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到22世纪，一万日元纸币的头像，会是稻盛和夫与松下幸之助的二选一。那个时候，你会选谁？
文/姜建强
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上个月去世了。
日本人并不擅长造像，但这回，他们造化了一尊当道歌哭，喜怒有术的像。日本人更不擅长将一个对象加以人格化，但这回，他们讲了一个新陈代嬗，兴衰迭现的人格故事。这个民族的天赋原本并不在这里，庄严雄浑的空想和去伪存真的抽象，并不是他们的喜好。但这回他们既创神史也造神话，其中还放入自己的悯乱之情，使得文本润泽有加，不再干枯粗厉。
长命人善。这是因为他比短命者更知活的艰辛与不易。稻盛活到90岁，他的面相告诉人们，绝对恶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就根本没有生成过。如果说人都有属于自己天赋的一面，那么稻盛的天赋就是决断力和行动力。他27岁创办京瓷，54岁创办第二电电（KDDI），78岁时受到政府钦点，不领报酬地再建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前者两家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后面的日航又开始重新上市。特别令人亮眼的是京瓷公司的电子零部件实现业绩增长，一代就打造成销售额超过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50亿元）、集团员工数达到约83000人的全球知名制造商。“稻盛神话”就出自这三家企业。确实一个企业家，能使三家企业做大做强走向辉煌，并得到世界的认可，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的赞誉都不为过，任何的殊荣都不为多。稻盛去世，纪念文铺天盖地，人们都从各自的喜好出发接受稻盛、解释稻盛、感动稻盛。他的死，也被报道成是“经营之神”的死，其实从“活法”这个对人的根本叩问来看，是思想家的死。在日本卖出100万部，在中国卖出500万部，且被翻译成20国语言的《活法》，足以表明稻盛不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对此有不少日本网友甚至说，与其为前首相安倍举办国葬，还不如为我们的“国宝”稻盛举办国葬。
日本是盛产经营者的国度。代表日本的经营者也有各种类型。索尼的创业者井深大，本田的创业者本田宗一郎，他们都是造物的天才。用自己的欲望，唤起消费者的欲望，开拓市场是其共通之处。不过，在其发展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有了井深之后的盛田昭夫，本田之后的藤泽武夫，各自协力让公司得以持续发展。带动日本消费文化巨变的是这二人：大荣超市的创业者中内功和7-Eleven的创业者铃木敏文。中内的一个思考是，价格决定权应该在消费者手中。是他兴起了日本新式的零售革命。铃木在全国奔走落实24小时365天营业的便利店，是他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样式。而能代表现代日本经营者的，耳熟能详的非这两人莫属。一个是优衣库的柳井正，一个是软银的孙正义。两人都是事业欲极度膨胀的人，以扩张为乐一寸不让地只顾向前。孙正义说过，比经营再快乐的游戏是没有的。这样来看，代表日本的经营者虽为数不少，但被称为“经营之神”的经营者，从战后来看只有稻盛和夫和松下幸之助两人。
他们两人在经营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幸之助在日本最初采用事业部制度，稻盛则是“阿比巴经营”的元祖。企业并购手法也类似。稻盛并购了照相机雅西卡和复印机的三田工业，扩大了事业领域。幸之助并购了日本胜利公司和松下寿产业。此外，他们两人都有公司是社会公器的思考。一个说，自己只是从国家那里接手保管“松下电器”这个公司，一个说，公司的利润只是受委托临时保管，最终需要贡献给社会。所以他们的结论也相同：公司经营不能渗入私利私欲。在施教方面，幸之助开设了松下政经塾，稻盛开设了盛和塾。幸之助着力培养次生代的政治家，稻盛着力养育次生代的经营者。虽施教对象不同，但共通点都是忧虑日本的未来。不过他们两人对“工作”的理解并非一致。幸之助提出为了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首先提高员工的休息满足度，为此他制定了周休二日制。而稻盛则把工作理解为一种精神喜悦，他说游玩和趣味都无法代替从工作中得到的喜悦。
