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美国格威内特县陪审团近日一致对福特汽车公司作出了17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判决，这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判决，该判决源于2014年乔治亚州中部一对夫妇因翻车事故而丧生的过失致死诉讼。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响当当的判决。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美国民众对大公司的愤怒与日俱增，这种“让大公司付出代价”的新闻自然会登上头条。
在大洋这边的中国，也有一群人对这个新闻欢欣鼓舞，但他们的情绪输出点却不是法律制裁大公司，而是：看，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就是优越啊！比中国不知强到哪里去了！果然是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天不生美利坚，万古如长夜啊！
这种奴才说法就十分令人恶寒了。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到这些中国目田派的表态，恐怕也会十分纳闷：“我们美国人都不怎么感冒的这个陪审团制度，怎么把中国人给忽悠了？”
咦，难道美国人不应该对自己的陪审团制度引以为傲吗？
这事儿得从美国施行陪审团的历史讲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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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制度起源于英国，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开拓，这套制度在北美生根发芽，居然开出了比本土更艳丽的花朵。
在北美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陪审团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随着殖民者到来的制度，却成了王权的眼中钉、肉中刺。
1697年，德国伦巴赫的一个教师家庭又迎来了新生命，但孩子的父亲尼古拉斯·曾格对于当爸爸这件事却并不很开心，因为生活已经非常困难，再养一个孩子难上加难。
从他给孩子起的名字——约翰·彼得·曾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当时的心思应该不在这上面，不然不会起这么一个大众化的名字。
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名字将会传遍世界。
老曾格为养家而发愁，但“好消息”是他很快就不用愁这件事了，因为他没过几年就死了。
按理说老曾格的生活不该这么困难，伦巴赫和整个普法尔茨都是德意志相当富庶的地区，不说物华天宝，也是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但是老曾格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点儿倒霉，9年战争与西班牙王位战争接连爆发，法国军队连连入侵普法尔茨，本来百姓得享生生之乐的伦巴赫，变成了战争下的焦土。
连番战乱，生活无着，一家之主又去世了，1710年，曾格一家无奈加入了“可怜的普法尔茨人”大队伍，移民北美去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彼时只有13岁的约翰·彼得·曾格成为了纽约州第一位印刷商威廉·布拉德福德的学徒，为期八年。
学成之后的曾格在纽约立棍，开了自己的印刷厂。
那个年代，为了反对殖民地官僚和英国议会的聚敛，抗税运动此起彼伏，整个北美大陆如同沸腾的锅釜，酝酿着比蒸汽机更大的怒潮。
曾格敏感地发现，当人民如此愤怒的时候，纽约州居然没有什么报纸能够表达人民的声音。于是曾格利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报纸，为大家发声。
纽约州的老百姓自然是人人喊好，可总督却不高兴了。总督威廉·科斯比爵士看曾格的报纸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科斯比一方面指控曾格“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和恶毒谩骂，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另一方面对曾格提出起诉。
但在陪审团制度下，一个人能否被提起公诉需要通过大陪审团的审核。大陪审团由当地市民组成。尽管总督怒不可遏，大陪审团却就是不起诉曾格。
当然，在那个年代的殖民地，总督还是权力很大的。大陪审团不配合，他就强行下令，让州议会起诉曾格。可州议员也同样不愿提出起诉。
