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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四环农贸市场,藏身于北京二环内的大半截胡同,这里有一家没有围墙的幼儿园,家长可以随时进幼儿园,带娃、陪伴甚至是代课成为校长。在更多的场合,这所幼儿园被主办方者家长称为:四环游戏小组。小组接收的孩子以非京籍为主,既有农贸市场里菜贩的孩子,也有追寻新教育方式的中产阶级。

这是一场业已持续18年的教育实验。让父母尽可能地参与教育,不仅给孩子带来了不一样的幼儿园体验,父母们也在这里成长、蜕变。

没有大门

女儿糯米两岁第一次上幼儿园,杨光答应在门口等她。她对女儿说想妈妈的时候可以来找妈妈。糯米出来做操,看到妈妈在围栏外,她个头小小的,只走出了两步,就被老师抱走了。

入园的初体验让糯米对上学很抗拒,每天早上变着花样不肯出门。持续了一个月,杨光不忍心女儿这么痛苦,决定退园。

这是2019年的事,杨光刚复工,找到一家教育培训企业做运营,工作繁忙,她想不如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经过考察,她选择了家附近一所私立幼儿园,学费加餐费每月七千多元。

面对孩子的分离焦虑,杨光工作两个月提出辞职,在家陪伴女儿。一年后,她先后报名了三所普惠幼儿园,女儿还是眼泪汪汪的,不肯入园。情急之下,她想起一所偶然看到的特别幼儿园,上面写着允许家长陪园。

第二天她就带女儿去到幼儿园。它的位置很不好找,沿着北京二环的大半截胡同走到深处,银灰色的大门看上去像一户人家,门口除了门牌号之外,无任何字样。那所“幼儿园”叫四环游戏小组,是一所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社区公益组织。

刚进门老师就告诉杨光,这里的大门从不封闭,家长可以随时进出。女儿糯米很喜欢这里,理由非常简单——妈妈可以和自己一起上学。

2020年9月,糯米3岁,成为四环游戏小组的新学生。她的同学包括途途:一个4岁的小男孩,杨群原:5岁,郭羿辰:4岁,辉辉:4岁,俊熙:4岁,暖暖:5岁,还有2岁的果果,她是小组年龄最小的孩子。这里没有所谓的大班小班,孩子混龄上学,也没有严格的入园时间,随时可以加入。

带孩子进四环游戏小组,沈腊梅看重它的实在,一个月的学费仅需600元(现在800元)。沈腊梅和丈夫在胡同里经营小卖部17年。一家6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内生活。2013年,3岁的大孩幸运地排进了公立幼儿园。等到2018年,老二到入园年龄,只能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收费4000多。她有些犯难。

游戏小组的孩子,90%是非京籍的流动儿童,他们是个体户、临时工、服务员、公司职员的孩子。这些父母送孩子来这上学的理由也相当朴实——有的进不去公立园,又没有足够财力进私立园;有的因为在家无聊,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又或者是为孩子上幼儿园做预热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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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家长们和孩子一起游戏

没有刚性的户口、学费门槛,小组如同一片绿洲,接纳了够不上条条框框的孩子们。这里敞开大门,没有限制,无条件的接收孩子。唯一需要遵守的规定是——每周每户家庭必须参与半天的教学轮值。月初,老师挨个询问家长,确定好时间,再把写有家长名字的值班表贴在教室的墙上。

18年来,这项规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是项目设计者们的巧思,他们希望家长参与课堂,更确切地说,是尽可能地陪伴孩子的教育。

沈腊梅第一次陪着儿子途途走进课堂。那是一栋小小的房子,只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用小盆种了些植物和蔬菜,四间平房作为教室,空间不过百来平米。孩子们没有固定座位,四处玩耍。沈腊梅扎进孩子堆里,显得有些局促。

老师张意雪指着墙上的板报示意,那里写着几个大字:家长值班,可以干什么?一是打扫卫生;二是和孩子一起玩,讲故事;三是配合老师,维持秩序;最后一条写:尽量是爸爸妈妈来值班。出身农村,沈腊梅没有上过幼儿园,但她明白,这地方和其他幼儿园不一样。

儿子途途很自然的融入,几乎不需要适应的过程,他看见一辆小车,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有时老师会领着孩子们阅读绘本,有时是剪纸,画画。沈腊梅就坐在儿子旁边,静静地看着。

在小组,沈腊梅认识了另一位妈妈杨光。杨光是家长里学历比较高的,她主动说起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自己离职的经历。沈腊梅稍许有些惊讶,只是这样也值得大人放弃工作?