这样来看作为经营之神的稻盛，他的视角与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首先来自于对人的感悟。他的“作为人，何谓正确”的设问，笔者以为可以与阿波罗神庙上用古希腊文刻写的“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同格。因为都呈本体之相。他坦言，自己10多岁时患肺结核，病床上读了如人生问答般的谷口雅春的《生命的实相》，开始向宗教倾斜。他说这本书读后，自己有成长，并为以后开启了更多宗教书的阅读。他也读了哲学家中村天风的书，明白了一个人强大的力量来自强大的意念。他对东洋的“知足”思想感兴趣。他说自然界就是植物被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被肉食动物吃，肉食动物的粪便和尸体化为土的营养而构成食物链。狮子在饱食后不再猎食。这就再生动不过地表明如果欲望无止尽，吃光所有，食物链就会中断。为此欲望要节度。他说人有三欲：物欲、色欲、名誉欲。一个人如果自我过分肥大化，那么成功与失败都是源自这个自我。而抑制自我的尺度，就是人与人的不同。他还读中国古典《资治通鉴》。说中国古人将能力叫才，人性叫德。有才有德谓“圣人”，德胜于才谓“君子”，才胜于德谓“小人”，无才无德谓“愚人”。稻盛顺势对接，说最理想的是“圣人”或“君子”担任公司高管，但现实是“小人”占据高位太多，这是危险的。在思考力/努力/能力这三种力中，他将能力排最后。他举例说，有能力90点的员工，但他过信自己，其努力只有40点，思考力只有50点，最后计算工作的结果为18万点。反而来，能力只有50点的员工，但有工作热情，其努力是90点，思考力是80点，最后计算工作结果为36万点。所以在稻盛看来，能力平平者，如果有很好的思考力和不畏疲倦的努力，就会做出难以置信的成绩出来。
所以，作为经营之神，稻盛第二个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是提升人的综合知性能力。这方面他有二个做法。一个是创办塾校，一个是写书出书。从1983年开始，稻盛创办了盛友塾（后改为盛和塾），到2019年年末闭塾的36年间，日本国内开办56塾招收了7300塾生，海外开办48塾招收了7638塾生（其中中国塾生2700人），总计104塾14938塾生。闭塾前的2019年7月，盛和塾在横滨市的国际平和会议场召开了最后一次世界大会。来自中国、巴西等世界各地的约4800名经营者静静聆听稻盛的最后寄语。日本方面参加者的大半都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者，此外还有相扑横纲白鹏，日本足球队教练冈田武史，柔道金牌得主山下泰裕等名人，他们都是盛和塾的塾生。还有人统计过，盛和塾的塾生企业数为11000家，其营业额累计起来至少有30万亿至40万亿日元的规模。
关于著书立说，稻盛包括合著在内共出版了72本书，累计发行量超过2200万册，在中国等海外也颇受欢迎。如他的畅销书有《活法》《心。》《活力》《干法》《成法》《阿比巴经营》等。2004年出版的《活法》，2007年卖出50万部，为此举行了出版纪念会。堺屋太一、濑户内寂听等大咖都有祝辞捧场。2013年卖出100万部，再次举办了出版纪念会。著名的芭蕾舞演员森下洋子出演了她创作的芭蕾舞，她也是盛和塾的忠实塾生。《活法》中的金句是：“‘知’和‘会’中间有一条鸿沟，只有靠经验才能填补。”《心。》中的金句是：“要想改变人生，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在日本，一流经营者们写书出书的不在少数。如松下幸之助的《开道》、本田宗一郎的《活在速度中》、永守重信（原日本电产公司社长）的《热情·执意·执念的经营》、小仓昌男（原大和运输公司社长）的《经营学》、石桥信夫（原大和房屋工业公司社长）的《不屈不挠的每一天》等，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稻盛。一流企业家中，能称得上是畅销书作家的就属稻盛和夫。