恼羞成怒的科斯比这时候也不管民意不民意，体面不体面了，他从完全不经任何选举程序产生的总督咨询会议中找了几个听话的人，宣布代表“英国王室和纽约”起诉曾格。
如果真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审理，曾格怕是没救了。那时北美殖民地法律对诽谤罪解释不同于今天英美的司法解释，依照当时惯例，只要发表有损于当局的言论，就构成诽谤，至于言论内容真实与否无关紧要，法庭甚至把“越是事实，越是诽谤”作为通则。
但是，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曾格是否有罪，最终还是取决于陪审团的决定。只要辩护律师能够给陪审员一个法律的台阶，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英雄记者”送进大牢？
费城一位60岁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赶赴纽约，充当曾格的辩护律师。这位著名大状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陈述无可非议的真相乃是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只要不违背事实，就不能算作诽谤，只有“虚假的、恶意的和煽动性的”谎言才构成诽谤。
在结案陈述中，汉密尔顿更是直接向陪审团呼喊：“此刻摆在法院和陪审团诸位先生面前的，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私事；它不是你们正在处理的、仅仅事关一个穷印刷商或是纽约一地的事。不，绝对不是！它最后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统治下生活在美洲大陆的每一个自由人。它是一个最崇高的事业。它是一个自由的事业。我深信无疑，你们今天正直的行为，不仅会使你们赢得同胞的爱戴和信任，而且每一位热爱自由、反对奴役的人都会祝福和敬仰你们。”
演说引起了全场听众的欢呼，陪审团就坡下驴做出无罪裁决，曾格获得自由。曾格后来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英雄，汉密尔顿的辩护，也为他赢得了历史的美誉。
在当时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不只是曾格有这样的待遇，只要是这种敏感的政治案件，陪审团几乎都会站在被告的立场上。
而且那会儿的北美人民是真懂法，不管多晦涩的英国法律专著只要在北美发行，立刻就会被抢购一空，看了一肚子法律知识的北美老百姓热情满满地走进法院，承担自己的陪审员义务。
1772年，《英国法评论》在北美出版，到1776年北美独立，不到五年时间，卖出了2500部之多。
英国政府为了压制北美民众的反抗浪潮，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竟然下令在殖民地停止使用陪审团审案。
这项暴政进一步激发了北美民众的抵抗热情，恢复陪审团制度也成为了美国革命的口号之一。
从此，陪审团制度在美国几乎成了立国之本，是司法正义的终极象征，拥有了至高政治正确级别的地位。
之后美国不少政治运动中，围绕陪审团产生了无数的故事。2020年上映的新片《芝加哥七子审判》就讲了当年最有名的一次斗争。
1968年，美国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第35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反战组织申请举行和平抗议集会，申请被拒绝后，反战人士依然于会议当天举行了抗议。抗议活动中，他们与警方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有8人被捕。
这8人来头都不小，有黑豹党创始人之一鲍比·西尔，还有雅皮士艾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以及民主党青年领袖、《休伦港宣言》起草人汤姆·海登，时人并称“八君子”。
当时坐镇白宫的是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LBJ），作为《民权法案》的操盘手，他自然对起诉民权运动人士和民主党后生不感兴趣，案件在起诉阶段就已搁置。
但是，当时正值政权更替期，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新任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都是注重“法律与秩序”的强硬保守派。尼克松上台后，当局很快启动了对“八君子”的起诉，罪名是合谋煽动暴乱。
法官朱利叶斯·霍夫曼也对辩方抱有极大的偏见。他频繁驳回被告律师的动议、拒绝关键证人出庭，全程更是无视黑豹党领袖西尔的诉求，甚至下令法院法警将其在座位上捆绑、用布条塞口。
辩方决定派出骚乱期间在职的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出庭作证，但霍夫曼拒绝让他出庭，指他最初拒绝起诉众被告。
当法官和检方穿上了一条裤子，被告还有什么指望？
