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林徽因36岁这一年，梁思成携全家与“营造学社”同仁流落到四川李庄。傅斯年也流落至此，两家私交甚好。一日，林徽因强撑着病体，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边写边流泪，信里说“这真让我感到可耻！”
傅斯年是我国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与梁思成的胞弟梁思永一起在李庄开展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正因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关系，傅斯年对梁氏兄弟一家的情况尤为关注。
当时，“营造学社”全员的生计问题令梁思成很困扰。
战争导致物价飙升，食品和生活用品越来越贵。作为“营造学社”的“大家长”，梁思成不得不常常奔波于李庄和重庆之间，为社里筹集资金。
回家后，家里还有病妻需要照顾。
林徽因自小有肺病，来到李庄后，对于这里潮湿的天气，阴暗的居住环境，十分不适应，再加上工作强度大，因此她的肺病愈发严重。
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在李庄的这段日子时，说：“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很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
与此同时，梁思永也因为当地的气候问题，诱发了肺病。
这些情况，他们的朋友傅斯年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嘱咐历史语言研究所医务室全力救治，但可惜李庄条件有限，没有针对肺病的药，即便是把医务室财力散尽，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无奈，他只好向朋友朱家骅写信求助，希望他能够帮自己与上头接触，特批一部分款项下来给梁家用于治病。经过几番求助，愣是让上头批了2万元医药费下来。
林徽因得知傅斯年如此费心，自然是感动万分。她马上就提笔，给傅斯年写了一封感谢信——
信里林徽因感谢傅斯年，说承蒙傅大哥多年来的照顾与帮助，觉得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很幸运；同时，她觉得自己生病拖累了社会和朋友，这令她感到内疚和可耻。
深感自责的林徽因，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她就拿起《二十四史》帮梁思成查找资料，并且和他一起讨论、帮忙润色、修改、补充。
而梁思成的身体也遭受着病痛。由于早年车祸导致脊椎受损，他需要时不时穿着铁马甲工作。每当他疼痛发作，抬不起头来，他就直接拿花瓶顶住自己的下巴，继续伏案工作。
就这样，在抗战胜利之际，他们终于编写完了《中国建筑史》以及《图像中国建筑史》。
如果说身体上的疼痛还可以挨过去，精神上的疼痛，才是更煎熬的。
1941年，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一次空战中牺牲，她和弟弟天人永隔；在这之后，“营造学社”存于天津的珍贵资料遭大水淹了，多年的辛苦化为乌有，别提有多心痛了。
经历了这些的他们，始终牢记着他们的使命。
抗战胜利后，他们并没有选择远离大陆，反倒是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文史掌故】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是奉献在建筑事业上的一生。
他们虽然没有像前线战士一样奋勇杀敌，但也在建筑方面充分地“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未来学者的研究之路。
他们在事业上的选择，正如他们在感情上的选择一样。认定了一个人/一件事，就一直走下去，不回头。
当一个人足够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愿意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去学习，他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傅斯年作为朋友和老大哥，对深陷困顿的梁、林两人的帮助，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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