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西安南郊农民杨东峰去挖地，无意中用铁锹挖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属疙瘩。他把表面的泥土弄掉，发现是个动物形状的铜制器物，有头有尾有腿，样子像猫又像虎。杨东峰觉得稀奇，揣进了兜里。
干完活后，杨东峰摸着兜里的小铜块，直接来到了废品回收站，想把它当个废铜卖掉。
回收站的人一看，就一个拳头大小的铜块，拿到手上一掂量，说：“这太轻了，值不了几个钱。”
杨东峰一听，有些些失望，便又把东西揣在兜里回了家。一回家，他也没当回事，就把铜块随手扔在了院子里。
那时候，孩子们没什么可玩的，便把这个小铜块捡了起来玩，都叫它“铜老虎”。此后3年的时间，这个小铜块常被孩子们拿来做游戏，玩完了又继续丢在院子里。
小铜块被玩得时间久了，上面的绿绣也慢慢磨落，铜老虎的身上渐渐露出了金黄色的文字。杨东峰心想：这难不成是个文物？
当时，杨东峰母亲生了病，父亲便让他拿这个铜老虎去问问看，能不能卖点钱。
杨东峰揣着铜老虎，来到了西安市的一家文物商店，想让店员帮忙鉴别一下。店员看了一眼，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便让杨东峰去博物馆问问看。
他来到了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碑林博物馆，考古专家戴应新接待了他。
“母亲生病了，父亲让我来看看，这件东西能不能换两件衣裳。”杨东峰问道，并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发现这件铜老虎的经历。
戴应新仔细看了看铜老虎身上的铭文，认为这是一枚战国时期的虎符，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珍宝。博物馆收藏了这枚虎符，发给了杨东峰一封表扬信，还有50元现金。
后来，西北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鉴定，认为这是秦用来调兵的“杜虎符”，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宝贝。
虎符其实就是古代的令牌，是调兵遣将的兵符，一般是用青铜或黄金做成伏虎形状的令牌，然后一劈为二，左半边交给将帅，右半边交给皇帝保存。只有虎符合二为一时，才能获得调兵遣将权。
而这枚“杜虎符”是左符，符身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是伏贴状态，而是站立姿态。虎符身上有9行40个字的铭文，内容大意是：
右半符在国君手里，左半符在杜县军事长官手里，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必须左右相会才行。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可以不与右君符相会。
秦“杜虎符”出土的消息，在媒体报道下，引起了多方关注，但也引发了一些质疑。
学者罗福颐便认为，这是模仿新郪虎符稍加改动的伪作。罗福颐的怀疑并非假想，一方面当时媒体报道有误，出土的时间弄成了1973年，出土的地点和经过都存在一些问题。另一方面，罗福颐认为，虎是立虎而非卧虎，文字的使用也有点可疑。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秦“杜虎符”呢？
真伪的质疑吸引了一些专家的注意，钱币收藏专家、时任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的陈尊祥加入了论证队伍。
从那时起，陈尊祥每周必到杨东峰的家乡北沈家桥走一趟。他找到杨东峰，详细询问虎符的出土地点，又走访了公社干部，多次和杨东峰一起到虎符出土现场勘察。
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这枚“杜虎符”的出土确切位置，就在北沈家桥桥东，距离村子约500米，是一块隆起的高地。出土现场，陈尊祥还发现了很多遗留下的周、秦两代的陶残片。
同时，陈尊祥又查阅了大量史书，确认了杜虎符的出土位置正是先秦杜县的中心地带，虎符上的“左在杜”与之相符。虎姿、文字字形等问题，也一一查阅资料，做出了解释。
经过一系列研究讨论，这枚虎符的具体年代仍有争议，但基本被认定为战国时期秦国虎符。
现存于世的虎符，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杜虎符、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
作为调兵遣将的令牌，杜虎符的设计比较轻巧。从鼻尖到尾巴稍来算，长9.5厘米，高4.4厘米，重83克。耳部上方“兵甲”两个字的中间，有一个内大外小的小圆孔，是合符时穿榫用的。整个虎符的设计，通体浑圆，镇静有神。
杜虎符左符的出土，为研究秦的军事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要是有一日，能在秦地发现杜虎符的右符，两符合一，该是多有趣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