深聊开去,两位家长对育儿有了更多的共鸣。沈腊梅提到,自己生大孩时,不懂得如何做妈妈,只是将孩子放进幼儿园,下课后再去接。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三年里几乎没在幼儿园大便,都是憋着回家解决。那时,她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问题,老师跟家长最常用的交流方式是在群里发通知,家长之间也都不太认识。

妈妈将自己的烦恼倾吐出来。如今大孩12岁了,不怎么和她交流,也不爱写作业,内向,社交有小问题。

游戏小组上午8点半上课, 11点下课,中午不管饭,家长们需要将孩子接回去,下午2点再送回来上课。沈腊梅租的房子就在附近,陪伴孩子让她感到放松,还可以和家长交换一些信息和看法。现在,去教室已成了她每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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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陪孩子一起上课

教育实验

不是所有家长都喜欢这里。

园内的门窗有些破旧了,水泥地面有几处坑洼不平。一些家长会说:“这么简陋呀”,“有空调吗?”,“也没有游乐设施。”他们领着孩子看一圈就走了。除了资金问题,老师李青田有另一番解释:过去这里只招收市场摊商的孩子,家境不会太好,学校布置的漂亮,孩子会不自在,也会有比较,甚至,会嫌弃自己的家。

事实上,四环游戏小组就脱胎于农贸市场附近家长和孩子群体。它的出现源于北师大师生的一场调研。

2004年,张燕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她一直关注社区教育,其含义是让父母互助育儿。课堂上,有一个学生介绍说,位于北京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流动儿童,他们急需帮助。

在市场里,这群师生发现80多个放养状态的学龄前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托幼机构。当时的北京,非京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想进入公立幼儿园非常困难。父母需要提供在京务工证明、居住证、连续缴纳社保证明等“五证”。对个体摊商最为难的,就是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

一些家长也尝试把孩子送进私立幼儿园,但这些常常半夜进货、天不亮就要出摊的人们,没有精力遵循幼儿园严格的接送时间。市场里的孩子整天像猴子一样东走西窜,处于散养状态。

摊商家庭的父母普遍觉得来北京是要赚钱的,孩子会自己“混”大,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去上学就好。可父母长期不管不顾,对孩子的教育和发展都有不良影响。张燕当时想,能不能在流动人员的居住地,发动家长互助,为这些儿童提供一定的学前教育?

一场由师生发起的育儿支援行动,就这样开始了。四环农贸市场免费提供了一所废弃库房和一间大院,供孩子们活动。师生们想得很简单,只要带头组织一些活动,就能发动家长。

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商贩们忙着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与。他们只好求助于市场管理办公室,请来了一些家长和孩子,但家长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志愿者只能用实际行动。他们跟家长交流育儿经验,陪孩子做游戏,坚持了一个星期,孩子们非常喜欢,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到这里来。

最多时,小组接纳了30多个孩子。老师都是北师大的研究生,这是张燕带学生的规矩——从研一开始,就要待在“农贸市场”:参与教学,写总结、教学日志,每周参加游戏小组的例会。

孩子们有了去处,形成了熟适的社区感。可张燕志不在此,她不断启发自己的学生,他们不是来帮流动家庭父母带孩子的,学生们迟早要毕业。张燕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要使家长从被动接受服务到主动参与。

师生们开始想各种招,让家长融入课堂。他们去到市场的摊位上给家长做工作,管这叫“下摊位”。和家长聊聊孩子在课堂的表现,了解他们是怎么和孩子相处的。为了让家长参加家长会,他们替家长卖菜,卖包子,换家长去小组参加活动。他们还建立了家长值班制度,同时设立家长会、读书会,组织户外活动。

