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2年冬的某天，朝鲜板门店“朝鲜停战委员会”座无虚席，中朝方面5个高级军官出任代表，与另5个“联合国军”高级军官正进行谈判。
只见，一位年约五旬的志愿军代表，身穿“六五式军装”，他左手掐烟、斜靠座椅，“杀气腾腾”地盯着美军代表！
此人正是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何渠若。
一年后的1973年9月，何渠若病逝，时年53岁。
1984年2月17日，民政部批准何渠若为“革命烈士”。
如今，这位“抗美援朝最后一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之中，受到后人的敬仰。
而他在1972年与美军谈判时的照片，却流传至今，彰显中国军人的威武霸气！
那么，这张照片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图｜威武霸气的何将军
一、投身革命，何渠若逐渐独当一面
何渠若，原名蓝克纯，别名蓝峋，1920年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圣塘村一户贫苦的客家农民家庭。
家中条件贫困，父母只得省吃俭用，供何渠若念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每年春天正是农忙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得赶紧播种、插秧，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应该会清楚，播种前农户必须要把耕地翻一遍、松一松土壤。
现如今，农民师傅会使用大型农业器械进行翻土工作，不仅效率得到提高，还减小了劳动强度。
100多年前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的窘境，人均收入低，农业机械化程度根本赶不上西方各国。
因此，大多数农民会带领全家老少一起上阵，用锄头、镐头进行翻土工作。稍有点积蓄的农民则会买一头耕牛，让牛拉着犁进行翻土，也能减小些劳动强度。
何渠若的父母本就收入不高，还将为数不多的积蓄用于支付儿子的学费，自然买不起牛。
每当到了农忙季节，何渠若会跟随父母进行土地平整工作。可仅凭人力，很难短时间内平整所有土地，所以何渠若一家就要去借邻居家的耕牛。
俗话说——借是情分，不借是本分。
既然有求于人，何渠若父母就不能再提出更多条件，经常是等别人忙完后，再把牛借过来使用。
小何渠若的最大心愿就是为父母买上一头耕牛，这样二老今后就不用再看别人眼色。
转眼间，何渠若长成了大小伙子。1935年，何渠若顺利考入大埔中学。
读书期间的何渠若勤奋刻苦，排名年级前列。不仅如此，何渠若接触到了新文化新思想，对共产主义革命有了初步了解。
1938年8月，何渠若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埔中学毕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继续深造；为缓解父母负担，回到老家教书。
然而，何渠若选择了第三条路，他离开梅州，前往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探寻共产主义革命的真谛。
说走就走，何渠若拜别父母来到陕西延安。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得知何渠若来延安是为了参加革命工作，不禁对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刮目相看。
通过进一步了解，工作人员发现何渠若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读中学期间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党政觉悟较高，绝对是一位可造之才。
党组织与何渠若进行充分的沟通后，将他送往“抗大”学习深造。（“抗大”就是当年的红军大学）
何渠若入校学习两个多月，因学习能力强，思想品德坚定，于1938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八路军前线部队缺少干部，何渠若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愿投笔从戎前往一线参战部队。
图｜何渠若在朝鲜的合影
经党组织慎重考虑，何渠若离开延安，担任八路军115师教导4旅第10团11连指导员。
前往连队后，何渠若从不摆架子，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扫盲班”，教大家念书识字，与战士们打成一片。
简单提一句，八路军部队为何会有“教导旅”这种非正式作战部队番号？
抗战结束时，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在华中、华北各地积极发动群众，扩编成数百万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这与我军组建的教导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就拿八路军第115师来说，该师拥有7个教导旅，何渠若所在的教导第4旅，旅长是邓克明；教导第5旅旅长是梁兴初，第七旅旅长是韩先楚，他们都是声名赫赫的开国将领。
