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关键时期，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又先后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建交，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闹出过外交的大乌龙事件。
这事发生在1973年，主角的名字叫做周伯萍，当时由于他的失误，差点酿成了大错，就连脾气一向很好的周恩来总理都发了很大的脾气，可见其失误的严重性。
从粮食部到外交部
周伯萍是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人，21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因优异的表现成为一名军政干部，负责粮食署的工作，也是一名历经革命战火的老同志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伯萍被任命为国家粮食部的副部长，并身兼多职。
说起来，周伯萍和周恩来总理虽然一个是安徽合肥人，一个是江苏淮安人，但他们是有一点亲属关系的。
周总理的恩字辈与周伯萍父亲的孝字辈正好相当，算起来，周总理是周伯萍的远房堂叔。
周总理很器重周伯萍，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而是因为周伯萍为人稳重老实，敢讲真话，做事认真细致，从不弄虚作假，是个党的好干部。
周伯萍有高超的算盘计算能力和超强的记忆能力，在粮食部中主要负责数据的统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周总理常把周伯萍叫到中南海的办公室单独谈话，询问他一些问题。
粮食部中有人不满，说周伯萍并不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周总理便给周伯萍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堵住其他人的嘴。
在粮食部时，周伯萍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此外，他还一直都有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其他副部长所没有的，足见总理和主席对他的器重。
1959年到1961年，中国出现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而周伯萍凭着他的能力和魄力，几乎化解了这次粮食危机。
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那段经济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兴致很高，并且推测越来越多，数据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有时两个数据摆出来相差了上千万，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
然而，这些数据是中央调拨粮食的依据，出不得差错，于是，周总理把统计这些数据的重担交到了周伯萍手上。
当时，全国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便是统计全国各地的“缺粮人口”，这项数据基本上是由地方一层一层上报到中央的，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差错。
因为少报的话就意味着救济的粮食少，会饿死更多的人，多报则意味着欺骗国家粮食，是要被判刑的罪过。
“缺粮人口”属于机密数据，只有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知道，而周伯萍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人。
1961年初，周伯萍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发现在全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全国缺粮人口的数量却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全国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周伯萍在反复核算数据后，立刻把这一发现上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听完后神情凝重，对周伯萍说道：“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
随后，周总理拿着数据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建议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并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毛主席思索片刻后，同意了周总理的建议。
周总理委托周伯萍和铁道部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的粮食紧缺情况，把救济的粮食一批批地发往各个地方，解决了这场重大的饥荒。
当时，若不是周伯萍工作上的认真细致，当年的粮食危机怕是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1964年，周恩来总理决定把周伯萍调入外交部工作。这是看中了周伯萍的细心能适应外交部的工作，也是出于当时国内外交人才稀少的需要。
周伯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时，一开始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他从未接触过外交部的工作，而且连外语也不懂，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未跟外国人打过交道，毫无外事知识，以前学过几年英语，可是早已忘了……自认为不是当大使的材料。”
周总理却表示了对他的信心，并且一直鼓励他，让他去试试。周伯萍不好再推脱，只好接手了外交部的工作。
周伯萍开始在空闲的时间里刻苦学习外语，并且常常向外交部的同事请教外交工作上的细节以及注意事项。
外交部的同志出使他国或接待外宾时，周伯萍便跟在一边，细心观察他们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渐渐地，周伯萍也能独立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了。
1967年以后，周伯萍任驻坦桑尼亚使馆临时代办，周总理援建坦赞铁路时，周伯萍也出了很大的力。
周总理见周伯萍不失为一个外交人才，自然更加器重他，也更放心地把很多事务都交给他处理。
乌龙事件
1972年6月5日，新中国和希腊王国建交，同年12月，周伯萍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希腊大使。1973年3月，周伯萍正式向希腊王国递交国书，开始了他的大使生涯。
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因为偶然的粗心，造成了外交的重大失误。
事情发生在1973年的5月7日，周伯萍远赴希腊访问。那天中午，他外出回到大使馆时，见路上多了许多车辆、警哨，街道比平时热闹许多。
周伯萍心想，是不是忘了什么重大的外交活动，于是回官邸后，他让翻译去大使馆查看请帖。
碰巧那天值班处收到了一封请帖，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发来的，发帖人叫科威克。
可就因为这一个字母之差，值班人员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发来的，说是科威特大使馆邀请周伯萍去参加活动。
请帖上的时间实际上是隔天，但翻译接到请帖后也没看仔细，认为是当天，而看看手表，距离活动散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越慌就越是容易出错，翻译以为时间快到了，也不去看清楚日期和发帖人是谁，便扔下请帖匆匆跑去告知周伯萍这件事，周伯萍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刻赶过去。
毕竟在希腊，他们算是初来乍到，如果因一时疏忽错过了什么重大的外交活动，很可能会影响一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
实际上，大使在参与他国举办的活动之前，助手应当把请帖送到大使跟前过目，并详细报告邀请活动的参会人员、活动内容。
如果大使对举办活动的场所不熟悉，相关人员还要先去探路，然后再接送大使前去，而迫在眉睫的周伯萍根本就忽略了这些，也没有向翻译索要请帖。