幸好，1960年代还是美国社会民权斗争意识较强的时期，反对越战的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大学生们接受了左派理念，高举着教员的画像，将学生运动推向高潮；NAACP（有色人种协进会）中的激进派与黑豹党则将民权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样的时代，进步阵营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在这场极不公平的审判中，陪审团站在了被告一边。哪怕辩方律师没有什么抗辩的机会，他们依然宣布：合谋暴乱罪名，不成立。
在民权运动与左翼变革高潮迭起的年代，陪审团成了进步人士在面对司法打压时最大的盟友。而随着描述这些庭审的文艺作品传遍世界，陪审团制度的光辉形象也深入人心。
电影《杀戮时刻》描绘了一个非裔工人父亲为自己被强奸女儿报仇的故事，最终在陪审团的帮助下，他被无罪释放；《造雨人》则写出了一个因大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而丧子的家庭如何在陪审团的同情下夺回正义。这些电影，都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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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撇除美国自由派文艺作品加给陪审团制度的光环，冷静审视这些文艺作品背后的历史，不难发现，陪审团制度能够实现正义的年代，都是在社会拥有较高变革热情的年代。很难说是陪审团制度带来了正义，还是本身社会的愤怒与温度带来了正义。
而美国作为过去200年最为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本身的社会氛围是相对保守的。在漫长的激情不燃烧的岁月里，陪审团制度究竟是不是老百姓的司法守护神呢？
得说一句，很多人不是喜欢从电影里找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光辉”嘛，可不知道是他们单纯地没看到还是选择性过滤的结果，反方向的影片从来没看他们提过。
在电影《失控陪审团》中，一名证券经纪人在儿子生日那天因枪击事件死在公司。两年后，死者遗孀控告枪支制造商维克斯堡，索取巨额赔偿，拥有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代理律师洛尔宁肯凭借个人经验选择陪审团成员，但还是接受与陪审团筛选顾问劳伦斯合作，因为此类控告枪支公司的案例胜少败多。
另一方面，影片中，枪械公司则聘请著名陪审团筛选顾问蓝金，他是一个技术高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律师。他成立了一个小组，通过技术手段对陪审团候选成员进行分析和选择。并战略性地选择自己的陪审团成员，以便使尽可能多的评审员在法庭上向他们一方倾斜。
这意味着更高的顾问费，意味着穷人没钱聘请陪审团筛选顾问，在这种制度面前天生处于劣势，这已经和陪审团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而控辩双方都希望通过筛选陪审团成员，牵制、影响、甚至掌控陪审团，这本身就已经是专业讼棍们对普通人的“霸凌”了。但陪审团成员呢？他们就那么无辜吗？
陪审员尼克参加陪审团的目的就不单纯，他看出控辩双方财力十足，于是决定在陪审团内部兴风作浪；尼克的搭档玛丽则同时向洛尔与蓝金发出信号，承诺他们出钱就可以控制陪审团。
在这么一个三方各怀鬼胎的局面下，案件走向崩坏。
一位陪审员说：“管那个律师播放多少温馨的家庭录影，我受的苦比那女人的值更多的钱。去他妈的法律，枪械公司就算买甜甜圈送M16，我也不在乎。”
试想，如果陪审团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把别人的追求正义视作追求金钱，因为自己在生活中也承受痛苦而不愿让别人逃离苦海，那么得出的审判结果该是多么的荒唐。
电影中还有一段台词堪称深刻，“靠证词求胜，那你已经输了！你以为陪审团在乎什么叫‘任意贩售’还是‘产品责任’吗？很多人连说都说不出来，懂个屁！你以为陪审团都是英明睿智？不，他们大多欠一屁股贷款，他们每天只想回家看有线电视，压根一个屁，也不管你所谓真理、正义、美式价值！”
在陪审员都不在乎价值的时代，大洋彼岸的中国公知们却言之凿凿陪审团制度能够体现美式价值，这不是开玩笑嘛。
随着法律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深，陪审团已经基本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如今法律的发展早就超过了常人的想象，常见的类别就包括公司法、环境保护法、刑法、教育法、就业法、劳动关系法、婚姻法、家庭法、政府承包法、健康事务法、房屋买卖租赁土地法、移民法、知识产权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海商法、国家安全法、证券法、税法、体育法、娱乐行业法、信托遗产法、宪法......
