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父母官”都爱“自己的孩子”
9月19日，“贵阳说法”前天发了篇《交通事故偶然发生，就“不敢”防疫了吗？》的歪嘴文章。文章针对公众的诸多质疑，不顾法律、道德、人性，昧着良心当起了打手。
文章的最后这样总结：
文章一出，网友不但不认可，反而一片痛骂。
面对网友的骂声，“贵阳说法”接下来，作了一番令人哭笑不得的操作。
也许是因为此文已经10万+，“贵阳说法”舍不得删除，于是仅仅在原文上作了修改：
把“为官者都是百姓的父母官”12字删除，将【我们的“父母官”】8字改成了“有关部门”。
由于公号文章修改字数限制20字，【“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呢？”】这句删除不了。因此，修改后的文章变成了这样：
此刻，网友更愤怒了，有的痛骂“贵阳说法”是“八字缺爹”！
在公众持续谴责下，最终“贵阳说法”很不情愿地删除了这篇无底线的文章。
“父母官”是封建社会产物
原本许多人以为，“贵阳说法”是个官方账号。
查询才知，这是一家认证主体为信息咨询服务公司。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公众号简介居然堂而皇之地写着：
“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咨询，知法学法守法用法，与法律人同行。生活中权威的法律咨询平台之一！”
“父母官”一说，出自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29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文中写道：
汪知县在轿上听见，自觉没趣，怒恼愈加，想道：“他纵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请过数遍，不肯来见；情愿就见，又馈送银酒，我亦可为折节敬贤之至矣。他却如此无理，将我侮慢。且莫说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该如此。”到了县里，怒气不息。汪知县怒气不息，是他觉得自己是百姓父母，卢太学慢待他，就是对父母的不尊重。
冯梦龙所写的“父母官”故事， 时代背景可是封建社会。
那还是皇权时代，皇上贵为“天子”，普天之下皆为皇土，全国人民都是他的子民。州官、县官叫什么？“父母官”！
某些人一旦戴上官帽、登上官位，立马变身为民之父母。
那个时候，“父母官”属于“治人”阶层，“子民”属于“治于人”阶层。
这种“治”与“被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决定了二者社会地位的高下，政治权利的有无，以及人格尊严的天壤之别。
自称“父母官”，是“官本位”思想作祟
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就已经走向共和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共和，但中国事实上已废除了封建君主制，至少不再有皇帝这个官职了。
即便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称帝83天，他还是为自己的倒行逆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终于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人民翻身得解放，这可谓大快人心！
虽然早就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但是依然有人做着“父母官”的梦，也依然有人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子民”。
他们身体进入了新社会，思想意识却仍留在封建的旧中国。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
明明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是有些官员一开口，还是“官本位”和“子民”的那一套。
官员喜欢自称“父母官”，其实就是封建主义的“官本位”意识的体现。
喜欢称官员为“父母官”，其实就是把自己等同于“子民”，自甘为奴。
前些年，央视《对话》栏目做过一期“中国经济十强县拷问幸福GDP”，主持人陈伟鸿在开场白里，竟然直接称十强县的当家人为“父母官”。
而十强县的官员们，竟然坦然接受了“父母官”这个落后的称谓。
“父母官”这顶帽子，作为国家级媒体，央视真敢送；作为县级干部，这些官员竟然也真敢戴。
公众号“宾曰语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应邀参加了某县在省城的一个同乡酒会，参加酒会的大多是该县在省城混得还说得过去的场面人物。既然是酒会，肯定是要喝酒的。酒杯一端，话题无边，来自家乡的年轻县长春风得意，红光满面，一口一个“我们作为家乡的父母官”，和大家频频举杯，而省城的这些“子民”们虽然降了辈分，热情却是高涨，轮番给“父母官”敬着酒。
口口声声称自己“父母官”的县长也就40来岁，不知是老酒喝高了，还是古装戏看多了，亦或他身上原本就有浓重的“父母官”情结，不然怎么老想着给百姓当父母呢？
作者还写道：
这些年，我经常在调研中遇到市级、县级的官员，经常碰到这些官员称自己“我作为父母官，要造福一方百姓什么的”。我经常当面纠正“你是百姓的儿子官”。虽说这些被纠正称谓的官员心里很不舒服，但总比乱了辈分的好。
不光是官员，一些在衙门内执事的小衙役，也做着百姓父母的混账梦。
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担任广东的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不仅领导了广东的改革开放，还担任过黑龙江与辽宁两个省的省委书记，一共担任了三个省的省委书记。
任仲夷生前，对群众把官员称为“父母官”极其反感。1996年10月，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访谈录。他说，这把干部与群众的两者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
他越讲越激动：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应是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来不以高高在上的“父母官”自居，还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饱含浓厚情感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中国人。
焦裕禄也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儿子”：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夜，县委开会的第一项内容是集体到火车站看望即将背井离乡逃荒远去的群众，这景象在每一个县委成员心中掀起了愧疚的波澜。焦裕禄用这种方式，激发县委一班人的责任感；大雪封行，焦裕禄忍着急剧的肝痛，走村串户，访贫问苦，面对病倒在床的老人家“你是谁”的问询，焦裕禄言出肺腑：“我是您的儿子......”
焦裕禄、孔繁森，他们是当代公仆的代表，是人民心中的丰碑。
把自己定位于人民的儿子，就要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时刻放在心上，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树立共产党人的形象。唯如此，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