教导旅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群众，坚持敌后抗日，保证八路军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同时采取这种非正规番号，也能避免许多麻烦。
因为需要和群众打交道，同时还要负责一些抗日宣传工作，教导旅的大部分指战员都要有一定文化基础，党政教育一定不能马虎。
所以上级领导才会把何渠若分到115师教导4旅工作。
随着115师辗转鲁西地区，何渠若跟随大部队参加数次反“扫荡”，反“蚕食”战斗，可谓九死一生。
图｜八路军115师
何渠若所在的11连，因作战勇敢，取得傲人战绩，先后荣获“钢铁英雄连”、“横扫边区11连”的光荣称号。
1945年，八路军进行大反攻，山东省军区部队编为8个野战师、13个警备旅、4个独立旅，共计27万人。
何渠若所在的教导第4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后被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第三纵队。
1945年9月，山东省军区各部队陆续调往东北，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序列，即为后来的第四野战军。
何渠若没有随部队进入东北，留在山东继续从事党政教育与宣传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
同年底，何渠若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第2旅政治处主任（解放军第16集团军前身，司令员是杨勇上将），带领部队参加鲁西南战役。
后与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与其他友军部队参与渡江战役。
1949年8月，何渠若调任第二野战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政委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何渠若随部队参加西南剿匪等军事行动。
或许令何渠若没想到的是，转入团部工作后，他竟意外收获了一段佳缘。
在西南剿匪时，何渠若率领部队歼灭了敌人第6编练司令部、72军余部共计2500人，活捉敌中将司令长官肖以觉。
消息传到军部，上级领导特别点名表扬何渠若：“文曲星下凡的何渠若，还能领兵打仗，乃解放军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
二、转任政委，何渠若遇上一生真爱
担任团政委的何渠若任务比较繁忙，工作种类很“杂”。不仅要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还要注意战士们的思想，帮助团长主抓日常训练工作。
因为需要负责贯彻一些上级领导的精神，何渠若免不了就要与16军组织部门打交道。
有一次，何渠若来到军部，准备领取一些文件，刚一进门，何渠若就察觉有个人正快速撞向自己。
凭借在战场上多年练就的快速反应，何渠若下意识地闪身一让，面前这人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何渠若定睛一看，差点与自己相撞的人是16军组织部一名女工作人员戴敏，之前两人在工作中有过接触，算是个熟脸。
何渠若赶忙把戴敏扶起来，柔声安慰道：“真不好意思，我不清楚是你，要不然绝对不会避让。我一个大男人皮糙肉厚，摔在地上没什么大不了。”
这句话，让戴敏破涕为笑。
图｜何渠若与戴敏的合照
戴敏当年24岁，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小小年纪能进入组织部工作，足以看出戴敏的能力非同小可。
经过这一次“偶撞”事件，何渠若与戴敏暗生情愫。
每当闲暇时分，何渠若主动邀约戴敏去后山散步。二人谈天说地，从文学爱好到对解放军今后的建设发展交换了许多意见，彼此三观一致，有说不完的话题。
半年后，组织上注意到何渠若与戴敏的关系，考虑到这二人都到了该成婚的年纪，条件相符，所以上级领导出面，促成二人结为连理，这也是16军的一大喜事。
不过，戴敏当时立下“三不”原则：战争年代不谈个人问题；不在工作上干出成绩绝不嫁人；绝不嫁不了解的人。
戴敏把自己的这番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了上级领导，既然女同志有这种想法，领导只好勉强。
何渠若十分理解戴敏的想法，姻缘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况且二人感情非常好，距离最后一步只差临门一脚，没必要操之过急。
就在何渠若与戴敏感情迅速升温的时候，祖国北方边陲传来一声炮响，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至鸭绿江畔。
中国军队于1950年10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共同御敌。
首批参战部队序列中没有16军。
1951年3月，16军抽调3646人组成两个团，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7月，何渠若所在的第47师正式入朝作战，此时的何渠若与戴敏已经相处近一年。
眼看情郎就要奔赴朝鲜战场，戴敏再也坐不住了，她找到16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表达自己“开赴朝鲜战场，和美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王辉球先是肯定了戴敏杀敌报国的勇气。
