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学校保安已经从过往的可有可无，变成了每个学校的必需品，成为了各地教育规定的一部分。
这样的转变自然是为了维护学生在校内的安全，在持刀伤人、报复社会者行凶小学屡有报道的今日尤是如此。
近日的一起事件就与小学安保有关，但却并非恶性案件，而是一起乌龙。
案情概要
生活中总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意外，有的意外会让人损失财产，有的会让人失去性命，更多的则让人哭笑不得。
2022年9月16日，多家媒体报道了一起当事人曝光的捐款乌龙事件，作为捐赠者的谢先生明显气愤不已。
原来9月8日时，在厦门某小区居住的业主谢先生打算给当地的大同小学捐款100万元，不想却吃了闭门羹。
这不是谢先生第一次给学校捐款，但可能是他最无语的一次。
谢先生选择给大同小学捐款别无它意，纯粹是因为离自己小区近，没想到保安却并不待见自己这个”财神爷“。
谢先生向保安表明自己捐款的来意，并说明自己是附近小区的业主，来到这里愿意给小学捐款100万，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
不过面对如此诱惑，保安却做到了坚守原则，死活不让谢先生进校门，也不愿意向校内报告此事。
保安对谢先生明言道：你捐一千万也没我什么事儿。
与案情无关
见对方油盐不进，谢先生也懒得继续纠缠，将自己的电话和写着捐赠意愿的纸条留给了保安，请其代为转交给校领导。
在回家后，谢先生就开始等着校领导给自己打电话，不料却始终等不到，便彻底怒了，决定不再给这个小学捐款。
第二天，谢先生将这一百万捐给了厦门六中，并把这件事在业主群内曝光，宣泄自己对原意向学校的不满。
此事经曝光后迅速引发轰动，人们对学校如此对待捐款者感到困惑不解。
而经过记者调查以及网传信息显示，涉事校长已经向谢先生发送了道歉短信。
校长表明，之所以没有给谢先生打电话，是因为保安将字条不慎遗失了，也没有告诉自己这件事。
而校长自己也是从网上才了解到此事，对谢先生充满了歉意，同时对他的善举表达了感谢，并表示已经就此事教育过保安。
谢先生则表示，希望校方能原谅保安的无意之失，自己后续如果还有捐款意向，仍会向学校捐款。
而捐给另一学校的100万经记者采访，也确有此事。
法眼浅见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误会，已经得到了较为圆满妥当的解决。
对于保安到底因何始终不愿向校方传达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既有可能是保安不慎遗忘，甚至将谢先生当成了骗子，也有可能是因为其确实觉得和自己无关，因此不太上心。
由于保安尚未在舆论场中发言，该事件又到此结束，他的动机问题可能始终是场悬案了。
而在这起事件发生后，还有人提出了个刁钻的问题：校长能不能向保安索赔？
这个问题估计只有在理论上探讨一下的价值，现实中校长当然不可能向保安索赔，既不实际也无必要。
本案特殊的点在于，如何对谢先生一百万的捐款下定义。
在舆论讨论中，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评价：保安不让谢先生进门，结果害得学校白白损失了一百万捐款！
但在法律上，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一百万从未到过学校的账户上，所有权始终在谢先生手上，自然谈不上损失了“学校”的一百万。
同时，无论是“期待利益”，还是“预期利益”的概念，虽然有点相似之处，可用到本案都不是很合适。
其中预期利益，是指缔约时可以预见到的履行利益，即间接损失。
期待利益，则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期望从此交易中获得的各种利益的总和。
但本案的情况是：谢先生根本就没见到校长，两方压根就没有订立合同。
如果将谢先生的捐款视作一次赠与合同的必要过程的话，他留下的字条至多可以认为是对校长的一份“要约”。
此时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
一是保安到底有没有传达信息的义务？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好像还没有普遍性的规定。
保安的工作从字面理解，自然是负责安保，维护校园安全，好像并没有传递信息给校领导的义务。
但在日常生活中，保安常常所处的工作室就叫“传达室”，似乎又身负传达的责任。
对此作者认为，如果学校本身有工作细则，或者工作合同中有规定，自然可以依照规定。
如果没有的话，发生法律纠纷时，似乎不应在没有依据时扩大其本身的义务。
二是即便保安有义务，他就可能有赔偿责任吗？
对此，作者认为应该是没有的。
保安的失误，导致的是学校损失了一个获得一百万捐款的机会，而非直接导致学校财产损失了一百万。
即便谢先生进到了校园内，在路上也有可能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最终放弃捐款。
比如看到校园里有人随地乱扔垃圾，看到学生对自己不太礼貌，指指点点。
假设谢先生因此产生厌恶情绪，导致最终放弃了捐款，学校难道可以向乱丢垃圾或者举止不文明的学生索赔吗？
显然没有这个道理。
而换一个肥皂剧中常有的家庭伦理剧情，长辈本想将遗产都给大儿子，但因为别人的谣言中伤，最终将遗产都给了小儿子。
此时，大儿子从道义上的确遭到了损失，但他不论是向传谣者还是弟弟起诉，都难以获取成功。
对于这种造成“机会”丧失的行为，目前尚无太过明确的法律对其适用。
对于本案你怎么看？你认为保安应当赔偿学校损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