又办塾又写书，要将自己的想法与理念授予他人，所以他自有自己的许多“独特”之处。如多年前日本有杂志推出“稻盛和夫的训斥法”特集。何谓“训斥”，明白地说就是骂人。他骂自己的部下根本不避众人耳目，说这样被训斥者才会牢牢记住不再犯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训斥？稻盛自己也承认这是日本人精神面的独立性不足以及未熟性的呈露。稻盛还在报刊上开设“稻盛流”的“金钱教室”专栏，一个著名的说例就是买黄瓜。在超市，是买150日元3根的黄瓜，还是买300日元10根的黄瓜？稻盛的结论是为了不造成“不良在库”，建议买150日元3根的黄瓜。家里小冰箱换大冰箱，总有空空的感觉，就想购物填满，结果造成不必要的消费。这些看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节约术，不过接续的则是稻盛的利润最大化，支出最小化的经营术。稻盛喜欢吃饺子、汉堡和盖浇饭等快食。一个供人乐道的细节是他招待宾客，常去东京有乐町车站附近的一家“吉野家”吃牛肉盖浇饭，500日元之内搞定。他辩解说这不是小气，而是为了体验庶民的活力和追求短时间吃完饭的效率。1996年65岁的他突然入佛门，第二年9月在属于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圆福寺（京都）得度。当时在日本成争议的热门话题，但从结果论来看，浸透的是做人的诚意和放下身段的低调，被誉为“京瓷哲学”的入佛门“事件”，确实打动了不少员工的心。不过，在日本以辣口著称的评论家佐高信，曾揶揄京瓷公司为“疯京瓷”。这是因为他发现圆福寺有“京瓷员工之墓”，作为员工福利死后可以葬于寺内。他说这种阴森鬼泣感，稻盛本人或许没有察觉到，但把公司当作宗教团体，怎么看都是“疯”吧。
在稻盛和夫的经营思想中，“利他论”的经营哲学最为人们乐道，他也为此获得名声。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利他论并未褪去东洋色——喜欢花力气在道德规戒上而不是在制度产业上推动经济活动。这种大集体的绝对利他而不愿顾及绩效（管理学概念）的经营方式，如在景气的年代还能勉为其难的话，那在不景气的年代就无法为继了。所以日本终生雇佣、年功系列的传统做法，近年遭遇冷眼或被抛弃，说明了经营的本质不在利他而在绩效。不错，利他是人类活动的终端。但利他要有利他的资格和资本。自己什么都不是或一贫如洗，如何利他？所以，首先是贪婪，首先是私欲，首先是个人利益，首先是自己先富起来过上好日子，才有能力让他人受益。这个道理在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地主、织工或鞋匠赚得的利润高于养家糊口基本所需，就会雇用更多助手，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润。利润越高，能雇的助手也越多。由此可见，民间企业的获利正是社会整体财富和繁荣的基础。”在亚当·斯密的故事文本里，人变得富有不是因为剥削邻居，而是因为让整块大饼做大了。随着大饼做大，人人受益。所以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这就诞生了新的道德标准：财富与道德并不对立。现在看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恰恰就是这条线的延伸：通过产业活动获得的利润贡献社会——即新教徒的“爱周围的人”。其实英国社会理论家、著名的功利主义者边沁早就说过“人类的爱无非是文明的利己主义而已”。虽然马克思对“利益”的好感度不足，他曾说过“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不过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名著中，也不无鲜明的指出“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所以从这层逻辑看，我们的企业家不能教导初创者空谈利他，而是要教导他们获取更大利润的方法。因为利己才能利他。