半年后,摊商父母才第一次真正走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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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孩子们在小院里活动

2009年,马楠读研一,参与到小组的工作中来。她记得每周五的教室,白天孩子在上课,晚上家长们围坐在这里,和师生们一起读书。他们读《正面管教》、《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起初父母们很害羞,甚至有些自卑,马楠就带领家长一起读,读完后家长发言,讨论孩子存在哪些问题,该怎么教。

对于来城里务工的父母,参与互动育儿还有另一层含义。他们知识水平有限,遇到很小的麻烦,比如看到什么就要买,不买就哭,妈妈拿小孩没办法。家长们走到一起,聊天中将育儿的思考不断往前延伸。

2014年,四环农贸市场撤市,扎根于市场的家庭面临第一次冲击。面对孩子教育和生计的中断,有的家庭选择和孩子一起返乡,有的为了孩子在北京读小学,临时找点事做。这些年,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变化,小组的氛围,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途途在这里结识了杨群原和俊熙,组成“三剑客”,彼此成为好朋友。沈腊梅也和他们的母亲成为闺蜜。一次早上,沈腊梅带孩子买早餐,途途提出要买四个烧麦,原来是上次杨群原吃了他早上剩下的烧麦,说好吃他就记下了。沈腊梅夸儿子心细,是个小暖男。

打成一片的孩子成为陌生家庭间的关系按钮,互助育儿,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庭关系更近了,产生了信任。孩子们也常常串门,去各家各户吃饭。杨群原的妈妈记录了一次有趣的串门经历:她去接孩子,在胡同口碰见自己的孩子正坐在琪琪妈妈电动车的后座上,一问才知道在课堂上孩子跟家长熟了。

部分孩子的爷爷或奶奶等其他家庭成员也加入其中。几个爷爷们看见厕所门前的地总是潮湿的,找来一堆长木头,动手铺上木地板,这样走路就不打滑了。每次沈腊梅来小组都干个不停,打扫教室,整理教具。她还烧得一手好菜,带一个大保温瓶,孩子们都喜欢吃她做的菜。沈腊梅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从没有一个人看不起我这种外来又没学历的”。

小组是一个混龄教育的环境,老师让大孩子当小老师,负责带弟弟妹妹,还要教他们本领,孩子们“结对子”,也学到了更多。辉辉带比自己小两岁的小宇剪纸,小宇还不太会用剪刀,辉辉就拿着剪刀给小宇做示范。在辉辉妈妈的描述中,她此前常被孩子气得“原地爆炸”。

杨光也观察过自己的孩子,糯米不再粘着她,能独立参加活动。有一天杨光发现孩子知道“想”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了。小院里的白菜开花了,孩子们把它摘下来放在窗台上。糯米突然指着其中一朵说:“这是京京拿来的,我想京京了。”京京因为生病没有来。杨光很惊喜,小小的孩子体验到了友谊的滋味。

园内不需要安装摄像头,每天至少会有2-3个家庭的家长陪同在小组内,参与值班活动,无形中也消除了家长对围墙大门内幼儿园情况的焦虑。家长们几乎都能叫上来每个孩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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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包饺子

妈妈老师

妈妈李青田是对教育觉察是从一次冲突开始的。

这天,女孩们和男孩为一扇门僵持着,女孩们把其中一间教室的门关上,男孩在门口叫门。“让男生也体验一下被关在外面的滋味”,糯米说,她之前总是被男生关在外面。几个男生涨红了脖子。

李青田看到后想劝解孩子们,没有成功。她只好找来经验更丰富的张意雪来解决。张老师把门打开,让孩子们喝水,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

张老师问糯米在屋里什么感受,女孩笑不说话,又问体验到了当大王的感觉吗?她说挺好玩的。男生说不好受。老师说立场都没错,只是都没有替对方考虑。“以后遇到这事怎么处理,你们想想?”张老师提议每次十分钟,时间到了就换人,孩子们都同意这样的处理方式,还算比较公平。