光大类就有几十个，如果小类就更数不胜数，同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同学很可能专精的领域完全不同，甚至同样主攻公司法的两个律师还有一个专精并购一个擅长融资的区别。
国际法院法官们很难就同一案件形成相似的观点，我们当然就更不可能指望随便凑12个人就可以接过一个海商法的案子来审理其中是非对错，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过去我们说隔行如隔山，现在行业之间的专业壁垒用喜马拉雅山来形容都不为过。
何况，在挑选陪审员组成陪审团的时候，律师倾向于挑选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因为他们好忽悠，“一旦陪审员表现出理解力，他就会被辩护律师请走”。这就进一步让陪审团对案子难以理解。
曾经在一次中美法官交流中，有中国法官问美国法官：“在诸位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发生过陪审团裁决与您内心判断不一致的情况？”美国法官纷纷摇头，表示这类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
合着陪审团跟法官总是“观点一致”啊……
美国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金融罪案定罪难度极高，就是因为陪审员根本听不懂这些亿万富翁到底犯了什么罪。逼得一些检察官只能在法庭上复读这些银行高管的年薪，以期引起陪审员的仇富情绪……
法律越来越难懂，陪审越来越枯燥，社会热情趋冷，老百姓再也不会热烈地去当陪审员了，陪审义务成了美国人避之不及的东西。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各地法院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陪审员荒”，很多民众特别是失业者，竭力逃避当陪审员。
一天上午，佛罗里达州法官罗伯特·罗森伯格约谈了80名陪审员人选，其中一半以上成功逃避了该义务，他们大多数的理由是：工作难求，经济拮据，若不去工作，把时间耽误在陪审上，一家老小就要挨饿受冻了。
候选人之一的护士切米勒·查尔斯非常干脆地说：“我老公7月份就从木材公司下岗，我现在成了家中唯一有工作的人，因此没法做陪审员。”
另一家宣传品制造公司的老板表示，因经济困难，他已经把员工裁得只剩3人，如果要他当陪审员，那公司就关门大吉了。
这样的理由，美国各地法官近来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他们表示经济不景气已经严重冲击到法院工作，迫使法院必须扩大陪审员挑选范围，以满足需求。
爱达荷州博纳维尔县陪审团专员拉妮·约翰逊法官表示，该县通常召集400人，从中选出参与两周审判的陪审员，但最近候选人数已扩增到500人。民众大多以经济困窘为由，向法官请求“豁免”。
比如，一位市民在电话中说：“我刚下岗，没有汽车，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能够送我到法院参加庭审。”另一位则称：“我连开车去法院的油钱都付不起了。”
拉斯维加斯地方法院碰到的理由，更是让人无法拒绝：有人称拖欠房贷几个月未还款，有的甚至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
其他地区的法官也有同样的感受。得州达拉斯联邦法院法官芭芭拉·林恩表示，他们的陪审员候选人中有很多正在找工作或为了工作而搬家，他们没时间来陪审。许多人还表示老板不再付薪水给当陪审员的员工。
甚至有人编了个段子，不要把你的案子交给陪审员，因为那是12个蠢到不知道如何避开陪审员义务的人……
如此看来，像开篇的那个案例，那才是当代美国真正的“少数”，属于“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了。
就像咱们前面说到，美国法官跟陪审团似乎总是“意见一致”；但明明陪审团时而进步时而保守，时而满腔正义时而蝇营狗苟啊。很简单，无论是法官意见，还是陪审团意见，都是跟着社会情势随大流的，整个美国社会正义缺失的时候，指望陪审团主持正义，属实是缘木求鱼了。
而那些热闹地为陪审团制度鼓吹的中国人嘛，只能说，他们不过看了几部电影，没体会到美国实际的温度；其实，他们电影看得也不够多，不挺乃至是差评陪审团制度的美国电影，那是一部也不看啊。
参考资料：
杨阳：盘点陪审团制度的弊端——评《失控的陪审团》
中青网：美国人逃避陪审员义务
革命历史：美国黑豹党55周年纪念——对于今天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