这就想起稻盛和夫一个非常个人的自述：在创立京瓷的第三年，有一天，追随稻盛的11名员工在路上挡住了他，要求定期加薪，并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保障，如不答应就集体辞职。当然，这些员工的想法也是非常朴实而率真的：用我们的一生来实现你个人抱负，凭什么？不过知性够用的稻盛，并没有将这些员工的“触私”行为扩大为这些人的整个为人。更为关键的是，他以这件事为契机开始思考经营的利他问题——如何保障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实际上，这怎么看都是东洋人思维的一个故事：不是用契约精神而是用道德伦理，既绑架自己也绑架他人。一个小小的企业何以能生出保障员工一生的义务？为了使公司的利润合法化，就必须先利他？公司的目标就是员工的目标？这种经营理念在欧美企业家中很少看到。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高利贷者色洛克借款给年轻人安东尼奥，契约条件是如果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时，可以从债务人身上，在尽量靠近心脏的部位割肉一磅。于是安东尼奥的一位女朋友假扮成律师，根据契约的合法性支持了色洛克。不过她在向色洛克建议执行自己的权利同时，坚持要他严格遵守契约上的文字：契约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血（暗示割肉必定流血，一流血就违反契约），而且要整整一磅，不多不少（暗示刀法无法精准到斤两，一超斤两就违反契约）。这就是精彩的契约本身的攻防，无需道德标杆横插其中。因为究极而言道德只能律己难以律他。一旦律他，道德本身就成谎言。这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任何人不可为自己使用别人的力量”。实际上稻盛后来接手日航，所采取的手段是大刀阔斧的裁员节流。48000人的日航员工，一气被解雇了17000人。这时何以不利他呢？他自己也痛苦不堪地解释要大家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不得已而为之，恰恰才是企业精神的内核。随着日本制造业的辉煌不再和新兴企业的崛起，稳定的日式雇佣也逐渐消失。早在2012年，日本劳动·福祉政策研究者今野晴贵就出版《吸血企业》（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翻译出版）一书，指出日本为数不少的“吸血”企业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录用大量解雇。而稻盛自己也写有《阿米巴经营》，喊出人人都是自我雇佣者的口号，表明他自己对“敬天爱人”之说也有动摇之时。而近年来京瓷生产性连续的低下也是个不争事实。如今年3月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一组数据表明，若以员工每一个人的营业利益来计算，京瓷是90万日元，日本电产是142万日元，村田制作所是416万日元。
只要一宣布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利他，那么就要花精力去写道德说教之类的书，并迫使员工读这类书，从而营造一个绝对服从和被管理的理想状态。如之前的日本电视有播放京瓷公司的“朝礼”节目。员工细读稻盛的书籍，唱和稻盛的语录，装饰稻盛的画像。太过强烈的稻盛信仰以及太过极端的洗脑灌输，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新兴宗教的教主受到信徒的狂热礼拜。如果说这样做只是一种企业文化的话，那么写有《希望的工作论》而出名的社会评论家齐藤贵男，则为此写书，他的书名就是《虚饰的经营者稻盛和夫》（金曜日出版 2010）。这样看，虽是经营之“神”，但日本的神从来就不是万能和先知先觉的。它会痴语它会迷走它会困顿它会犯错。所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隐隐约约，才是作为“神”的稻盛——一位昭和经济老人的完整实象。
总之，日本出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辈出享有盛名的经营学家。诺奖如设有该奖项，稻盛和夫恐怕早就是得主了。经营需要协调需要合作需要坚忍，这方面日本人是强项。而作为企业家的稻盛，佛儒文化、基督文化以及本土的神道文化兼修兼得，这使他学会时刻念着稍释罪愆，精勤弗怠，怔松醒豁，从而完成了内在超越，这在东方世界找不到第二个。稻盛的意义在于，读懂了稻盛，也就读懂了日本和日本人，读懂了百年企业和千年企业何以全球之最。毫无疑问，稻盛为日本赢得了声誉，更为日本赢得了软实力。或许到22世纪，一万日元纸币的头像，会是稻盛和夫与松下幸之助的二选一。那个时候，你会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