课后,李青田来请教如何处理孩子间的矛盾。张意雪说,孩子是用感受来跟成人交流的,而不是语言。她试着让孩子们自己回答:这样做是什么样的感受?开心么?舒服么?再告诉孩子背后的原因,这样慢慢地,孩子对于自己的需求就能够表达了。

这是性格火爆的李青田从未想过的问题。儿子辉辉是她送进四环游戏小组的。辉辉睡觉前总是闹觉,需要她哄,哄着哄着脾气就上来。辉辉日常好动淘气,老爱发脾气,孩子生气时的表情、语调和李青田一模一样。儿子辉辉对她的评价是“坏妈妈”。

李青田成为四环小组的妈妈老师,源于多种偶然的结合。2011年,时年60岁的张燕即将退休,考虑到学生毕业后,小组将没有志愿者老师,从妈妈中挖掘老师的想法,就这样成型。

在有孩子辉辉前,李青田人生受惠于火爆的性格,她做事风风火火,一路从小地方奋斗到北京。她出生在安徽西部偏远农村,童年的艰苦使得她立志离开,1998年到北京后,从事室内设计十多年来,她很少在零点前上床睡觉。凭借个人的奋斗,靠自己买了房,直到迈入40岁时才结婚生子。

孩子的到来,让李青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奋斗过程。重返职场工作两周后,李青田选择了放弃,她有了孩子,人生的目标变了。在一位妈妈老师离开小组后,李青田替代了她的位置。

刚开始做老师,李青田延续了工作上的利落性格,看到东西掉了立马要捡起来,手脏了她第一时间带孩子去洗手。一次,张意雪带孩子玩陶泥,玩完后去洗手,有几个孩子借此打起水仗来,弄的衣服都湿了。一个家长跑过来责怪孩子。张老师想了主意,让孩子们去清洗玩过泥巴的桌子,既满足了孩子玩水的乐趣,又锻炼他们做了家务。李青田看到这一幕深受启发,提醒自己要慢下来,对待孩子不能太着急。

她在教学日志里记录下这样一件事:课堂上许多孩子都会去抢对方的玩具。她蹲下来慢慢劝解,教他们要事先询问对方可不可以,耐心等待,等对方同意后才可以伸手去取,还要说,谢谢你。不同意时不可以去抢。她要求自己对孩子耐心,并且把耐心传递给孩子。

下雨天,李青田问孩子雨滴是怎么产生的,等到孩子从树上抓下死去的秋蝉,她借此讲蝉的一生。曾经她奋力挣脱的乡村生活,在这里派上用场,和孩子们玩耍也唤起了她儿时的童趣。她讲自己小时候抓知了猴的经历,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对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来说,陌生的乡村风物充满了神秘。

慢慢地,儿子辉辉对李青田的评价变成了“好妈妈”。辉辉画画时变得安静、专注,李青田发现儿子的才能,每次画完她会和孩子交流,了解他的想法,并施加鼓励,把孩子的画细心的收集起来。李青田察觉到自身细微的变化,她会从孩子的视角和逻辑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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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李青田教孩子认识秋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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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孩子们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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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去凉水河打水仗

奢侈的教育

2021年年初,糯米没有等到毕业就离开小组。原因是杨光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情况危急,她赶回老家,陪母亲做了开颅手术。那段时间,女儿糯米无人看管,也没法来学校,她的家离小组坐地铁单程一个多小时。杨光只好请阿姨。

经过这件事,杨光的危机感再度来临,她选择复工,独自去往上海工作。她想的是上海离家近些,方便照顾父母,等自己稳定下来,再把孩子接过去。

杨光只能为女儿报名离家最近的私立幼儿园。此时,糯米知道上幼儿园是怎么一回事,她没有抗拒。可是仅仅几天,这个敏感的小女孩就发现,学校和小组不一样,她又不想去了。

她给女儿打视频电话,女儿说学校需要午睡,她睡不着;吃饭的时候老师要求光盘,她也吃不完;最后女儿嘟起小嘴说,自己没有好朋友。

杨光只好和幼儿园的老师沟通。针对午睡的问题,杨光提议中午把女儿接回来,到时间再送过去,老师同意了。又提出午饭,老师安慰说实在吃不完也没有关系。女儿的情绪平稳了下来。

