又顺势向刘铭传亲自坐镇的铭军中路发起冲锋。
刘铭传正与同样位居中路的遵王赖文光陷于苦战，鲁王的突然袭击瞬间将中路铭军拦腰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趁此良机，赖文光、任化邦再合力夹击铭军西路的唐殿魁部队，原本唐殿魁在这一路还稍微占据上风，但随着对方生力军的到来，战场局势瞬间扭转，数万捻军轻易将唐殿魁部重重围困，并将之全歼。
两翼部队全被击垮，此时刘铭传再想撤退也为时已晚了，捻军开始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剩余淮军展开围杀。
本来铭军兵力就处于劣势，贴身肉搏之际，先进的洋枪火炮又无法发挥威力，兵弁虽然悍勇，但经过长达一个时辰残酷的白刃战之后，刘铭传身边也仅剩二百余亲兵。
绝望中的苦战最是难熬，眼见突围无望，铭军众人万念俱灰，“俱脱冠服坐地待死”，也是刘铭传命不该绝，就在最危急的时刻，鲍超霆军按照约定时间抵达了战场。
此前赖文光并没有布置侧翼的防护，而正全神贯注于围剿刘铭传的捻军将士，又完全没有注意背后敌人的突然靠近，霆军各营“枪炮齐施，刀矛并进”，捻军猝不及防之下，被鲍超打了个措手不及。
赖文光见霆军突袭，并未慌张，仍高呼“今日斩刘捉鲍，长驱西上”，来激励麾下士兵，无奈捻军部众经历长时间的恶战，体力耗尽、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为减弱。
而霆字营与铭字营不同，并不依赖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敌，其所不惧且更为擅长的就是贴身肉搏、白刃厮杀，此时占得先机，哪肯轻易罢休。
绝处逢生的刘铭传，眼见鲍超及时赶到，也信心大增，再次组织剩余亲兵发起反击。
血战由晨至昏，尹隆河畔，尸骸遍野，血肉横飞，最终捻军死伤惨重，渐渐不敌，赖文光、任化邦只得被迫率余部撤离战场。
战后余波
尹隆河血战，捻军先胜后败，最终伤亡及被俘达到一万八千余人。而与实力受损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其西进四川的战略计划被彻底粉碎。
由此看来，尹隆河虽然不是捻军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但其战果却直接影响了捻军接下来一系列的军事决定和行动计划，并为此后不久的1868年，东捻军在山东胶莱河寿光地区全军覆没埋下了伏笔。
清军这边，虽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刘铭传因贪功冒进而险些全军覆没，战后为逃避责罚，竟诬告鲍超霆军迟缓拖延，未能及时抵达战场，以致铭军深陷重围。
李鸿章精于官场之道，当然知道尹隆河一战背后所牵涉的内幕，只是铭字营是淮军的脸面，刘铭传更是他麾下爱将，作为淮军主帅，出于袒护部下的私心，便依照刘铭传的口径具本上奏朝廷。
而鲍超即非湘人，也不是湘军嫡系，曾国藩也犯不着为他与李鸿章翻脸。此时湘军已名存实亡，自然更无人为鲍超出头辩解，可怜鲍春霆浴血奋战，本以为会因功受赏，谁知等来的竟是朝廷的严责。
鲍超人微言轻，蒙此不白之冤而无法申辩，愤而奏请开缺，告老还乡。湘军第一悍将，就这样匆忙告别了战场。鲍超之后，其麾下霆军随即遭遣散，所属人马也被淮军各部瓜分，曾威名赫赫，功勋彪炳一时的霆军，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