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形地貌对文化的塑造也会起到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以我们中国为起始的儒家文化圈的传播和局限就是这个结论的典型例证。
儒家文化圈简单来解释指的是，中国以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汉语言和汉族主流文化作为交流的背景，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
（儒家文化圈 图源网络）
儒家文化传播围绕的是汉字，所以也称“汉字文化圈”。也就是汉字能够影响到的地区，从地理位置方面来看包括了中国（汉族）、朝鲜半岛（朝鲜族），还有日本。
（汉字文化圈 图源网络）
儒家文化具有地理依赖性，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没有越过长城，而延伸到长城以北和嘉峪关以西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习俗更多地受到了伊斯兰教、萨满教和佛教的影响。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里博主所说的仅仅是文化方面，与政治无关。中华文化并不止是儒家文化。上述这些宗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已内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篇内容解释的是儒家文化传播受制于地形这件事。
“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
儒家文化的始祖是孔子，其核心是“礼”和“乐”。孔子主张恢复的是周礼，儒家文化的最早萌芽可能还在孔子之前，也就是周公辅政时期。而后，儒家学说经孔子集大成，之后代代相传。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儒家学说一直都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正统。深刻决定了帝国的绵延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孔子画像 图源网络）
儒家文化发源的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这片土地上的人以知“礼”自居。对“礼”的遵从与否是儒家用来区分文明和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礼”的系统化表达，同时，也是中华帝国绵延三千年诸朝代的正当性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儒家文化的核心并没有聚焦在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更多强调一种伦理层面的人际关系结构。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千年来，这种伦理结构已经深深转化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规范，和政府统治制度之中。例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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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范的特点就是基于群体性，而不是基于个体。它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而不是个人自身。脱离开人际关系结构，儒家伦理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鲁滨孙漂流记》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对个人能力无限拓展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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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相互依存度都是相当高的。我们每个个体都不太能擅长很多技能，哪怕只是简单修水管和换灯泡，这些生活当中的基本技能都有很多人需要依靠购买来实现。这样的生活习惯就是儒家文化对我们生活定义的一种体现。
年轻人择城就业仍是“父母在 不远游”
儒家文化这种特色，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过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假如个体流动性太大，而父母兄弟常常不知对方所在，那儒家的伦理也就无法具体执行。这种家庭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选择就业城市的时候，往往选择离家族主要成员更近一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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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人这个习惯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已经具有非常稳定的群体心理基础。以至于对这种心理习俗的挑战者，都会面临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来自家庭，也会来自个体自身。所以一代又一代中国年轻人会倾向于服从旧秩序，而不是挑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年轻人挑战精神并不足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挑战旧秩序的成本会比欧美民族更大。
所有的事都是“一体两面”，儒家文化在保障社会整体的稳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对个体个性张扬和挑战旧事物的创新精神来说却有不利的一面。
在工业化实现之前，定居的生活状态需要农耕的生产方式。游牧的生产方式无法定居。而农耕有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如果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人们就无法依靠农耕的方式谋生。或者在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地区，即便有人进行农业种植，这也无法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在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就与长城重合。所以，长城内外天然的分为两种不同的谋生族群，农耕和游牧。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图源网络）
也就是说，中原帝国在农耕地区扩展到自然极限之处，修建了长城。所以，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长城修建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防范游牧部落的袭击，而反而是为了巩固中原的统治。因为长城最早的遗址考古年代始于秦朝，当时，游牧部落对中原并不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观中原地区，当时的六国对秦尚未形成一致认同，强化对中原的统治可能是更现实的需要。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儒家文化有地理依赖性
儒家文化能够广泛传播，与其在历史上曾经强势崛起有关。在儒家文化诞生后的上千年间，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帝国曾经是东亚这片土地上最强的国家。中华帝国虽然曾经在军事上短暂地败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在更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那些游牧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输给了中原汉族。游牧部落可能在军事上能够征服中原地区，但他们的文化显然不具有驾驭中原地区的统治能力。
像权力讨厌真空一样，文化也讨厌真空。一个地区不被一种文化主张所统治，就会被另外一种文化主张所统治。因而，中国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融入了儒家文化圈。
当然，元朝蒙古人则是例外，他们在短暂征服之后又退出了这片土地。这也证明了儒家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高度契合。无论什么样的民族进入这片土地，都会接受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因为这样的强势地位，儒家文化在中原大陆地区根深蒂固，并逐渐以此传播开来。
（蒙古人 图源网络）
儒家文化具有地理依赖性，因为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超越长城以北。在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地区儒家文化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所以，在传入朝鲜和日本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较小，很顺利的被当地接受。而在向西域和东南亚传播的过程中，就反复遇到阻力。因为这些地区不是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并且有伊斯兰教和佛教的阻挡。
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或者更换游牧部落统治者。但却没办法让中原儒家文化彻底在当地扎根。因为要统治当地，就必须驻军，而在当地驻军的后勤补给从中原源源不断运输过去需要巨大的财力、人力成本。在中原王朝强势之时，也许还能承担，而一旦遇到虚弱的时期，就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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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驻军往往就地取材，供养部队。也就是汉人逐渐地游牧化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逐渐远离儒家文化，而向游牧部落的文化靠拢。这是儒家文化难以绵延到农耕生活方式之外的决定性原因。
（全文完，图源网络，侵联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