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近年来，在公检法机关和文物行政部门的有力打击、严密防范下，文物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受暴利驱动，文物犯罪仍然时有发生，并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困扰办案实践。9月5日，红星新闻从最高法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2022年9月5日发布。
↑2022年9月2日，观众在苏州观赏意大利文物展览。资料配图 图据ICphoto
惩治文物犯罪有了最新法律意见
文物犯罪案件的管辖进一步明确
据介绍，《意见》强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和加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文物行政部门依法惩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切实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安全。《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明确对相关妨害文物管理行为的认定。《意见》明确，针对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包含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部分实施盗掘，符合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的，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并明确了“多次盗掘”的认定标准。针对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不可移动文物未遂，同时构成其他文物犯罪的情形，《意见》明确择一重罪论处。《意见》还立足办案实践，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和倒卖文物罪中的“以牟利为目的”的认定，作出了指引性规定。
二是进一步规范涉案文物认定和鉴定评估程序。《意见》明确就涉案文物是否属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特定类别的不可移动文物，是否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及有关行为对文物造成的损毁程度和价值影响等事项，均可以进行认定和鉴定评估，并要求鉴定评估报告应当依照《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格式文本出具。
三是进一步明确文物犯罪案件的管辖。根据《意见》规定，文物犯罪案件的犯罪地既包括工具准备地、勘探地、盗掘地，还包括涉案文物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加工地、储存地等，以解决实践中“由物及案”的管辖难题。同时，为有利查清事实、提高办案效率，《意见》还就妨害文物管理犯罪案件的并案处理作了规定。
四是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见》规定，对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者可以依法认定主犯，以全链条打击文物犯罪网络；对有文物违法记录或犯罪前科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相关犯罪的，可酌情从重处罚；对具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情形的，依法从宽处理。同时，《意见》还要求做好行刑衔接工作，全面打击文物违法犯罪。
明确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未遂的认定
针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名的具体适用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实践反映的突出问题，对该罪的适用作了两方面完善。
一是进一步明确“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范围。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具体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对于盗掘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部分，应该如何定性存在认识分歧。
对此，《意见》规定，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中包含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部分，也应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犯罪对象；且盗掘对象是否属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应当根据《文物犯罪解释》第八条、第十五条作出认定，即不以已经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为限。
二是明确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未遂的认定。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一直是打击的重点和难点。据统计，2017-2021年，全国法院一审新收各类妨害文物管理刑事案件共计3058件，其中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刑事案件占比超过80%。实践中，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未遂的情况多发，危害性不容忽视。
《意见》明确，对于以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为盗掘目标的等盗掘未遂案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负责人表示，地下文物交易涉及的相关罪名主要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倒卖文物罪等。实践中，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及倒卖文物罪中的“以牟利为目的”等主观要素的判断，一直是难点问题。据介绍，为更准确地适用上述罪名，《意见》明确，对是否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获利情况、文物外观形态、交易价格等多个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具有特定联络交易方式、逃避或者暴力抗拒检查、文物犯罪前科等情形，行为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认定倒卖文物罪中的“以牟利为目的”，可以结合行为人的从业经历、违法犯罪记录、交易情况、文物来源等因素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北京报道
编辑 余冬梅 于曼歌