如果当时他不是那么慌乱，也许就会看到请帖上写的根本就不是科威特大使馆，日期也不是今天，后边的大错兴许就不会酿成。
周伯萍带着翻译匆匆赶回车上，慌乱中也没有询问司机是否认识路。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大使馆的西北处，周伯萍和翻译从未去过，他们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大使馆。
无巧不成书的是，以色列大使馆在当天正好有一个活动。
不认识路的司机误以为人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便随着车流走，稀里糊涂地把周伯萍以及他的翻译送到了以色列大使馆。
周伯萍和翻译刚到希腊不久，没见过科威特大使馆，更没见过以色列大使馆，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以色列的大使馆门口站着一位迎接客人的代表，周伯萍还没有抬头望一下国旗，便误以为那位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他一下车就同这位代表握手，表示祝贺，并解释了迟到的原因。
这时，有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场，她看见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竟同以色列大使馆的代表握手，以为两国有建交的苗头，便过去询问周伯萍，来到这里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
周伯萍的翻译是位新手，把记者说得“这里”（指以色列大使馆）翻译成了雅典。
周伯萍听完后觉得这是在故意挑衅，于是板着脸回应道：“这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记者听完表情茫然，周伯萍也不予理会，直接走进了屋内。
在这里，要谈一谈当时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周伯萍此举酿成了大祸。
在二战时期，中国人与犹太人毕竟都是受害者，所以还是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
但不久后新中国成立了，彼时中东形势复杂，我们分不清以色列到底是敌是友，所以暂时还没有和以色列建交。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保护周边地区的安全，只有周边地区安全了，战火才不会蔓延到华夏大地上。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跟中国的西部地区接壤，与这两个国家交好可以保证中国的边境安全，也可以稳定国内部分穆斯林的情绪，而这两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
所以，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阿拉伯国家数量较多，如果取得它们的信任，新中国就更有把握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于是逐渐偏向阿拉伯国家，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殖民运动。然而，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却偏向美国，还有意侵略阿拉伯国家。
这样一来，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达到了冰点，逐渐到了关闭建交大门的地步。
在国际交往中，我国甚至还表示：“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支持操纵下犹太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进入七十年代后，中国支持阿拉伯和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也依旧没有改变，继续拒绝与其建交，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太大的希望。
但在后来，中国还是同意跟以色列建交，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那已经是后话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伯萍公然进入以色列在希腊的大使馆，还跟以色列方面的代表握了手，让中国在众多国家之间处于不尴尬的境地。
《纽约时报》的记者回去就发表了新闻报道，叙述中国外交部大使周伯萍与以色列大使馆代表握手一事，还予以评论，一时间，国际媒体纷纷转载此新闻，并予以众多猜测。
周伯萍第二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知道，昨天走错了地方，自己闹出了一个外交大乌龙。
总理震怒
周伯萍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以色列问题在当时是特别敏感的，他这一举动不仅让中国处于尴尬境地，更让以色列那一方一头雾水。
在两国关系本就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战争。更重要的是，我国好不容易跟阿拉伯世界建立起来的关系，也有可能被破坏。
周伯萍回到大使馆后，立刻给北京发了电报，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并提出一些补救措施。
随行的年轻翻译内心也十分愧疚，差点以死谢罪，好在周伯萍及时拦了下来。
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周伯萍在大使馆召开了外交会议，决定跟希腊外交部以及阿拉伯使节说清楚。
他是误入以色列大使馆官邸，纯属外交工作上的失误，并不代表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变化。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暴怒，复电同意补救措施，并打电话给周伯萍，让他什么也不要说，立即回国。
周伯萍于15号晚抵达北京，隔天立即去外交部报道。当时，两位外交部副部长跟他谈话，让他不要太紧张，休息两天再写检查。
周伯萍始终觉得自己是罪人，要求上级给他严厉的处分。
旁人告诉周伯萍，周总理对于此事很恼火，当场在办公室发飙，他说：“美国先前出了个‘水门事件’，今天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真是周门不幸啊！”
周总理把这次“雅典事件”定性为“极荒唐、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周伯萍在交完给外交部的检讨后，又写了一份检讨差人送到周总理的办公室。
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总理，只因总理对他那样信任，而他却犯了这样荒唐的错误。
周伯萍
外交部专门针对此次事件召开会议，一致认为这样的错误很严重，但周伯萍反省态度良好，也及时补救了，所以建议免予处分。
最后，还是毛主席“捞了周伯萍一把”，他看到周伯萍的检讨以及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报告后，划掉了其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的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便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做了定性。
主席还对周伯萍做了鼓励，让他不要失去信心，这只是犯了一次错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同时，主席也告诫他，今后无论如何都要长个心眼，绝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伯萍非常感激主席这种宽厚待人的精神，认为自己说到底还是幸运的。
在这以后，外交部让周伯萍先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希腊工作。后来，周伯萍还出使了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给中国的外交工作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晚年时的周伯萍把他一生的外交经历写成了《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一书，为我们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外交工作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