话锋一转：“你只是一个女同志，出国上前线不太方便，组织上不同意。”
戴敏明白了，如果她想参加志愿军，应该先要和何渠若结婚，“一个人”去肯定是不行的。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戴敏主动找到何渠若商量结婚事宜，这下轮到何渠若有些不情愿。
他马上就要去往前线战场，这个时候与心上人商量结婚。退一步说，何渠若永远留在了朝鲜，那戴敏不就守活寡了吗？
俗话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图｜三八线南侧的美国大兵
戴敏对何渠若晓以利弊，还搬出革命的大道理。
最后二人一商量，在短短两天时间内火速成婚。
两人头天结婚，第二天早晨刚起床就双双开赴朝鲜战场，新婚蜜月是在军列上度过的。
何渠若夫妇一路乘坐军列来到丹东，集训一段时间后进入朝鲜战场。
因彼此工作繁忙，何渠若与戴敏只能在战斗间歇或者开会时才能匆匆见上一面。
多数时候都是何渠若写信，交给身边的伤员，把信送给正在野战医院工作的戴敏同志。
1953年7月，彭德怀总司令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与“联合国军”签订停战协议。
至此，抗美援朝战争暂时落下帷幕。
停战后，戴敏回到后方，丈夫何渠若则留在朝鲜从事建设生产。
1955年，何渠若参加授衔仪式，他被授予上校军衔。 趁着难得的休假，何渠若回家与戴敏温存了三天。
当何渠若返回朝鲜后不久他就收到了戴敏的信，内容很简单，戴敏已经怀有身孕。
戴敏清楚地记得，1958年9月的某天，何渠若回国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家看望她和双胞胎儿子。
儿子们极少与何渠若接触过，根本不认他。
晚上睡觉时，儿子们把何渠若当成是坏人，让他赶紧走。
没办法，何渠若只好等着儿子睡着，再悄悄地从后门回来。
回国后，何渠若担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三、再上战场，何渠若扬我中华军威
如今网络上流传的何渠若将军身穿“六五式军装”与“联合国军”代表进行谈判的照片，其实是拍摄于1972年冬。
这些照片还曾经遭到部分军事爱好者的质疑。
理由是“六五式军装”是解放军部队于1965年之后配发使用的，普通的“六五式军装”不带胸牌。
抗美援朝战争是1953年结束，1958年底，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那么，何渠若为何会穿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牌的“六五式军装”？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有这样的疑问特别正常，但是这些照片不存在任何ps，完全是真实可靠的。
图｜志愿军胸牌与帽徽历史沿革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从那时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陆续胜利回国。
1959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不过1953年停战协议上，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没有同意签署停战协议。
李承晚的这个小计谋没有骗过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所以中央军委一直保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至20世纪90年代初。
此举为了防止李承晚和“联合国军”突然单方面挑起事端，中国人民志愿军可以迅速派出主力部队入朝进行参战，避免“尾大不掉”。
还有一点，停战协议不同于两国互不侵犯协议，一旦“南边邻居”再次惹事，美国很可能会抓住“停战”这两个字作为借口介入战争。
所以中央军委便一直保留志愿军番号，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对美作战第一线，还能证明我们在朝鲜是有驻军权和派兵权。
总之，中央军委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停止，随时随地都有复战可能。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解放军从不侵入别的国家，却也不会受到别人欺负。
既然短时间双方打不了大仗，那就得坐下来进行谈判。中朝代表与“联合国军”代表在停战协议中增加了一项——成立“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内容协议。
规定“朝鲜停战委员会”充当双方司令官，交换信息中介，处理战后一切事宜，办公地点就设在朝鲜板门店，双方各保留5个席位。
历史因素的关系，至20世纪70年代初，志愿军代表没有参加“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工作，只是派了一些指战员留在朝鲜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图｜参加谈判的志愿军代表