两周后,老师说孩子差不多能适应了,作息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这天中午,老师留住了准备回家的糯米。晚上,杨光和女儿通话说起这件事,女儿说老师答应她在学校睡觉,下午就能在室外玩滑梯。第二天,老师试图以同样的理由说服,糯米不愿意,哇哇大哭。

电话那端,老师指责她不应该娇惯孩子,谁都是这么适应过来的。杨光不能认同,和老师吵起来,她说她无法忽略女儿的泪水,“孩子是被拘束的、无奈地接受现实,还是享受的、放松的,眼神和笑脸真的是不一样的”。

杨光是小组里少有的外地人拿到北京户口的家庭,她和丈夫在北京奋斗二十余年,爬到了塔尖,她希望女儿在幼儿园阶段有更安全的保障。可眼下,她仍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又一次离职,送女儿回到了小组。她接近40岁了,全职带孩子压力很大。

回头看,四环游戏小组这个小小的班级,对这群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来说,都像是一个奢侈品。

果果的妈妈注视教育,为了孩子能来小组,她请街坊帮忙。孩子中午在邻居家吃一顿饭,放学去接,等到5点半她下班再把孩子带回家。中午两小时,下午一小时,一个月她付给邻居两千元。这样维持了一个月,邻居不再帮她带了。她不放心外面的小时工,半年后,她带着孩子离开。

小组的家长们都知道,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私人开的幼儿园,价格便宜,中午包吃。一些家长图方便也会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四环游戏小组生源流失严重,作为一家非盈利机构,小组主要依靠补助、慈善机构和个人的捐助维持低成本运营。近两年因为疫情,筹资也更加困难。

李青田觉得她的工作是在给孩子们造梦,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教会他们的父母用爱,理解对待同等的生命。实际上,家里的老人反对她把孩子送到小组,也不同意她在这里工作,她的月薪不过三千元。

2022年8月,途途毕业,沈腊梅独自带孩子回到了老家安徽芜湖。她18岁到北京打工,始终觉得自己是外乡人。2017年她动了离京的念头,那年老大上小学,老二刚出生,丈夫没办法放弃小卖部,劝她留下来。夫妻俩缴上社保,解决了老大上学的问题。

如今升学难题再一次出现。大孩子即将上初一,没有北京户籍,孩子无法参加中考,为了孩子上学,她还是要回老家。原本是两个孩子一同回去,临走前老大死活不同意,请求母亲让他在北京读完六年级,沈腊梅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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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沈腊梅一家

暖暖是为数不多幸运的孩子。她的爸爸从京籍房东那里借到了房产证,让孩子顺利进入了公立小学读书。可还没等到开学,房东就把他们赶了出去,因为家里出现了财产纠纷。好在几个月前,暖暖的爸爸在大兴郊区买下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人匆忙搬了进去。这已是务工父母为孩子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走出四环游戏小组,小小毕业生也开始面临考验。小组从不教拼音、算数,不握笔练字,为孩子营造自由的氛围。孩子进入小学阶段,升学的问题像礁石般暴露出来。

途途最好的朋友杨群原比他早一年毕业,也离开了北京。两家的情况很相似,杨群原的爸爸留在北京继续经营修脚店,妈妈带孩子回家念书,夫妻俩开始两地分居。回到河北沧州,身边人提醒杨群原妈妈要给孩子报学前班,提前适应小学。到幼小衔接班面试时,老师发现孩子英语、四则运算都不会,当即拒收。最后几经周折,妈妈才给杨群原报上了名。

聊起小组成员的不同遭遇,沈腊梅一直庆幸自己的决定。今年9月,沈腊梅带着途途回到了县城。在县城的一所小学,途途成为了一名一年级的学生。在新的集体,孩子们一半说普通话,一半说方言。沈腊梅担心地问能不能听得懂,孩子没有回答,只告诉妈妈自己交到了新朋友。

她对孩子有信心,孩子在一个开放的环境放养过,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基础,“会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人”。

撰文:周婧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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