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的形成过程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并与罗斯人民族的形成密不可分，它与其他东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起源一起，从新时代的第一个世纪开始在中欧和东欧领土上发生。在四至六世纪，东斯拉夫人的远祖在拜占庭为人所知，七，八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原始公社开始解体，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逐渐变化为地域联系的农村公社和大家族公社)，据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九世纪中叶形成了一个国家--基辅罗斯。由于鞑靼-蒙古人的入侵，它在十三世纪消亡了。这时，它已经经历了大部分的民族历史，到12世纪时，已经进入了阶段性的蒙昧期--民族的晚年，表现为众多的大公内乱，甚至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无法团结起来，最终导致了国家在西方（立陶宛）和东方（部落）之间的分裂。旧罗斯国家的西部地区在西方的庇护下，为寻求从部落的拯救而来到这里，并被西方世界同化了。旧罗斯国家的东部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古代鲁西人设法保持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十三世纪开始从旧俄罗斯民族、芬兰-乌戈尔族、突厥族和列托-立陶宛族的残余实体中形成现代俄罗斯民族。
因此，俄罗斯的民族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并与两个民族--古罗斯和现代俄罗斯的民族生成有关。因此，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俄罗斯的文化史上有两个相应的时期，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和一种文化。（这里笔者不认为俄罗斯承袭基辅罗斯正朔，只能算一个分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但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俄罗斯人的心态特征，是在基辅罗斯国家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弗-克柳切夫斯基强调了地理因素在俄罗斯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克柳切夫斯基在其作品《俄罗斯历史进程》中认为，正是俄罗斯平原、河网和河间、森林和草原、河流和广阔的田野、沟壑和沙地--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俄罗斯人的性格、经济类型和国家地位，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森林和草原对俄罗斯人的民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毕竟，俄罗斯正是在这两个区域的边界上，沿着大大小小的河流定居。当受到外部敌人的攻击时，森林成为可靠的避难所。但是，森林里窝藏着强盗，野生动物生活在森林里，森林不得不与之抗争，艰难地夺取新的领地用于耕种。因此，我们可以说，森林对俄罗斯人来说始终是艰难的，他不喜欢它，并带着各种恐惧居住在那里。罗斯人对草原有着同样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是广袤和宽广，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众多游牧部落的永恒威胁。罗斯人对河流的热爱是克服森林和草原之间这种明显对立的手段；河流是养家糊口的人，是探路者，也是秩序和人民公共精神的教育者。河流培养了企业家精神，养成了合作行动的习惯，使分散的人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人们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
广袤的平原，荒凉而单调。平原上的一个人被一种不受干扰的和平、孤独和沉闷的思考所覆盖。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造成俄罗斯人精神特性的原因，如精神上的软弱和谦虚，语义上的不确定和胆怯，不受干扰的平静和沉重的绝望，缺乏清晰的思维和精神睡眠的倾向，沙漠生活的禁欲主义和创造力的无对象性。
俄罗斯景观的一个间接反映是俄罗斯人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甚至克柳切夫斯基也注意到，古罗斯的农民定居点由于其原始性，没有最简单的生活便利设施，给人的印象是游牧民族的临时性、随意性停留。这既是由于古代长期的游牧生活，也是由于不断摧毁古罗斯村镇的众多火灾。其结果是俄罗斯人特有的不扎实，表现为对家庭设施和生活舒适的漠不关心。这也催生了对自然及其财富的漫不经心和漠不关心的态度。
N.别尔嘉耶夫发展了克鲁切夫斯基的观点，他写道，俄罗斯灵魂的景观与俄罗斯土地的景观相对应。因此，在俄罗斯人与俄罗斯自然界的所有复杂关系中，对它的崇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在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名称（自称）中找到了非常特殊的反映。俄语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都是用名词名称称呼的--法国人、德国人、格鲁吉亚人、蒙古人等等，只有俄罗斯人用形容词名称称呼自己。这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人属于比人（人）更高更有价值的东西的体现。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更高的地方就是俄罗斯，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而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俄罗斯（土地）是主要的，人是次要的。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对祖国、地球母亲、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人民最高价值的承载者的特有提法提醒了这一点。
对东方（拜占庭）基督教的接受在罗斯人的心理和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罗斯接受洗礼的结果，不仅是俄罗斯进入了当时的文明世界，国际威望的提高，以及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外交、商业、政治和文化关系。洗礼不仅推动了基辅罗斯宏伟文化的创造，也推动了古老的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本身。从这一刻起，确定了俄罗斯在东方和西方、敌人和盟友之间的地缘政治地位，确定了俄罗斯历史的意义和目的。从这个历史事件中，俄罗斯，然后俄罗斯选择了向东方的方向。从那时起，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向东部方向发展。鞑靼人的入侵推迟了它，但并没有阻止它，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俄国的