随着南北矛盾再度激化，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拱火，半岛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变得繁忙且重要。
事态越来越紧急，志愿军代表再次来到朝鲜板门店，与朝方一起与“联合国军”展开谈判。
因为解放军部队已经大面积换装“六五式军装”，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改穿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制式军服，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牌，所以何渠若将军才会身穿“六五式军装”，佩戴的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牌。
再和大家说个冷知识，不光“六五式军装”有佩戴志愿军胸章，“八七式军装”也有佩戴志愿军胸章，军事博物馆就曾经收藏过。
1971年，中央军委经过慎重挑选，命令原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何渠若出任“朝鲜停战委员会”，志愿军首席代表。
周总理特别批示：“首席谈判代表要常驻朝鲜，且参加使馆党委。”
周总理他老人家的言下之意就是——何渠若将军一定要据理力争，千万不能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脸。
何渠若深知任务艰巨，他来到朝鲜后利用业余时间，将多年来的档案进行重新整理，耗费10个月时间制定编纂了一本《十八年军停会斗争策略》。
事实证明，所谓的“和平谈判”听不见，看不见枪炮声，空气里却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
代表们面和心不和，遇上实质性话题时总是不肯多谈，不愿意多说一句。
美军代表与韩方代表更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经常在会议上公开演戏，试图降低中方代表的注意力。
甚至美方还会主动邀集国内外媒体突然造访板门店，记者来之前，美方代表悄悄提高美国国旗高度，使得美国国旗高度超过中国国旗。
或者干脆用言语激怒中朝双方代表，好让记者拍下我们出糗的画面，无形中就会帮助“联合国军”增加谈判筹码。
何将军是经历过战火的老英雄，当然不会听之任之。
通过现存的老照片能看出，每次只要双方进行谈判时，大家都枯坐在那里互相瞪眼，表情十分严肃。
倘若遇上一些争议的话题时，双方谁都不肯发言，只能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时间少则两个小时，多则长达十个小时以上。
为了避免给对方留下把柄，谈判代表在这十多个小时里只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能去洗手间、不能喝水、吃饭，这就是一种“消耗战”。
结果就是，美方代表往往首先败下阵来，不得不同意一些中朝代表提出的内容。
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何渠若将军无数次为中朝双方取得优势，以至于自身旧病复发，身体彻底累垮。
何将军因多年戎马生涯，年轻时就患上了胃病、小肠疝气、心脏病、肠粘连等慢性疾病。
图｜签订停战协议的彭德怀
1972年底的某天，何渠若正谈判时突然心脏病发，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却强忍住没有吃药，坚持等到谈判结束，被送往朝鲜当地医院抢救。
1973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何渠若回国接受治疗，住进了原沈阳军区总医院。
回国前，何渠若叮嘱留在朝鲜的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辜负周总理与全国人民的殷殷期望。
回国之后，何渠若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病情一度有所好转。
1973年9月初，何渠若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他找来妻子戴敏和孩子们，大家最后拍上一张全家福。
1973年9月12日，时年53岁的何渠若病情进一步恶化，最终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亲人和战友们。
根据戴敏回忆，她与何渠若结婚23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两年。
这20多年来，何渠若几乎将所有时间全部用于军队建设和准备与“联合国军”谈判的工作上，鲜少顾及家人。
结语
那张流传至今的老照片，只见何渠若将军左手夹烟，身体斜靠于板凳上，怒目圆睁地盯着“联合国军”代表。 这并非老将军“装腔作势”，而是通过这种方法给对手施加压力。
出社会工作的同学应该会清楚，若凡事抱着吃亏忍让的态度，面对他人无端指责却唯唯诺诺，这样很难有出息。
图｜何渠若烈士墓
很多时候，无事生非的人其实心中没底，试图从气势上压倒你。他们一旦遇到强硬反抗便会偃旗息鼓，再也不敢找你麻烦。
何渠若1951年进入朝鲜，1958年回国，后来担任“朝鲜停战委员会”当中的中国志愿军首席代表。
他忍着病痛，与狼子野心的“联合国军”进行硬拼消耗。
若再不表现的主动点，受损失的还是全体中朝人民，只因何将军代表着中国志愿军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