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莫言的《读鲁迅杂感》——“挂着狗头卖人肉”杂感文尾时说,莫言的文章没读完。实则因为其后半部分的内容与前面“挂着狗头卖人肉”以恶心人为能事外,多了几分幽怨、愤怒,似“一只孤独的狗在遥远的地方里哀鸣”(莫言语)读来心情甚是为沉重。

文章由想象中正人君子如何批判他关于“挂着狗头卖人肉”的描写,联想到他们是怎样批判《丰乳肥臀》的。称呼也由“正人君子”,转换成“毒辣的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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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辣的先生们”为了捍卫“文学的阶级性”虾腰从靴筒里拔出一柄锋利的匕首从背后捅了我——这想象力真是毛骨悚然!

关于文学有没有阶级性,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当然莫言在过的诺奖后宣布,他们那一代作家,已经“突破了”《讲话》精神。

“不知今日之天下,究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句话应该是某个批评家说的,因为在2009年11月20日,时隔12年后莫言在北大演讲时,再次提到《丰乳肥臀》的争议时已经平和很多了。因为《丰乳肥臀》解封,并销往美国等海外市场,心情大好。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丰乳肥臀》发表以后,发生了一个极端的问题。一部小说发表以后之所以受到很多批评,是因为我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他当作人来写。我看到许多老同志写了许多义愤填膺的文章,“试看今日之中国到底是谁人之天下?”当时我还在军队工作。“我们军队里面居然养了一个为国民党军队树碑立传的人!”
实际上,我也完全理解这些老同志的义愤。他们的观点,他们打下的江山,他们浴血奋战,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他们自然认为,天下是他们的。那么看到一个在这样的军队里有这样的作家,把国民党写得像人,而且像个好人,他们的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

在批判莫言的老同志中,有一位是前中国驻挪威大使徐中夫。他是1940年任南海地委书记,南海独立团政委。是高密县当时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直接领导人之一,亲历了高密的抗日战争。他对《丰乳肥臀》里那样描写共产党八路军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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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怒斥了《丰乳肥臀》《红高粱》,还批评了出版此的出版社、吹捧莫言的头面人物,给它评奖、发高额奖金的单位。

到底是老革命者,对莫言的批判措辞极为严厉:连用“仇恨”“糟蹋”“歪曲”“污蔑”“肮脏”等词语,并把《丰乳肥臀》归入“扫黄”之列,可见厌恶到何种程度。

1999年,莫言在《〈丰乳肥臀〉修订本后记》又提因《丰乳肥臀》遭到“文革”式的批判和人身攻击:

我违心地写了一篇《丰乳肥臀解》为自己辩护。”“我的文章并没有平息对《丰乳肥臀》的批判,反而更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怒,一时间,数十篇无限上纲的文章联袂而出,化用各种名字的告状信也纷纷地寄到了我所在单位领导的手里。

参与批判的军旅作家有前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魏巍等,所以让莫言不寒而栗。

回头再看《读鲁迅杂感》一文,莫言用“光复”“偏将”“复辟了那时代”等词语表达对当时的感受。并联想到:“现今的文坛上,恐怕是布满了右派。如果再彻底一点,重新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按他们的革命标准,现今的中国人,只怕大半没有了活路。”

虽然说得耸人听闻,但莫言恐怕错误估计了形势与自己的号召力。“中国人,只怕大半没有了活路”只出现在旧中国。否则劳苦大众怎么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认可《丰乳肥臀》对“那个时代”描述的人毕竟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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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莫言并没有在经历批判、转业等风暴后,有一丝一毫的悔悟,反污批评者“拉帮结伙”“污蔑”“暗害”于他。讽刺他们“是一些哑巴掺进狗肉里的东西,甚至连这些东西(死人肉)都不如。”莫言这样对待老红军、老八路是不是有些过了?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吗?怎么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接下来,文章又返回去说哑巴卖狗肉之事:

既是历史,又像是特权。又说,即使是在“文革”那种万民噤口、万人谨行的时期,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还是有人可以口无遮拦、行无拘谨,这些人是傻子、光棍或者是装疯卖傻扮光棍。

莫言的村子难道是哑巴、傻子等构成的残疾村吗?还是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莫言说,在“文革”中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曾替一拨聚集在一起搞革命工作的人们去哑巴家里买过狗肉。有一只孤独的狗在遥远的地方里哀鸣着。我的心中涌起了很多怕,涌起了怕被吃掉的恐惧

莫言恐怕忘了13岁五年级时自己就是学校的造反派小头头,带领学生到临县郊县县城串联,被学校开除的经历。

“有一只孤独的狗在遥远的地方里哀鸣着”,大概是魔幻的自己被批判后相对落寞的心境吧。不过,这种哀嚎是用笔写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