过去，东正教会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菲洛特奥斯，他曾向巴西尔三世呼吁，宣布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永远不会有第四罗马"。天主教试图在教皇的权威下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神权，并使世俗统治者屈服，与之不同的是，东正教几乎从未向往过神权。从拜占庭借来的辉煌和权力可能是采用东方版基督教的最强烈动机（成为一个与拜占庭同等的强国）。由于其对世俗权力崇拜的辩解（凯撒封建主义），东正教也在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确立了自己的道德和宗教理想。其结果是世俗主义和灵性的密切互动和深层的内在统一，而这只是随着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开始瓦解了。
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立场在自由和必要的结合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这一点最早是由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领袖阿-霍米亚科夫提到的。他认为，真正的基督教会首先是一种深刻的精神纽带，它在爱和真理中把众多的信徒联合起来。在所有的基督教教派中，只有东正教会符合这一理想，它将统一和自由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人民的和谐统一的理念。在天主教和新教中，违反了合议制的原则。在第一种情况下，以团结的名义，服从于教皇，在第二种情况下，以自由的名义，个人主义的胜利。换句话说，在东正教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但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只表现在一个协和的协会中，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其结果是，作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理想，对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渴望同时得到了巩固。
这种对立面的组合不能不说是矛盾的，不稳定的，准备爆发冲突。它导致了所有俄罗斯文化核心的不可解决的矛盾--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普遍同意和专制独断，农民社区的自治和僵化的中央集权。关于这些特征可能共存的乌托邦思想在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存在于民间意识中，体现在贝洛沃迪的传说和基特日的童话城市中，对它的追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现实要求相反--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胜利。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就是这样出现的。根据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都生活在一个被敌对民族包围的军营中，并发动了防御性战争。根据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S. Solovyov）的计算，在十一至十五世纪期间，莫斯科罗斯平均每年“抵御”一次入侵。而从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它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扰的以及侵略其他国家的需要导致了高额的军费开支，这耗尽了本已贫乏的国库。在某些年份（如1705年），它们达到了预算总支出的96%。但即使在比较平静的年份，也很少低于50%。这导致了俄罗斯特有的发展类型的形成--动员。这种类型的特点是通过在社会各部分最大限度地过度集中和过度伸展来使用物质和人力资源。这种发展是在必要资源（财政、智力、时间、外交政策等）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发展的内部因素不成熟，没有准备好解决为社会设定的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政治发展因素优先于所有其他因素的想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因此，国家的任务和民众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它包括需要通过任何手段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而损害个别经济主体的利益和目标。这一矛盾以国家在与民间社会关系中的优先作用的形式得到解决。
为了确保加速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密集地使用所有可用资源，特别是人力储备。这是在经济以外的胁迫性力量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此国家具有越来越多威权主义的特质
建立对整个社会体系的永久和全面控制使国家成为极权主义，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镇压机器作为强制和暴力工具的特殊作用。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人一直以来表现出的对国家的厌恶。但同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所有这些对国家的厌恶，保卫国家的必要性被宣传为每个俄罗斯人的首要职责。因此，人民有无尽的耐心，对当局几乎毫无怨言地服从。
俄罗斯动员式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和社区原则的首要地位。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全世界”应对多种危险，形成了个人利益服从社会任务的传统。据GG.费多托夫（Г. Федотова）认为，奴隶制不是由统治者的任性决定的，而是由一项新的民族任务决定的：在贫乏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帝国。俄罗斯哲学家叶夫根尼也是这样想的。他认为，俄罗斯国家的平原和草原性质在其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平原不能容忍任何可能超过它的东西。因此，在莫斯科罗斯，为了对抗鞑靼人来自外部的平等主义愿望的威胁，沙皇的权力本身必须成为国家的唯一高点，并将其下的一切变成一个平面。等级制的手段始终是纵火、抢劫和针对个人的暴力。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的个性隐藏在俄罗斯的集体主义中。
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所有这些特点形成了它缺乏文化核心的特点，导致了它的模糊性、二元性、二元性，并不断地试图将不可调和的东西结合起来：欧洲和亚洲、异教和基督教、游牧和定居、自由和专制。这也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文化动态的主要类型是反转（按摆动类型发展），从文化意义的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的波动。
不断追赶侵略邻国和保卫本国免遭报复的愿望，导致新旧元素在俄罗斯文化中不断共存；未来在还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到来，而过去却不急着离开，保守的传统和习俗被长期坚持。同时，新的东西往往是作为一种飞跃、一种爆炸的结果出现。历史发展的这种特殊性解释了俄罗斯灾难性的发展类型，包括不断地暴力拆解旧事物，为新事物让路，然后发现这个新事物并不像以前看起来那么好。
俄罗斯文化的二分、二元性质也是它具有特殊灵活性的原因，俄罗斯学者认为它能够在民族灾难和社会历史动荡时期适应极其困难的生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